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的影响
礼仪之争的发生以及我国实行禁教政策，使得一时间传教士在我国的活动急剧减少，传入我国的西学明显减少。“西学东渐”说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面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倡导学习西方和固守传统的士大夫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论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又再度流行。
、一、“西学中源”说的复活
鸦片战争后，最先论证“西学中源”的是邹伯奇，他认为西方的历算以及力学、光学等均出自《墨子》，提出了西学西法“尽其伎俩，尤不出墨子范围”的新论。张自牧也秉持这样的观点：“今西国格致分十五家，其覃精研思，考验真实皆卓然可观。其源多出于《墨子》及《关尹》、《淮南》、《亢仓》、《论衡》诸书。”从而对光学、电学、气学等进行论述，认为这些西方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
由此推论“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诸中国载籍之外”。而清末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和刘岳云的《格致中法》的出版，更是为“西学中源”说的复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仁俊是著名的经学家俞樾的弟子，他在维新变法思潮高涨的年写了《格致古微》，其目的是：“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辩，大中外之防。”王仁俊从中国典籍中收集了多条资料，还对之前的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张自牧等关于“西学中源”说的种种论断进行了梳理，更从古文中收集了人们鲜知的资料，从而论证西方天文学、算学、医学、地学、光学、声学、矿学、化学、热学、电学、植物学，甚至是西方的文字学、绘画、政治等都源于中国。王仁俊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士大夫广泛的支持，该书被评论为“撷泰西之菁英，熔中土之模范”。所以该书一印再印，是清末代表“西学中源”思想的典型代表作。
除了王仁俊之外，刘岳云也是“西学中源”说的积极拥护者。他的《格致中法》一书在挖掘中国传统科技材料和比较中西科技知识等方面都精深于王仁俊的《格致古微》。洋务派领袖奕在反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还用“西学中源”说作为依据：“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法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清末的黄宗羲甚至更进一步将西政、西教也认为是源于中学，黄宗羲曾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
除了上述诸人之外，清末还有一位“西学中源”说的积极拥护者，那就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中就多次将“中学”与“西学”逐一比附，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学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
同时：“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此气学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此电学之出于我也。”
从中可以看出，郑观应也完全是将西方的一切科学技术都说成是源于中学。而且他还提出了西学之所以优于中学，是因为“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想象力之丰富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