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著
作者介绍
陈志武，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默顿·米勒奖得主。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等作品。
引言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个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GDP”论，成为只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在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1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图1所示，从公元前年直到公元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还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美元（以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年，大约为美元，至19世纪末期回到美元，年落回原点—美元！4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个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还是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唯一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什么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5为什么会有如此“狂言”？其逻辑还是在于“生产率”这一度量人类进步的单一尺子！
在1.1万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植物与动物年复一年重复耕种、饲养，即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在之后的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5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定居农耕肯定优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可是这个结论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弃游猎生活，仍然认为原始狩猎是上策！
戴蒙德谈道，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均身高明显下降，游猎时期女性平均身高为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1.53米！男人原来平均1.75米，之后平均不到1.65米！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6之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18~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一直关照，浇水施肥、防范害虫，然后才收割，一年到头天天忙碌。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者，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第二，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这说明，那些多增加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提升人均产出，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至今还没醒悟—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7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8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Mokyr）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9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10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列举更多悖论了。人类为什么在过去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11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10万人中平均有人死于凶杀，12也就是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艾斯内尔（Manuel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10万人有31人死于凶杀；到20世纪，每10万人有0.8人死于凶杀。13在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10万人有1.5个左右死于暴力。14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最极端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己。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16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1.5场战争；到18世纪，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0.7场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中，只有不到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18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10万人中大约有人死于战争；到16世纪，这一数据降到人；到20世纪，下降到60人；而到21世纪的前8年，更是降至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99.94%！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的。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很难找到，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世纪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10万人中有人死于饥荒；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数据降到82人；20世纪70年代，降到8.4人；—年，每年每10万人中只有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在一个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99.65%！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极端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年，全球有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万死于旱灾，0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年，全球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年灾害死亡人数的1%，其中只有77人死于旱灾。20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最后，可以从统治者面对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进展。一方面，对于年前或更早的普通人暴力死亡数据，没有系统记录可用，但一些社会关于皇帝和国王的生平包括其如何离世的记录还是能找到的，因此，基于这个特殊群体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大致能看出文明化发展趋势，因为一般社会里老百姓面对的暴力风险与皇帝、国王的生命安全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也应当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是一个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艾斯内尔收集了公元—年间欧洲45个王国、个国王的离世方式数据，21以1个世纪为基本时段计算其间国王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概率，他发现：公元7世纪时，欧洲国王每年有2.5%的概率死于非命；到13世纪，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降到0.85%；15世纪，这一概率降为0.52%；到18世纪，这一概率更是降至0.19%。因此，欧洲在那年间，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92.31%，这说明虽然那期间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可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程度上升了12倍，靠暴力夺得统治权的占比越来越低（尽管那个时期，除18世纪的英国外，欧洲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建起现代民主国家）。
笔者和林展对中国自汉代以来各皇帝的离世情况进行过量化研究，22时间跨度为公元前—公元年。由于其间多数时候中国总体是统一的，所以君主数量远少于欧洲（尽管时间跨度比艾斯内尔的样本几乎长1倍），共有个政权、个皇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自汉代开始，一直上升，中间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北魏、隋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一年中有7%的概率被人害死（比同期欧洲国王的2.5%高出很多）；不过，自唐朝开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有所下降，到元朝、明朝上半叶，降到3%左右；至18—19世纪的清朝达到最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在0.5%上下。所以，自唐初以来的年间，尽管中国的生产率没有变化，但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92.86%，这说明政治文明通过积累经验改良，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当然，如果跟西欧比，还是差距明显。剑桥大学生物统计所把一年死亡概率超过0.6%的场景定义为“大战场”（maj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