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发现的简单回顾
秦文化的发现和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基本同步。30年代国立北平研究院为了探索周、秦二族文化派人赴陕西调查，苏秉琦先生主持发掘了宝鸡斗鸡台的屈肢葬墓，首先接触到了秦文化，虽然没有直接命名，但已将它与其他性质的文化区分开来。这是严格意义上秦文化考古工作的开始[1]。
50年代至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西安半坡、长安客省庄、宝鸡福临堡、宝鸡秦家沟等地发掘了一些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秦墓，已基本能够理顺它们之间的年代先后关系。此外，还调查了雍城、栎阳、咸阳故址，确定其地望，并作了一些试掘。这一阶段属于资料的积累时期[2]。
70年代至80年代初，重大发现接踵而至:兵马俑坑举世瞩目；云梦秦简令学界沸腾；雍城陵园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秦国都城的真面目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开始显山露水。中小型墓葬的发掘全面铺开，雍城南郊高庄和八旗屯墓地尤为重要，为后来秦墓的编年工作奠定了基础[3]。
80年代研究成果累累:一些学者开始总结秦文化的特征；墓葬分期亦由粗到细；人们为屈肢葬的含义争论不休；关于秦文化渊源的讨论也变得异常激烈，并导致了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西周秦文化遗址和墓葬的发掘[4]。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历经十载，最后“揭椁”时，新闻媒体鼓噪一时，但留给大家的是大量文物被盗的无限缺憾。整个80年代，发现的狂热已经让位于冷静的理性思考。
90年代，研究趋向专门化，在金文、陶文、城市、陵墓方面相继有专著问世。田野工作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了宝鸡益门村秦墓的发现[5]；在陇县店子村和咸阳任家嘴、塔尔坡发掘的秦墓[6]，除了可以印证以前的分期，还为分类分区提供了依据。考古报告的完善，使个案研究成为可能。近年西安北郊相家巷有大宗秦代封泥面世[7]，可望在秦代职官、地理研究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
二当前秦文化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
1、关于“秦文化”的概念问题
这里所说的“秦文化”，指存在于一定时间、分布于一定空间，主要由秦族秦人及相关人群创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包括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总和及其所反映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
秦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如果把起源阶段包括在内，其年代上限或可追溯到商代晚期；如果把消亡阶段也考虑进去，其年代下限或可推迟到西汉早期。秦文化的分布区域有一个自西向东、自小向大的发展过程:西周时局限在渭河上游、陇山以西的河谷地带，春秋时扩散至整个关中地区，战国中晚期以后开始遍布全国。
秦文化和秦族秦人有着复杂的辨证关系。并非所有秦人使用的文化都属于秦文化，例如战国末年以后，关中秦民中有的迫于苛政亡入周边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混居在当地人中间，“以夷变夏”，使用着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和关中有很大区别，如同汉武帝时投靠匈奴的李陵已“椎髻左衽”。有些非秦人使用的文化反倒可以归入秦文化的范畴，如在陕西户县宋村和南关发现的春秋早期酆国王室墓葬，青铜器与同时期陇县边家庄秦宗族墓地所出酷似，属于同一文化。因此，不能简单认为秦文化就是秦族秦人文化。
界定秦文化的首要标准是文化特征，而非时间、空间、国别。秦国建立于公元前年，灭亡于公元前年，但秦文化并不与之同步。秦国版图不断扩大，在新占领区往往既有秦人、又有本地居民，遗存面貌也驳杂不一。例如公元前年秦灭韩后，郑州一带划归三川郡，但那里既有出釜、盆、罐的秦人墓，又有出鼎、盒、壶的韩人墓，文化性质判然有别。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秦文化就是秦国文化。
70年代俞伟超先生曾对秦文化的属性和特征加以概括，秦文化概念的提出则是考古学文化本体论日益明朗化的结果，它继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的讨论之后，必将随着考古学理论的进步而发展。
2、秦文化的分期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必须建立在典型遗址分期的基础上。50-60年代，田野工作刚刚展开，材料不足，秦文化的全面分期还无从谈起。70年代，凤翔雍城南郊几处规模较大的秦中小型墓群被清理，使秦墓的编年成为现实。80年代，长期在雍城工作的尚志儒先生根据随葬品组合和形态把秦国小型墓分为7期，并综述了各期特点[8]。叶小燕先生把全国范围的秦墓分为5个阶段，并论及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的关系[9]。
考古学文化分期反映了该文化纵向的阶段性发展，它应该从各类遗存、尤其是器物群自身演化轨迹中归纳得出；它不同于历史分期，不能简单套用文献史学的时代划分给考古材料贴标签。考古分期须详略兼顾:略者要反映文化在宏观方面的大转变；详者要反映文化在微观方面的细部变化。秦器物群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了突变，但此前、此后又表现为连续性的渐变。陈平先生对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析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她的两大器群、五期、十组的分法基本上照顾到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10]。
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同时还要和文献记载中移风易俗的革新运动相联系，惟其如此，才能知其所以然，也才能找到考古学和史学的契合点。秦孝公迁都咸阳，奋起变革，大批关东客卿人才涌入关中，加上战争掳掠，关东青铜文化随之而至。大量新器物的涌现使战国中期秦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几乎改变了原有主体文化因素的构成。如果不是传统屈肢葬和文献记载的缘故，如果是对待史前文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代之而兴起了。秦文化的独特道路对考古学中“文化”、“分期”这类概念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
