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一号宫殿是目前为止大部分考古学家认可的夏代遗址，也是现在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块夯土宫室遗址。从斜坡台阶到每个柱洞分布的状态，配合稍微晚一点周代古籍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还原出夏代宫室的模样。我们发现夏代宫殿建筑的方式和后来周代留下的文献记载，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出入，让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解读考古平面图上的意义，画出应该还蛮可信的还原图。这显现了从夏到周在建筑形式上一个非常明确的承传关系。夯土技术与宫室建筑传统中国建筑，有一种特别的模式，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堂间建筑”，现在反而是在日本保存得最完整。堂间建筑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筑的重量靠复杂的屋顶结构跟梁柱来支撑，相对地墙壁完全不承重。一套完整的梁柱结构就撑起了一块空间，那是“堂”，建筑由这样一个一个的“堂”组合起来，所以是“堂间”。如果去过日本京都观光旅行的朋友，应该有人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叫做“三十三间堂”，它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个建筑最引人注意的重点，那是由三十三间“堂”一路排开形成的长屋。因为墙都不承重，所以这三十三间的空间可以全部打通连续展开。在那里就摆放了非常可观的九百九十九座的观音像，这是“三十三间堂”迷人、吸引人的地方。而如果没有堂间建筑，就不可能打造出像“三十三间堂”这样的空间。堂间建筑不只是隔间不承重，外面的墙也通通没有承重的功能。所以日本的传统建筑，就可以将所有的都墙拆下来，彻体通透。建筑与庭院之间，可以完全没有墙壁隔绝，人坐在屋内廊中，就直接面对庭院，而产生了这种非常特殊的空间美学。这样的堂间建筑才制造了今天日本的“和式”风格。这样一种和式的风格，内外之间没有绝对的隔绝，屋里的摆设和屋外的庭院形成非常巧妙的连续性的呼应，这也是日本建筑和居住美学，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堂间建筑和日本的和式建筑里，我们一般认为的墙是可以统统都拆掉的。因为不需要由墙来承重，所有的重量都是在梁柱上。这种建筑原则竟然可以远溯到夏代。堂间建筑样式和夯土有关，为什么能够盖这样的房子，就是靠夯土，夯土把柱子牢牢地夯进一层层非常坚实的土里面，柱子才可以站得那么稳、承受那么大的重量，而不需靠墙来承担。如果不是配合夯土来立柱子，如果柱子承重有限，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文明的发展，一定很快就会动起让墙来承重的念头了。这种宫室建筑样式从夏代开始一脉相承，持续发展，到了商代，我们看到从小屯挖出的遗址，夯土层上留的柱洞有非常复杂的排列，而且有深有浅，我们就可以判断应该是从这里站立起不一样粗细、不一样高矮的柱子，建筑物的表面与内部空间，有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再下来，就从一间宫室变成了宫室群。小屯就曾出土一批宫室群，所有的宫室空间就连成面积惊人的一大片宫室群、宫殿群。周代的建筑风格和夏、商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周考古遗址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后来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宫室建筑标准的空间安排和分配。包括其方位走向，各个建筑主体联络、转弯的方式，以及所围出来的空间形状。这套规范最晚到西周就已经确立了。中国的宫室建筑从夏朝开始奠定基础，有一些根本的元素没有巨大的改变。从出土的门轴石来看，我们就认定当时已经有了门，而且不是推拉门，是有门轴的转动门。那时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承溜的设计，能够让屋顶的水汇集在一起，然后流到地下去，不至于在屋檐下成为让人困扰的滴水。宫室建筑的神圣性不过有一些东西后来改变、消失了。在夏、商的宫室建筑中，一般都有“奠基坑”或是“奠基石”。