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第24章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地名，地处黄河故道，春秋时属于卫国边境小镇，由于孔子曾到此地留宿，当地封人（边境管理长官）求见孔子，并留下一段佳话，后人称此地为“仪封”。
金代，仪封置县，清代，仪封县和兰阳县合并为兰仪县。建国初期，兰仪县又考城县合并为兰考县（属于开封地区），此后，仪封成为兰考县仪封乡。
现仪封乡还有“仪封人请见夫子处”遗址。
封人：古官名，《周礼》谓地官司徒所属有封人，掌管修筑王畿、封国、都邑四周疆界上的封土堆和树木。
西周成立后，周武王实行封建制度，即封土建邦制，国与国之间需要封上土堆，植上树木。春秋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封人，典守封疆，同时掌管筑城之官。
请见：请求接见。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却畏偪，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
见：此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突出人体上方的眼睛，以强调看见，本义是看到、看见，特指平视。
用作名词时表示看法，见解。“见”又有接触、遇到的意思，也有看得出，显得出的意思，还有会见、见面的意思。
呈现的意思本由“见”表示，后改用“现”字。“见”在古汉语中也用作助词，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如“见谅”、“见笑”等。
二三子：你们几个人，指孔子弟子们。
丧：指孔子丧失官位而周游在外。
久：指事字，原意为“停止前进”，和“千”字的造字动机一样，“千”指长时间移动，后用“迁”字代替，“千”被假借为数字单位。久延伸为“长时间”、“旧的”等意。
木铎：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铎：大铃。木铎：金口木舌之铎。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
全文理解为：
仪地的封人请求拜见孔子，他说：“贤人君子到了这里，我没有不拜见的。”随行的弟子领他去见了孔子。封人出来后说：“你们何必担忧夫子失去官位呢？天下没有正道已经很久了，老天将把夫子作为传道的木铎来教化世间。”
这个仪地的封人喜欢拜见有德行的君子，可见这个人是好德之人。朱熹认为，这个封人是个“贤而隐于下位者也”。
仪封人和孔子一番交谈，便能预言孔子的思想将是未来中国的主导思想，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
唐代，在一家驿站的墙上，一个也是没有留下姓名的人，留下了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个人似乎在和仪封人相呼应。确实是这样，两千多年来，孔子的思想一直在指引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西汉时期“凿壁偷光”的匡衡曾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旨，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古人认为，“人”是天地之心，“心”正了，其它的“器官”才能正常发育，“天地”才能健康，圣人就是“正”天地之心的人，所以我们要经常读圣人之言——《论语》、《孝经》等。
孔子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新思潮，都不能掩盖孔子思想的光辉；相反，却一遍又一遍验证着它的普世与超越。
《论语》历程
当今社会，一些自诩为“新人类”的年轻人，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经典视为蔽履，嗤之以鼻，实在是无知，令人担忧。
世界文明史提示我们，要想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熟读、理解人类文化经典。记载着孔子言行思想的《论语》一书，就是这样一部穿越了两千多年历史烽烟的，现代人不可不读的人类文化经典。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论语》成了中国社会的“圣经”，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个人的待人接物、一言一行，都在它的规范之中。要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就不能不读《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体散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了下来。
《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是“仑”的通假字，有收集编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
现存《论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
“仁”就是“爱人”。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的篇名通常取开篇前两个字作为篇名；如第一篇取“学而时习之”中的“学而”作为篇名。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则跳过取句中的前两个字；篇名与其中的各章没有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仅可当作页码看待。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
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
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
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
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一些儒生坚守儒家衣冠和礼仪，依靠口耳相传，传述他们的经书，至汉代出现若干个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大流派，它们在文字，篇名及篇数上互相都有差异。
《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20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汉代的龚奋，夏厚生，夏后建，萧望之，韦贤，宣城，扶卿等人传授之。由于主要在鲁地的学者中传习，故谓之《鲁论语》。汉时还有《论语解》十九篇，均已亡佚。
《齐论语》为齐人所传，《齐论语》则主要在齐地的学者中传习,共22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此书也已亡佚，现有清马国翰辑《齐论语》一卷，清王少兰辑《齐论语问王知道逸文补》一卷。
《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且其字为蝌蚪文（大篆的一种），故谓之《古论语》，共21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
这三种本子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
张禹曾为汉成帝担任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后世也皆用此本，于是《齐论语》，《古论语》大半都失传了。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
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时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论语》内容丰富而文字简约，这为注释和讲解留下发挥的天地，古代解释《论语》的书达三千余种。
《汉书·艺文志》记汉人传授《论语》12家、篇；《隋书·经籍志》补记汉时周威、包咸为《张侯论》作章句，马融作训诂。但这些注释已经全部亡佚。
郑玄作的《论语注》，现残存一部分，尚可看到《齐论》、《鲁论》、《古论》的一些面貌。
《隋书·经籍志》记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均曾撰《论语》义说，这些也已经亡佚。《论语集解》撰者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凯五人，“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
这个注释本集孔安国、包咸、周威、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汉魏各家古注，是现存最古的注本。
南朝梁的皇侃为《集解》又作《论语义疏》，再集魏晋数十家之说为何晏《集解》申说，唐代传入日本，为日本儒者所推重。到了清代《论语义疏》又传回国内。
宋邢昺为何晏《集解》作新疏(《四库全书》作《论语正义》)，疏有“续解”之意。邢疏“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详于章句训诂和名器事物，“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郑堂读书记》)。
宋人编《十三经注疏》，所收《论语》即题为“何晏集解”、“邢昺正义”，合称《论语注疏》，通行至今。
南宋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四书”，为之集注。其中，《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也较为通俗易解。朱注是明清两代科举用书，为读书人所本，影响很大，但理学气味较浓。
清人毛奇龄《论语集求篇》专为驳斥朱熹《章句》之作。该书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于礼仪、军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反复推勘，以证朱注之谬；但其中也有些地方强生枝节，半是半非，甚至有立论不足为据者。
清人注疏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他认为：皇疏“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疏“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他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力求实事求是，折中大体得当。
刘氏于道光八年()开始著述此书，年于书将垂成时病故，由其子刘恭冕继续写，于同治四年()全书写定，前后历时三十八年。这部书集前人注疏之大成，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近人杨树达撰《论语疏证》，汇集三国以前古籍中与《论语》有关资料，排比于《论语》原文章句之下，间下己意以为按语。主旨是以事例为证，疏解《论语》古义，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发明孔子学说。引书约70种。陈寅恪为之作《序》称：“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径，树一新楷模也。”
近人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是集古今《论语》注疏大成的名作，引录典籍种，取舍谨严，博而不滥，凡万言，体例周备，疏解详明，便于披阅。
近人钱穆诠释《论语》的专著《论语新解》，以篇次为序，对原文注释、解析、串讲并白话试译，不乏新见，在港台及海外较流行。
近人杨伯峻撰《论语译注》，包括原文、注释、译文、余论四部分，并附《论语辞典》，是当代较好的白话译本，流传广泛，但一些阙误颇多。
文人是社会精英，是引领时代发展的人，历代文人都尊孔子为“先师”，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化从来不曾间断，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优秀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傲视群雄，得益于孔子的思想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