墓葬分期和等级分类相结合，能揭示社会各阶层平行发展关系以及变动情况，“从而把考古学的分期提高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高度”[11]（俞伟超语）。
本书的研究显示:东周时期在东方各国普遍发生的下级僭越使用上级礼制的情况，在秦国并不突出。当东方国家社会急剧变化，推陈出新，礼崩乐坏的时候，秦人却继承酆镐旧习，以掩饰自己的卑微出身，标榜自己属于华夏正统。文字研究也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秦系文字和东土文字虽然都渊于西周文字，但东方文字的变异程度却较秦文字大得多。
3、秦文化的渊源和流向
早在30年代苏秉琦先生整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就意识到屈肢葬墓可能代表“一支早已华化的外族文化”，它所出土的铲脚袋足鬲，“只能向西北去寻找它的渊源线索”。70年代末，俞伟超先生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秦墓所具备的屈肢葬、铲脚袋足鬲、洞室墓三个特征皆来自西北羌戎文化[12]；秦人是西戎的一支，但受周文化强烈影响，也可归入周文化这个大文化圈。刘庆柱则明确提出秦文化渊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铲脚袋足鬲和洞室墓并非秦文化的本来特征，而是后来外部文化对它的影响。韩伟就此撰文力图澄清，但矫枉过正，他把屈肢葬这一秦人的标志性特征也一块否定掉了，进而否定“西戎说”。他提出秦文化与殷商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所谓:马家庄宗庙符合“殷人三庙”的记载，秦陵亚字型、中字型大墓与殷墟商王陵相同[13]。见解虽新，其实证据并不充分，“殷人三庙”纯属误传，秦与商陵墓制度的关系应表述为“周承殷制，秦袭周礼”。
与此同时，史学界关于秦人来源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激烈，熊铁基等“西来说”学者认为秦开国前世系为“宗祝伪托”,乃后世伪造,不足征信[14];马非百等“东来说”学者认为《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先世的记载无庸置疑,从地名、信仰都能在文献中找到秦人来自东夷的线索[15]。近年，“东来说”有压倒“西来说”之势。
寻找秦文化渊源，我们认为：必须以东周秦文化为起点，一步步地向前追溯，找到西周秦文化的实物材料，才可作为讨论的基础。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在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发现了西周时的秦文化居址和墓葬，居址可到西周早期，墓葬可到西周中期。赵化成先生分析了其文化因素的构成:一方面屈肢葬、西首葬等葬俗与甘青古文化有关；另一方面陶器的组合形态与周文化有关。对秦文化渊源他持谨慎态度，认为不宜过早下结论[16]。近年牛世山从陶器而非葬俗出发，提出秦文化起源于先周文化，并为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藤铭予更明确指出毛家坪居址最早的陶器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这时的秦文化是先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具体地讲，是郑家坡文化的一支向陇西迁徙的结果[17]。
秦文化起源的探索才刚刚起步，目前亟待在甘肃东部作更多工作，获得新材料以验证诸说。就方法而言，文化渊源和族属问题应分开讨论，因为秦文化不等同于“秦人秦族文化”。即便秦人来自东方，也不能简单地说秦文化来自东方，因为“文化东来说”在考古材料中还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就目前材料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秦文化有多个源头:既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又继承了甘青古文化的因素。探讨文化渊源要抛开单系直线思路。此外，就工作实践而言，要把秦文化从甘肃东部的“西周文化”中剔别出来，还得靠屈肢葬，它在文化渊源探讨中的标志性意义不容轻易否定。
纵观秦文化发展历程，西周中晚期被西戎文化和周文化包围，头角尚未崭露。穆公以后，在与东方半隔绝半封闭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概而言之，反映了其文化上的守旧性。如三晋地区春秋早中期铜鼎的立耳就发展成附耳，秦国在战国早期依然很少见到附耳铜鼎。战国中期秦从东方接受了矮足鼎、锺式圆壶等青铜礼器，从巴蜀吸收了釜、鍪等实用铜容器，创制了蒜头壶等陶器新品种，从北方戎狄部落吸收了洞室墓型，文化面貌发生巨变。随着秦军事力量的扩张，秦文化开始向周边辐射，在影响东方六国文化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异，由此引发的文化碰撞、征服、反抗、融合，为后来汉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目前在河南、湖北、四川等秦国本土之外地区发现的战国中期以后墓葬都有秦文化系统和当地文化系统两类。例如在湖北，既有云梦睡虎地秦人墓，又有鄂城钢厂等楚人后裔墓地；在四川，既有荥经曾家沟、城关镇、青川秦墓，又有涪陵小田溪、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寺等巴蜀文化的墓葬。在上述地区的某些小地点，只有其中的一种，如在河南陕县，秦攻占这里后实行民族清洗政策，把当地魏民统统赶走，“出其人与魏”（《史记·秦本纪》），又从本国迁入居民，使这里只有清一色的秦文化墓葬；在某些小地点，则有两种以上的类型，比如在郑州岗杜。不同种类墓葬的差别到西汉武帝前后才最终消失。可以说，徙民运动在把秦文化传播到各地的同时，也打破了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三晋、楚、巴蜀等几大文化地理单元格局，使他们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得以融合。
4、关于秦都邑、陵墓的研究
史载秦人先祖从中时就居住在犬丘，后来非子被改封在秦，秦人因之得名。秦襄公时前迁都。秦文公至渭之会营建都邑。秦宪公时又迁都平阳。秦德公时迁雍城，这里作为秦国都城时间长达年之久。后来秦灵公和秦献公又分别把泾阳和栎阳作为临时性都邑，以经略东方，直至孝公徙都咸阳，新都才最终确定下来。秦人次迁都原因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而非其它。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苏秉琦等就对西安三桥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和凤翔县城南的雍城遗址作了勘查。50年代至80年代，考古工作的重心在雍城、栎阳、咸阳。到了90年代，平阳以前的早期都邑的地望成为大家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