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绘画艺术也应运而生。早在新石器时期，古人便利用尖状物在用火烧制而成的陶瓷上作画，通过改变物质的本来结构来进行艺术创作。
早期的陶瓷绘画大都以写实为主。例如，浙江曾出土过一件来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猪纹陶钵》，钵口约长20厘米，高约11厘米。
容器全身黑亮，呈倒梯形，两侧各刻有一只膘肥腿短、长着鬃毛的长嘴猪。此猪模样憨直，神情飘忽不定，像似在觅食。
除此之外，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件《稻穗纹陶体》，钵身的图案由稻穗与猪纹构成。专家推断，两种钵体皆为求雨的器皿，也与猪的习性息息相关。
《诗经》记载：“有豕白蹢，蒸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可见每逢阴雨天，猪便爱在水坑中打滚。因此，河姆渡人认为猪是“知雨畜”，常将猪的外形刻在用于祈雨祭祀的仪器上。
除了写实外，新石器时期的瓷画也会采用“写影”的手法。例如，《彩陶舞蹈纹盆》便是典型的写影作品，全画不用考虑细节结构，只用毛笔轻轻点画，一只活灵活现、展翅高飞的小鸟便呼之欲出。
而小鸟旁边还勾勒了几笔云纹，增添了一丝飘逸之感，营造了小鸟立于云端的意境美。
战国时期，人们在帛上作画，或绘制飞鸟走兽，或描绘人物景色，颇有一番情趣。帛为白色丝织品，相比于绢画以及其他丝织品更加有韧性，易作画。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由此可见，帛是商周时期深受贵族欢迎的丝织品，常被做成衣服，是区分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志。
两汉时期，除了在先秦帛画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外，还有不少绘画形式在两汉达到兴盛。
例如，汉画像砖，即通过雕刻或模印在砖块上作画，再现了两汉百姓农耕劳作、打鱼捕猎、宴会玩乐的日常生活。同时，汉画像砖也通过刻画人物的细节动作再现了两汉时期的礼仪，如持笏礼、持戟礼等。
汉画像砖不仅对现实生活“写真”，还刻有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人物，诸如伏羲、玉兔、西王母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混乱、社会动荡，民间大量推崇以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为核心精神的佛教，从而将佛教文化融入绘画中，形成独特的佛教美术。
此外，我国最早有史料记载的颇负盛名的绘画大师也诞生于魏晋南北朝之际。诸如张僧繇、陆探徽、顾恺之等人。
唐人张怀瓘云曾论象人之美，称“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到了唐宋、明清时期，我国绘画艺术又步入成熟阶段，且画技精湛的画家层出不穷。
世人皆说绘画的最高境界是“以假乱真”，我国历史上有哪些享誉盛名的画家呢？
一、东晋“画绝”——顾恺之
东汉政权瓦解后，纲常礼教逐渐遭受质疑，早已不能维系民众对国家的信心。
《三国志》记载：“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可见汉末以来，经学衰微，曾经束缚人心、约束行为的纲常礼教几乎分崩离析。
建安以后，鄙夷封建礼教的风气越演越烈。《晋书·王坦之传》写道：“时无屡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惩”，说明门阀士族已经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崛起，他们迫切地希望建立一种反映自身意愿与权利的话语方式。
因此，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玄学应运而生。而后，社会上爆发了一场论证玄学、谈玄说玄的争辩思潮，连文化领域也形成了可以随意议论、争辩的自由风气。
历史上闻名遐迩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属于“清言妙辩”之辈。嵇康在《游仙诗》写道：“乘龙驾六龙，飘飖戏玄圃”。
