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时期，“壬寅学制”的影响，用学术理论来解释，该怎么理解？——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古今中外的哲人都重视道德高于知识，古今中外的教育也以道德为中心，因为道德与人的福祉密不可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诬也。道德的本源是内发的，而不是外铄的。发扬人内心的道德本源正是教育的主要责任。
从美育来说，王国维认为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美的事物则让人忘记自己的利害而进入高尚纯洁之域，这种快乐也是最纯粹的快乐。
孔子赞叹曾皙“沐于沂”的快乐，希腊哲学家重视音乐，近代西方教育家重视美育都是这种原因。美育能使人感情发达，达到完美，也能成为德育与智育的手段。王国维由此成为最早揭示美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影响了蔡元培、梅贻琦、郭秉文等一批后期的教育家。
从严复开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已经有了培养德、智、体兼备的国民的思想。王国维将其进一步深化，将精神教育的知情意合为一个整体。他认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时，知道应该这样做就是“知”，想这样做就是“意”，做事期间又有酸甜苦辣的“情”相伴，三者不可分离。
落实到教育过程德育、智育、美育也不能分离，三者并行则能够达到真善美，在配合身体训练就能成为完全的人物，从而实现教育的宗旨。
胡正强等人认为：“王国维的教育宗旨说具有现代教育上的意义。其思想高于洋务和维新的地方在于从哲学上完全接受现代思想，并且在此指导下，提出人格的全面发展，个性的自由发展问题，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忽视人格发展，泯灭个性自由的弊端”。在此，已经看不到经学的影子，经学“化民成俗”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尽管晚清思想家对教育宗旨都有超前的论述，但反映官方教育理念的学制对这些思想并不热心。晚清的“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是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学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科和课程设置，对经学教育的影响也意义重大。
“壬寅学制”的宗旨及其对经学教育的影响
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修订了一系列学制文件，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这些章程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是农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
张百熙在奏折中提出：“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亦时势使然；第考其现行制度，亦颇与我中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
尽管张百熙将这一学制系统与《礼记》等古代典籍进行了比附，但是从“壬寅学制”的具体设计来看，对日本等国家现代学制的学习则更加明显。
从学程设计来看，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三年，大学堂三年，此外还有不同阶段的实业学堂，和最高级别的大学院。传统学制系统只有笼统的“小学”与“大学”的分类。
“壬寅学制”中的学科分类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也不同于传统教育中的分科类型。这些改变使得新的学制系统规划具体的经学学习过程变得非常困难。后张百熙以偏护新学遭到诽谤，张之洞等重臣针对这一学制提出了诸多批评意见，最终这一学制并未实施。
从“壬寅学制”的宗旨来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节就强调：“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一教育宗旨贯穿于整个学制系统，从蒙养院到大学堂一律遵行。
鉴于清政府的统治需要，且科举制度尚未废止，在新的学制系统中如何安放经学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设计。
比如中学堂有修身、读经、算学、词章等12门课程，修身以《论语》、《孝经》之旨趣，授以人伦道德之要领；读经则分别在四年中学习《书经》、《周礼》、《仪礼》、《周易》，相比传统教育中《周易》、“三礼”每一课程长达三年的学程，显然这一安排在经学的学习时间上大大压缩，学习的效果自然难以保障。
随后颁布的“癸卯学制”虽然对经学内容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设计，但是大大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年限，整个学制长达二十余年，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预示着经学教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系统与现代教育系统融合过程中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只是单纯地进行相互嫁接，显得不伦不类，难以持久推行。
癸卯学制
“壬寅学制”颁布以后，课程科目繁多，课程任务难以完成成为最大的弊端。群议纷起之时，担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荣庆邀请被称为清末“通晓学务第一人”的张之洞会商新学制。
张之洞对教育宗旨进行了重新提炼，他认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今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弈之意。”
这一教育宗旨还是“中国经史”为本的“中学”加上“西艺”的“中体西用”旧说，其意义在于从《劝学篇》的思想呼吁终于走到制度落实阶段。
“癸卯学制”是晚清学制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制定了《学务纲要》这种总的纲领，而且针对不同学制阶段确立了更加详细的章程。幼稚园阶段有《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高等教育阶段增设了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通儒院等各种机构，为“壬寅学制”增添了很多补丁，为经学更好地融入新的学制系统进行了通盘考虑。
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差异
与“壬寅学制”相比，“癸卯学制”对于学制的每一个阶段都确定了相应的培养目标。蒙养院主要在于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心智，远离恶习，习于善良。初等小学堂在于启其人生应有的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高等小学堂在于培养国民善性，扩充国民知识，强壮国民身体。
普通中学堂为进入各类实业和升入高等学堂做准备。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做准备。大学堂附设通儒院，主要为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总的立学宗旨和各类学堂的具体培养目标，建立了完整的教育宗旨系统。
“癸卯学制”的制定考虑到科举与学堂的关系。张之洞等人认为：“递减科举，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一节，使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自丙午科开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待各省学堂办齐以后，再停止科举学额，统一由学堂考取。”
学制设计过程中已经看到新式学堂中课程设置的中心由传统经史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转变，这些造成了科举取士的课程结构对新式学堂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学制的推行使得西方学科建制融入到中国的教育系统，从客观上为科举制度的废止做好了铺垫，进而导致经学教育融入现代学科模式。
“癸卯学制”将“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作为全国学堂的总要。并在每一个学制阶段都为经学教育留下相应的空间：在大学堂阶段设立通儒院，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
学制制定者认为外国学堂都有宗教一门，中国的经书即是中国的宗教。如果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所以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必须诵读经书。
结语
总的来说，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现代学者认识到西方宗教在化民成俗中的作用，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学者则主张以经学代替宗教。这些代表国家意志的学制制定者将这一观念渗透至“癸卯学制”的制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