在很多宫室遗址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类似的现象。陕西扶风出土的“奠基坑”相对比较温和、比较人道，里头埋了大概有四十条狗。郑州商城有一个奠基坑是最恐怖的——许多和商朝有关的现象其实都蛮恐怖的——里面埋了四个人，年龄大概是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据后来的研究推论，这些人绝对不是死了之后才被埋下去的。那把活人埋进到奠基坑，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必然也有它特殊的功能。从宫室建筑里的奠基坑，让我们了解到在那个时代，夯土的进行应该带有某种的宗教上的神秘意义。伴随着夯土的进行也一定是要有特殊的仪式，而且显然是需要用到“殉”的仪式，需要以生命作为奉献。商朝遗址郑州商城的奠基坑就用了“人殉”。甲骨文里面有很多关于“人殉”的记录，数字最大的牵涉到两千个“人殉”。商人真是大手笔，可以一次以两千人为“殉”，我们不敢说商人是否真的那么残酷，但我们确知夯土会用到“人殉”的仪式。农业发展、工具精进带来这个循环：透过战争、掠夺，把别的聚落的人抢回来，有了足够多的人，就可以筑墙；筑了墙，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别人没办法攻击你，你就可以更无忌惮地去侵夺更多的聚落，绑回来更大量的人力，做更多的事。要维持这个循环，涉及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你要能从奴隶身上榨取出劳动力，更要能够有效地管理奴隶。在这个脉络下，奠基坑的现象比较容易说明。奠基坑是对于实际执行夯土工程的奴隶，进行巨大且实质的恐吓，以死相吓。它显示了奴隶主取夺奴隶生命的权力，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生命控制在我手中，你们乖乖筑城才能够活下去。这也部分就解释了为什么要有祭坛，以及为何夯土也运用在祭坛上。如果就商朝的例证来看，祭坛最重要的目的是祭自己的祖先，是要展示：我能够打赢你，所以你就应该听我的。我们之间谁强谁弱，是由我们以外的一个超越的力量来决定，这个超越的力量比我们任何人都要来得更大，在另一个领域里，我的祖先比你的祖先强——我比你强，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你就不要妄想有一天，你有机会可以拿我怎么样。夯土必须运用庞大人力，它的人力来源和掠夺的奴隶有关，因而夯土也就具备了高度社会区划的象征意义。祭坛援引祖先的超越权威，展现给在这里筑坛的奴隶人口看，作为驯服他们的重要手段。宫室建筑也不只是有财富有权力的人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中间还带着非常强烈的炫耀、威吓的意思。宫室建筑必然是稀有的，又必然是难以建造的。我们看到出土的宫室建筑基址几乎都是方正的，中国人很早就注重方位，因为方位牵涉到祭坛的一个功能——“授时”。授时是和农业有关的季节推衍观察，作用在于估计农作物什么时候播种最好、什么时候除草最好、什么时候收成最好。要能够授时，把这个对的时交代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真正依赖的其实并不是祖先，或者是神鬼，而是透过方位观念来掌握季节的变化。在甲骨文里面有一种官，它的名字就叫做“授位”，商朝最晚到武丁的时候，朝廷里面就已经有专门管方位的人。要测出精确的方位，并在上面立起严格的几何形状建筑，这个难度是很高的。而且宫室建筑要有非常严密的夯土基础，才能够让柱子立得稳。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木头已经彻底消失、腐蚀，完全不见了，可是柱洞却在地底下留存了几千年，到现在出土时仍然清楚明白，我们就可以想见那种工程的严谨程度，而且我们可以从出土柱洞还原出当时柱子惊人的承重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让宫室建筑和一般人所居住的地方拉开距离，两者之间要有一段可望而不可及的巨大的距离。大型聚落与城墙林立铺陈了这样的脉络，让我们再回头谈城墙。一旦有能力进行夯土，有能力筑夯土墙，就可以给自己的聚落带来较高的安全保障。不过夯土墙也就隔出了清楚的聚落界线。古籍里其实留了很多线索，只是过去缺乏考古资料的提示与佐证，之前的人就很难沿着线索复原古代的原貌。例如说“邑”这个字，《论语》里面有“十室之邑”的“邑”，在古文献中颇为常见，很多古代的地名都有这个字。跟夏朝有密切关系的地名多有“邑”，例如说安邑、西邑夏。后来周人曾经一度把商人称之为叫做“大邑商”，那个时候周国力衰弱，必须讨好商人。“大邑商”显然是一种尊称。