由此可见，此时文人的审美情趣已从“谈玄论理”转化为“玄理清谈”，不再简单追求以“理”服人，而是以“美”服人、以“才”服人。“才情”与“风度”等人格特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雅士鉴赏的重中之重。
顾恺之出身于大家士族，家中祖辈不是官宦人家便是书香清流人家。因身处于上层阶级，顾恺之很早便接触到了当时社会时兴的“玄学”，进而将玄学融入于绘画创作之中。
三国刘邵曾在《人物志》中写道：“物生有形，形有神情，能知精神，则穷理尽兴”。
说明魏晋时期品鉴人物的标准已从外在的功德名节转化为内在的智慧精神。
深受社会风气影响的顾恺之也曾用“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来评价《小烈女》，以此来说明《小烈女》只画了形，却并未将人的本性表现出来。
顾恺之有三绝，分别为“才绝”、“画绝”与“痴绝”。他笔下画作的线条流畅优美，犹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将内心的情感与精神展现地淋漓尽致。
例如，顾恺之的代表作《洛神赋图》乃传世精品，灵感源自与曹植的《洛神赋》。顾恺之笔下的洛神衣袂飘逸、风姿绰约、神色从容，在水面上凌波微步，恰如其分地还原了曹植笔下“翩若惊鸿，宛若蛟龙”的洛神形象。
曹植初见洛神，满心欢喜，心生爱慕之意，却又担心被骗，因而心情矛盾。
洛神与诸仙嬉戏玩闹，舒袖歌舞，也为曹植与洛神的人神殊途做了铺垫，同时表现出洛神无奈、伤感与矛盾的心理状态。
顾恺之用如春蚕吐丝般绵密、紧劲、悠缓的线条将曹植爱慕的洛神几乎分毫不差地还原了出来，堪称妙绝。
除了线条外，色彩也是画作的重要组成要素。《周礼·考工记》提到：“画绘之事杂五色”。其中，“五色”指的是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
《论语·八佾》也曾记载：“子曰：‘绘事后素。’”
指的是先要具备良好的底子，才能再加工与绘画后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彰显本色之美。
《天道》中写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由此可见，早期的文人、画家已对色彩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且对画作的审美也从色彩艳丽的五色转化淡雅朴素的黑白水墨画。
例如，在《女史箴图》中，顾恺之并未追求华丽艳丽的配饰，在色彩方面也十分典雅。
由于帝王后妃需要穿着色彩丰富且隆重华丽的衣服，因此顾恺之便用朱砂在女性人物的裙摆边微加点缀。
尽管画作距今久远，但红色依然为整幅画增色不少，与淡雅简朴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将女性的温柔、妩媚凸显出来。
针对张华所著的《女史箴》中“鉴于小星，一则繁尔类”的描述，顾恺之用红色来点缀皇后的服饰，以此来与其他妃嫔、女史加以区别。
综上，顾恺之在用色上十分精到，既能做到色彩之间的对比，又能使整体色彩达到和谐，到达“神气完足”的境界。
顾恺之是首位提出绘画应当以“传神”与“写神”为重的画家。
顾恺之在《论画》中提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马狗”。此外，《后汉书·张衡传》也曾提到：“诚以实事难形而虑伪不穷也”。
由此可见，绘画能做到所画对象“形似”已经十分难得。不过，顾恺之却认为，画人物仅做到外形相似远远不够，还应当将人物内在的精神与灵魂体现出来。
顾恺之常年画人不点睛，因为他认为“画人最难”，而眼睛最能传递人物的感情，因此画眼睛更难。
此外，顾恺之还引用嵇康的诗“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来说明“眼睛”的重要性以及“写形易，传神难”的道理。
综上，顾恺之的“传神”理论又将绘画界的审美提升了一个境界，使中国绘画美学进入更为高级的审美阶段。
二、古代画圣——吴道子
吴道子是盛唐时期的优秀画家，堪称全才，人物、花鸟、走兽样样精通。
他吸收了两汉、魏晋以来的绘画特点，又结合自身对绘画艺术的理解，将中国画利用线条发挥到了极致，因杰出才华而被后人尊称为“画圣”，列入“古代十圣”之一。
公元年，吴道子出生于河南阳翟县。幼年失去双亲的吴道子孤苦无依，只能依靠好心领居接济度日。
少年时期，吴道子为寺院中绘制壁画的画工打下手，因而学会了调色、用墨等绘画的基本功。
