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于国鹏
“礼者，天地之序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主要范式。怎样全面理解“礼”的内涵?齐鲁文化与礼学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儒家礼乐文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及现代意义?日前，著名三礼学研究专家丁鼎(程奇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详细阐释和解读。
丁鼎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多年来主要致力于儒家经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已出版学术专著11部，发表学术论文余篇，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0项。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礼学通史》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汉魏齐鲁经学史》。现在，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图学史研究》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考古学视阈下的新定三礼图研究》。
据介绍，丁鼎新著《礼学管蠡集》刚刚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作者研治礼学的学术文章39篇，并附录作者为其他师友礼学著作所撰写序言5篇。从这些文章中，也能了解到作者关于礼学研究的学术主张以及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
对“礼”的理解不能简单化
记者(以下简称记)：关于“礼”的研究，为什么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丁鼎(以下简称丁)：“礼”，可以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或“礼仪之国”著称于世。早在汉代，著名学者何休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宣称：“中国者，礼义之国也。”
什么是“礼”?今天，人们往往只把“礼”看作是日常生活中文明行为的规范，这样理解中国古代的“礼”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礼”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包容了与这些制度规范相适应的系统的思想观念。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古代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古代历史就是“礼”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礼”的发达程度，“礼”在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政治中的作用，都有着独特的、极其重大的文化意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
如果借用美国学者库恩的“范式理论”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就处于“礼”的范式之中，就是一种“礼”的文化。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之所以这样表述，主要是因为“礼”是儒学的核心内容，而儒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或主体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最集中的代表者。
历史上，汉儒所总结概括的“三纲五常”，魏晋玄学所探讨的“名教”，以及宋明理学中“形上化”的天理，其实都是“礼”这一范畴或“礼”范畴的主体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或者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学者对“礼”的主体内涵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称呼。对于这些问题，拙作《礼学管蠡集》中有多篇文章从不同维度进行过专门论述。
记：刚刚出版的《礼学管蠡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丁：这部书收录了我多年来研治礼学的学术文章39篇，另包括我为其他师友礼学著作所写序言5篇，共计50多万字。年秋，我跟随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金景芳先生读博士，从此开始逐步进入礼学研究领域。之后多年来，我一直主要从事礼学研习和教学工作。
这些文章内容涉及《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和“三礼通论”。其中，既有依照传统经学研究的理路，从文献学、训诂学、文化学对三礼文献文本本身及其所载名物制度和思想内容进行考证、阐释和论述的文章，更有结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对三礼文献所载各种礼仪制度和文化现象进行义理分析和理论探讨的文章，也有对传统礼学和礼学史进行探讨和思考的文章。
中国传统的礼学和礼制
基本上承源于齐鲁文化
记：山东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齐鲁文化与古代礼制与礼学有怎样的关系?
丁：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例如，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在齐鲁之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代礼乐文化为渊源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虽然“和而不同”，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但在尊崇周代礼乐文化这一点上，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仍以汉代为例。论及汉代历史，人们往往强调“汉承秦制”，这是就汉代的政治体制而言。实际上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代的许多礼仪制度更多的是承源于齐鲁文化。
众所周知，“礼”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起源于鲁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之下，齐鲁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尚“礼”为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在这种崇尚礼学和礼治的文化氛围下，齐鲁之地于晚周至秦汉之际涌现出一代代研治礼学、推崇礼治的学者群。这些尊崇儒家礼学的学者们在秦汉易代之际，为汉王朝的礼仪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当以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与齐鲁学者参与设计“封禅”“明堂”制度最有代表性。根据大量史料记载，也可证明汉代“封禅”与“明堂”制度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
不仅两汉时期的礼仪制度主要承源于齐鲁文化，而且汉代的“礼学”更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传统所谓“三《礼》”及《大戴礼记》的传授与整理编订均与齐鲁学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另外，齐地著名经学大师郑玄，在“礼学”史上贡献突出、影响深远，他就是东汉北海高密即今天的潍坊高密人。很多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郑玄的思想是在海岱文化(齐鲁文化)的浸润濡染下形成的。
记：以《周礼》为例，其行政制度设计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丁：这方面我也曾专门写过论文进行过阐述。可以说，《周礼》(又名《周官》)一书通过对一套非常完备的“六官”系统的记载和论述，向读者展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社会管理系统。
《周礼》把国家的官僚机构分成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子系统，在王的驾驭统领之下，各司其职。六官分掌王朝政务;天官冢宰掌治典，主管宫廷事务;地官大司徒掌教典，主管民政;春官大宗伯掌礼典，主管祭祀;夏官大司马掌政典，主管军务;秋官大司寇掌刑典，主管司法;冬官大司空掌事典，主管营造工程。六官又各分设数量不等的官属，形成系统的官僚机构。
《周礼》构想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由王驾驭六官对王朝政务和社会生活进行治理的管理制度。其中特别突出“礼”的作用。《周礼》的行政制度设计对后世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职官制度设计方面，发端于汉代、确立于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依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再比如，《周礼》的“荒政”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谓“荒政”，就是指灾荒年间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救荒赈民的政策措施。《周礼·地官》中提出的“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等十二条“荒政”纲领，包括了国家放贷、蠲缓租税徭役、降低各种礼仪标准以节约物资消耗等补救措施。这一系列的荒政措施及其观念体系，对后世历代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六官的设置应该不完全是《周礼》的创造。但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是，《周礼》所记述的这套六官系统及其所体现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对上古职官制度和社会管理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三礼”研究有怎样的当代价值
记：丧服制度的研究是古代礼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重要制度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丁：历史上和现实中人们在谈论家族关系时经常听到是否出“五服”之说，所谓“五服”就来源于古代的丧服制度。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主要内容之一。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谓“古代最重丧服”就充分反映了丧服制度在我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性。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规定了在丧礼中生者为死者所穿着的服饰规格式样及服丧的期限，进而形成了一套严整、系统的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大类丧服为基础的“五服”制度。这是我国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用于体现和维系家族伦理关系的服饰制度。
成体系的丧服制度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经过长期损益修正，至春秋时期才基本形成比较周密的丧服制度，于是由孔子及其弟子将此一制度著于竹帛，编定为《仪礼·丧服》。可以说，《仪礼·丧服》的编定成书即是丧服制度确立的标志。这方面皆有文献资料可资佐证。
丧服制度一直通行、发展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清时期。20世纪以来，虽然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完整的丧服制度已逐步退出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舞台，而只以残存的民俗形式遗存于乡村民间，但其“慎终追远”“敦宗睦族”的精神宗旨对于现代新农村文化建设还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今天开展“三礼”研究，有怎样的当代价值?
丁：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完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例如，儒家礼乐文化倡导的“贵和”的价值取向，即崇尚仁义道德，与自然、他人、社会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
再例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将自身传统文化与国际社会现实相结合而提出的人类共存之道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当今人类其他先进文化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理念是我们古代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大同”思想的现代表达和升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正体现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于三礼学的研究，我虽已尽驽马十驾之力，但深知自己的探索还非常粗浅，其中管窥蠡测之见、扣槃扪籥之失，容或多有。还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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