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周代的礼制借鉴了夏殷两代，多么美好昌盛的礼乐文化啊！我遵从周代的文明。”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之十四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此后每一个朝代更替，都要制礼作乐，形成国家的典章文物制度。夏殷两代的制度建设，都有值得继承的一面，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到了周朝，周公制礼作乐的时候，他要借鉴前面的夏殷两代，“周监于二代”。“监”同“鉴”，看，参考、借鉴。把夏殷两代治理天下的制度经验借鉴过来，再加上周朝自己的好东西，其间有传承、有损益、有超越、有发展。夏代崇重忠诚、朴实，商代比较质朴，但鬼神与宗教意识强烈。到了周代，周公制作形成了周礼，以更为完备的礼制来治理天下。
“郁郁乎文哉！”“郁郁”，草木茂盛，盛美的样子。“文”，文化，主要指礼乐，即礼乐制度文物，又称文章。与夏殷两代相比，周礼从形式到内容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礼乐制度日益完备，礼乐文化丰富多彩，更注重于人文教化，崇尚人文精神，文与质兼备，文质彬彬，两者相互平衡，无过亦无不及，是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所以孔子大加赞美，“郁郁乎文哉！”通过对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形成发展的研究与比较，孔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吾从周”，我遵从周代的文明。“从”，遵从，赞同。
“吾从周”这三个字，凝聚着孔子对周代礼乐制度毕生探求的心血，并此为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周礼源于周公，对周公的敬仰与推崇是孔子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周公的事业。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这种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明，不仅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而且让他情不自禁地从内心流露出由衷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