青年时期，吴道子前往长安长安闯荡，因声名远扬而被唐玄宗招至宫中作画，并被册封为“内教博士”，从此成为大唐盛世的一代绘画宗师。
吴道子为人性格豪爽、洒脱不羁，同样体现在其作品之中。吴道子的用线手法出类拔萃，粗细得当，连人物身上的服装褶皱也画得有立体感。
早年间，吴道子的画风承袭了魏晋时期的细密巧润的风格。唐朝画家张彦远曾对吴道子早期的工笔画进行评论：“其细画又甚稠密”。
不过，在吴道子接触了张旭与贺知章等人后，他的画风突变。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生动刻画了张旭与贺知章二人潇洒豪迈、狂放不羁的性格。
诸如，“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意为贺知章醉酒后骑马如同乘船一般摇摇晃晃，跌进井中都未被惊醒，足以见其性格狂野旷达。
再如，“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写了张旭在醉酒后写草书，在地位显赫的王宫大臣面前倨傲不恭，自由挥洒，展现出骨子里的狂放不羁。
受此二人的影响，吴道子变得胸怀开阔，睥睨一切，而绘画上也更加游刃有余、运斤成风。
相传，吴道子的绘画作品多是壁画，仅长安、洛阳二地便有三百多间壁画。
杜甫曾评价吴道子的《五圣图》：“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相传此壁画的人物生动且写实，集结了李林甫、杨国忠等百官样貌。
此外，吴道子最为人称道的作品当属《地狱变相图》。其实，吴道子的老师张孝师也曾作过此画，情节虽清晰，技法却粗略，不及吴道子。
而吴道子的弟子卢棱伽与李生两人都曾作过此画，但卢棱伽的笔力略差，李生则“类于吴而稍劣”。
不论在情节处理亦或是艺术表现上，吴道子都远远超过其师与弟子，展现了高超的艺术魅力。
《酉阳杂俎》记载吴道子“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
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描写了人在死后入地狱接受审判的阴冷场景，其中不乏人间中作恶多端的贪官污吏。
揭示了封建暴力统治下百姓的悲惨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佛教中“众生平等”的思想。
除了人物画外，吴道子在山水画领域也有很高的成就。
在被唐玄宗召至宫禁后，吴道子曾与宫廷画师韦无忝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展现了玄宗在泰山封禅后回归时“勒兵三十万，旌旗径千里”的恢宏盛况。其中，经吴道子着手的景物有山水、桥梁、草木等。
吴道子的弟子众多，知名的有李生、张藏、杨庭光等人。这些弟子皆得师传，属于同一画派。
此外，吴道子常与弟子一同作画，通常由老师打稿勾勒，弟子填色。
段成式的《寺塔记》曾记载：“卢楞伽常学吴势。吴亦授以手诀。……楞伽不得心诀。用思太苦其能久乎。”
由此可见，吴道子不但重视对弟子绘画技巧方面的训练，同时也重视在作画时主观情思的作用。
众所皆知，吴道子享有“画圣”之称。其实，“画圣”并非吴一人之称谓，西晋时期的卫协、张墨二人与北齐时期的杨子华皆被称为“画圣”。
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当前人的艺术成就被后人追赶上时，所得的荣誉称号也只能退位让贤。
宋代书画鉴赏家郭若虚毫不吝啬地对吴道子作此评价：“吴生之作，为万世法”。
吴道子的同辈人张怀瓘也曾给予其高度评价：“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
由此可见，吴道子的画派得到了历代文人、画家以及书画品鉴家的肯定。而吴道子的“画圣”地位一直深入人心，民间更是将其尊为“祖师”。
除了顾恺之、吴道子外，历朝历代还涌现出不少杰出的画家。
例如，精通书画、古诗，有“诗佛”之称的王维，他不仅在文学领域小有成就，还对山水景物画颇有心得，被誉为“南宗山水画之祖”。
再如，擅长画山水、人物画的南宋画师李唐，早年以卖画为生，后被宋徽宗召入画院，谁承想到了耄耋之间，李唐又回到民间摆画摊，不禁令人唏嘘。
综上，正是因为历代画家的认真钻研、不懈努力以及精益求精，才构成了如此博大精深、生机勃勃的中国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