最近没有上班，在家无事又看了看资治通鉴。我读书的习惯不是特别好，跟我吃饭的习惯一样，喜欢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去看。在二十四史中，尤其喜欢汉史与宋史。两个朝代的历史，对两汉与两宋交替的阶段比较偏爱一些。说起两汉，必然绕不开一个人。此人是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王莽，也有人说他是从现代穿越回古代的改革家，首个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总之，关于王莽的史料典籍贬多褒少，甚至王莽与他的新朝成了史家眼中的笑话。的确。王莽活着的时候，做了很多不着调的事儿，但是王莽惹人啼笑皆非的背后，更令人值得深思。一位读书会的朋友，在聊起王莽那段岁月，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当社会矛盾激化时，儒家狗屁不是。一、王莽处在两汉交替时期，西汉与东汉都叫汉朝，实际上是两个朝代。只不过皇室姓氏一脉相承罢了。两个朝代更替，必然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刻。王莽此时篡汉，虽说窃取了汉家刘氏的家产，但也承受了西汉末年种种社会矛盾。如果把王莽看成一个投机分子的话，他相当于用极低的金钱，收购了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但王莽不像一般的商人，他继承了企业的资产，同时也承担了所有的债务。不像那些无良商人，过去的债务一笔勾销。西汉末年的社会矛盾是什么？最致命的是，豪强地主在地方大搞土地兼并以及奴婢买卖。两样矛盾又可以看成一则矛盾，它们所带来的直接危害是导致西汉国库处赤字，农民赤贫。因为土地被豪强地主兼并了，农民没有土地耕种，朝廷就无法得到充足的赋税，进而造成国库长期空虚，农民流离失所，只能卖身为奴。最终，导致西汉末年民穷国虚，流民四处，各地起义不断。那些贵族阶级已经到了“过把瘾就死”的状态，对于社会矛盾熟视无睹，极尽所能穷奢极欲。老百姓没地种，没有饭吃，贵族家的马匹因为吃得太撑，还要专门上街遛马。这种社会不出问题真是奇了怪。在贵族夜夜笙箫，过着活一天少一天的日子时，有位圣人出现了，他就是王莽。王莽并不像史书说得那样不堪，在发迹前做了很多好事，而且都是大好事。即便是他取代汉家天下时，也没有急于追求享乐，而是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力图化解西汉社会危机。比如他的“王田制”，要求全国土地都要收归国有，按照每八口男丁分亩土地的标准，对汉朝耕地进行重新分配。同时，提倡人权至上，要求汉朝境内停止奴婢买卖。王莽的改革放在今天来看，比封建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伟大，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危机，但最终因为豪强地主的集体反对，导致以失败告终。王莽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否认王莽所提出的改革措施的合理性。王莽不是败在改革措施的问题上，而是败给了旧贵族的集体反对。当时，那些地主阶级轻则不执行王莽的措施，重则直接扯旗造反。但造反的地主贵族都被老百姓镇压了，说明王莽改制还是很得民心的。儒家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言外之意，得民心者得天下。王莽深知这一点，他从一开始的种种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赢得民心。但是王莽忽视了一点，在社会矛盾激化的西汉社会，儒家的德教无异于隔靴搔痒。由于尝到了儒家的甜头，王莽已经被儒家那套理论彻底征服了。他太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整天醉心于“托古改制”，把治理社会的药方押在道德教化上。也可以说，王莽已经中了儒家的毒。作为西汉著名的儒学大师，王莽为了身体力行儒家思想，他四处宣扬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儿子误杀了人，他亲手弄死过儿子和侄子。代价有点大，但是回报也是丰厚的。王莽成为封建历史上，唯一一个兵不血刃实现改朝换代的皇帝。不管王莽是否出自真心，但他的言行无不体现着一个儒家大圣的身影。即便时刻以儒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王莽最终还是落得兵败身亡的结局。王莽的死，说他滑稽搞笑也好，沽名钓誉也罢，但引出一个疑问：儒家那套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地方有用，什么地方没用？二、西汉的社会矛盾尖锐，矛盾的背后是需求。社会矛盾激化，说明有人已经不满足于现有的需求。皇族的人都想过把皇帝瘾，地主都觉得自己的地产不够多，而这些都是人类内心贪婪的一面。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实则是对人性的限制。但是不忘了仁义道德是不可能对人性造成震慑的。真正能够限制人性的是秩序，也可以说是法典。仁义道德不但不能限制人性，反而需要秩序来保护它。西汉末年，社会动乱，人心骚动，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其低下，在这种秩序崩坏的前提下，朝廷那套法典是没有用的。地方豪强要的不是社会美德，而是对财富和权力更大的渴望。这一幕与周朝末年，礼乐崩坏是一样的。周礼曾经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邦国，而在周天子对地方失去绝对的控制权时，剩下的只能靠诸侯王的自觉。周礼是道德起源，连周礼都无法挽回社会衰败的危机，王莽又何德何能。王莽的问题根源在于他过于理想化。一个社会当法典都无法对人起到震慑力时，你哪来的勇气指望道德力挽狂澜，依靠仁义道德说教的方式净化社会风气，提升人的品质。这也是孔子和儒家为什么得不到重用的原因。有时候，我们总是替孔子和儒家打抱不平，以为孔子和儒家如此厉害的学术，却在诞生五百年里始终得不到重用。反过来思考。今天的人一定比春秋战国的人聪明吗？五百年里，大大小小的君王换了一批又一批，难道他们都是昏庸的吗？我认为不是那样的。恰恰相反，是他们看到儒家文化里致命的缺陷。强调民贵君轻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儒家是周礼的翻版，在当时已经是过时的学术。好比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再提倡宋明理学那套“三纲五常”“失节事大，饿死事小”，或是要求妇女裹小脚，你觉得合适吗？再一个原因是，在孔子的年代，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道德是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周朝人提倡道德，周朝取代商朝难道是用道德教化，让商纣王自觉投降的吗？显然不是。人类社会是日趋于文明的。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讲诚信，有的人会认为是道德教化的结果，实则不然。九十年代左右，拖欠农民工的风气极为猖獗，而现在越来越少了。本世纪初，很多假货遍布大街小巷，现在也少了，哪怕有也得是精仿的。这一切美好的得来，都是重典治乱的结果，该抓得抓，该判的判，该曝光的曝光，所以他们才不敢拖欠工钱，才不敢明目张胆卖假货。绝不是那些品质恶劣的人良心发现，被道德感化了。三、我向来不太相信所谓的公德，道德更多的是个人私德的问题。所谓公德是一种秩序，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法律的震慑。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多少少有些说大话，最多说对了一半，用来自我约束，修身齐家是可以的，治国平天下多少有些夸张了。马首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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