“邑”指的就是“聚落”，所以刚刚提到的《论语·公冶长》里有“十室之邑”的说法，“邑”不会是一个大单位，邑就是居住的社区单位。不过《周礼》中有对于“邑”和“都”的区别，有王跟王室的，叫做“都”，没有的叫做“邑”。所以显然“邑”和“都”有相似之处，只在于是不是有王室居住来作为区别。我们再看，古书《尔雅》里有这么一句：“邑曰築，都曰城”，过去从字面上解读很牵强，很难明白这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今天配合考古就发现，其实清清楚楚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尔雅》留下来的是比较古远的说法，这六个字指的是：如果要成为一个“邑”，要先“筑”，筑就是夯土的配备，换句话说，先筑了夯土墙，才能够成邑。如果要构成一个更大的“王都”，那么墙的规格要求就更高，需要有完整的“城”。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个“邑”字呢？过去我们想象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夏、商、周三代，一般都援用后来的情况，把它们想象成为众多乡村聚落散布各地，再由一个巨大的中央朝廷来统治。可是考古遗迹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夏、商、周三代的聚落居住形式，那个城墙的比例远超过于这样的想象。依照目前考古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三代应该是存在着城墙林立的特殊景观。在战争和农业掠夺的快速变动的环境里，原本分布在黄河流域到长江以北的这块区域的众多部落，在几百年间因应调整着。大部分的聚落必须扩大到可以筑城的规模，才有办法安全地生存。因为任何的因素无法筑城自保的聚落，财产就被掠夺、人就被抓走去帮别人筑城，变成别人的奴隶了。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在筑城，一个普遍城墙化的时代，或者用苏秉琦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方国形成”的时代。原本分散的聚落如今一一地造起了城墙，形成一个一个的“方国”，松散、众多的聚落，开始进行集中组合。依照古籍的提示，大概从商代开始，中国的聚落组织形式就有了大幅度改变，幅度最大、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出现了以“城”为中心的比较大型的聚落，进而构成较大型的区域单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形式是“满天星斗式”的，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形式。而依照历史学家宋镇豪先生的计算，上古时期这块地域的人口，在夏朝大概两百多万人，到了商朝时大概是五百万人。他是以比较完整的几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像半坡、姜寨等作为基准去推算的，按照一个人约占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分布空间的标准来推算的。让我们如此假设，这块区域在夏朝之前约有一百万人口，分散在类似半坡、姜寨的聚落里，每个聚落平均大概有两百个居民左右。也就要有五千个聚落分散其间。夏朝的出现也是中国国家的出现，促成了地理上面巨大变动。一个只有两百人的聚落，是没有能力筑城的，也就不可能保卫自己。农业兴起了之后，在战争与掠夺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开始集中。假设这边有一个聚落吞灭了相邻的聚落，借着掠夺来的人力，有办法筑起一座城。别的聚落害怕了，就选择过来依附，取得进入城内获得保护的权利，所以这座城就变得更大。类似的状况在各地发生，所以聚落的数量大减，分布形态也变成以城为中心的一种点状的分布，每座城外围有一片暧昧的空间，残留着一些没有加入别人，也还没有被征服的聚落，它们和邻近不同的几个城，都维持着友善和平关系。这样的新模式促进了各种新石器文化间的联络与影响，但也产生了高度紧张和高度竞争的互动。或许就在这种状况下，出现了三个规模最大的系统夏、商、周，它们的宫室盖得最大，城墙盖得最高，以至于它们能够掌握到的人力也最多。这是到目前为止，透过考古资料，我们对于中国国家组织起源的一种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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