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青铜器。因为年代,因为厚重、因为精美,因为信息……。总之,我每到一个博物馆,最先看的一定是它馆藏的青铜器。我甚至用所藏青铜器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博物馆的等级。
但地方队怎么也抵不上国家队。最好的自然流入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主要在三个展区,分别是古代中国、青铜馆以及近藏荟萃。
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列出国家博物馆的“十大青铜名器”。它所列自然都是好的,但看下来突然想到有一件也非常重要,怎么被落下了呢?
国博的展品不说件件都是重器,也差不多吧。如果非得大个中还选大个,大家的标准是什么?年代+器型+纹饰以及铭文。年代久的,个头大的,器型漂亮的,纹饰精美的,更重要的是铭文,记载历史事件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最后一件是绝对不应该落下。但如果最后一件入选,又该把哪一件拿下去呢?
好东西太多了,就干脆写国家博物馆的“十一大青铜名器”好了。
鸮尊
商后期盛酒器。
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构思奇巧,整器装饰绮丽,花纹复杂多样,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口内壁铸铭文“妇好”。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鸮鸟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四羊青铜方尊
商盛酒器。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
上口最大径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四羊青铜方尊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匽侯盂
西周盛食器年辽宁喀左出土
整体器具造型庄重,显示了匽侯身份和地位的尊贵。这件匽侯盂在辽宁出土,说明西周初年辽宁一带是在燕国的封地之内。
高24厘米
这件器物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器内铸铭文5字:“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
召伯虎簋又名琱生簋
西周盛食器
簋通体黝黑,造型美观大方,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高22.2、口径21.9、足径18厘米
此器又名六年琱生簋。圆口,沿外折,腹微鼓,下有喇叭形高圈足。腹两侧有鸟形双耳。器身前后饰大扉棱两道,通体以云雷纹填地,饰变形兽面纹。簋通体黝黑,造型美观大方,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这是贵族琱生为其祖先制作的宗庙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器内铸有字铭文,记述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护,达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铭文所记史实,与《史经·召南·甘棠》所记同,可互为印证。
龙虎纹青铜尊
商淮夷盛酒器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纹饰的主题为“虎口衔人”,意义深刻,此器也是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重26.2千克
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龙虎纹青铜尊腹部的虎食人纹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口含一人。人无衣冠,身饰花纹。采用这一构图意在从正面表现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无法体现虎的雄伟身躯,于是便采取轴对称的布局使虎身向两侧伸展,商代饕餮纹也是运用此种构图。此外,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后母戊”青铜方鼎耳外侧及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鸟兽龙纹壶腹部,均有类似的虎食人像。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虎食人青铜卣,整器为猛虎食人的立体形象,更为逼真。在商代玉器上也见虎食人像。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记有虎噬鬼魅之说。此种虎食人像或许是取于此意,借以震慑邪祟。
今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龙虎纹青铜尊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
青铜冰鉴
战国冰酒器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
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冰箱,部分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
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
这件青铜冰鉴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其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该鉴外表华丽、体态厚重、结构精巧、工艺精美,令人惊叹不已。
《周礼·凌人》记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原来这种器物是古人用来冰酒的,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这件青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只能是贵族才享用得起。
“虢季子白”青铜盘
西周宣王时期水器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今属宝鸡市陈仓区)
铭文如诗,字体漂亮
长.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3千克
器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器口缘下部周饰穷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
铭文凡8行字,记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水之北与玁狁作战,斩敌首,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
《虢季子白盘》中语句以4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诗。同时,《虢季子白盘》字体修长,笔画匀称,书风如水中之月,恬静、淡然,在西周晚期独树一帜,从中亦可窥见其后秦《石鼓文》及秦小篆之源。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
春秋盛酒或盛水器年湖北省京山县出土
高66.7厘米
此器盖内与壶内壁均有铭文12字,为曾仲游父作器。据文献记载,“曾”有三个,一个在今山东省峄县,一个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另一个则在今湖北省江汉流域。这个曾仲游父壶应属后者所铸。此曾国与黄国、江国互通婚姻,京山发现的97件铜器中,6件有曾国铭文,2件有黄国铭文,说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个曾国与黄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姻关系。
这件青铜壶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身上宽下窄,下有子口以纳入壶体中,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盖面中空。壶侈口、方唇,束颈,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器盖内和壶内壁均铸有铭文12字:“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显示此壶为曾仲斿父所作。
与此壶同出的一件青铜鼎铭作“曾侯仲子斿父”,“曾侯仲子斿父”即曾仲斿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除“曾仲斿父”青铜壶外,苏家垅墓葬共出九鼎七簋等大量曾国器物,这说明当时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大盂鼎
西周康王时期炊器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
鼎腹内记载了康王向孟舒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经验,为史学家所重视。
通高.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5千克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铭文凡19行字,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册命”。
后母戊鼎
商后期食器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
高厘米、口长厘米、口宽79.2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绝对不应该落下的——“利”青铜簋
西周武王时期盛食器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
铭文凡4行32字,即是史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