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通“番”，本义指域外的国家或民族，《周礼·秋官·大行人》曰“九州之外，谓之蕃国”。汉代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蕃”一般专指与海路相关的外国或外族，与带有强烈陆路色彩的“胡”这一概念相对应。
“蕃客”多为经海路来华居住的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蕃商”，经商贸易的原始动机促使其远离故土，不远千里地驾着“蕃舶”来到中国。
一、蕃客在中国的发展
蕃客群体
阿拉伯，或说大食帝国的人来唐，主要的群体为商人。他们大多聚居于长安、广州、扬州各口岸。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日益增加，便有了“蕃坊”。随着唐宋以来中外交流的增进，古代针对蕃客的管理制度等也逐步发展完善。部分唐宋时的蕃客也已经融入中国。
除了经商，另一种同样庞大的蕃客群体是求学者。在唐的求学蕃客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是蕃国派来专事问学的学生。日本、新罗、渤海等蕃国都向唐派遣了众多的学生。第二种求学者是入唐求法巡礼的宗教信徒。
教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东传至朝鲜、日本。唐代，朝鲜、日本的佛教僧侣来中国求法者络绎不绝，为数甚众。第三种人是蕃国遣侍宿卫的质子。唐国势强大，疆土广裹且威德远被，于是“天下归心”。诸蕃或被征服，臣事于唐;或因自身较弱小而托庇于唐。
出于政治需要，诸蕃常遣渠酋子弟入唐为质。这些质子有许多进入国学读书。此外，一些入唐使节，尤其是文化使节，在留唐的短时期内，也不失时机地学习唐的先进文化。
到宋代，在华定居的蕃客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唐五代留居不返的蕃客，他们在中国繁衍后代，成为“土生蕃客”；二是宋时不断从海上来华的阿拉伯、波斯、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使臣、商人、学者、教士；三是陆上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喀喇汗朝、西辽及中亚突厥系诸族使臣、商人等。
其中从海上来华的胡商、蕃客是主要的，数量较唐时为多。对这些临时或长期寓居中国的外国商旅，宋人沿用唐人的称呼，称其为“蕃商”，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统称为“蕃客”。
2来华原因
阿拉伯的蕃商得以大量来唐，政治上起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年)大食正式遣使与唐朝通好。于是，广州、扬州、海南岛等沿海地区，都城长安，远至川蜀，定居的穆斯林数以千万计。
这些被称为“蕃客”、“胡商”的外国人，开始有许多是与汉人杂居的，但随着人数的增多，逐渐相聚在一起。经济上由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更多蕃客，其中主体是经商的商人，来到了大唐，并因为当地优厚的商业政策选择了长期定居、停留。
另外，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这也强制规定了“蕃客”们来华定居。由于利润可观，加上唐朝当时社会稳定繁荣，这一规定并没有遭遇过大反抗。对于另一求学的群体，他们来华的原因更多是政治性的，这里不做过多展开。
由于宋代海外贸易发达而陆上力量较为薄弱，此时蕃客大量来华的主要原因转变为经济的，同样为求商业利润。
二、蕃客管理制度
蕃客既然是外人，则唐宋应有涉外法律对他们更好地管理。
对此，《唐律》中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该律卷六《名例》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又解释说，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
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换言之，同一国家或种族的人之间自相犯者,依其本国(或本族)之制断之,由蕃坊内之蕃长判定执行;“异类相犯者”是指不同国家(或种族)之人,如同高丽与百济为两个不同的国家,高丽人与百济人发生纠纷或触及刑律,“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所谓“国家法律”是指唐朝的法律。
时间到了宋代，涉外法律已经相当完备了，把范围缩小到蕃客，便可知唐宋律法精神是相因袭的。《萍州可谈》记载，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
宋律中有笞、杖、徒、流、死“五刑”的规定,蕃坊可执行的是徒以下的笞刑和杖刑,宋朝政府还是保留了相当的执法权，而蕃坊内实现了一种有限度的自治。
这种“有限自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蕃坊首领“蕃长”的产生是选举和任命相结合。经民众选举后，形式上由皇帝或委托地方官予以任命。第二，唐宋政府对穆斯林蕃客实行征税制度。对蕃客征税的目的相当明显,是为了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宋时期由于商税在外贸税额中占很大比重,当时中央政府向蕃客的征税,竟出现了“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的状况。第三，蕃客在一部分问题上可以依照“本俗法”判决，但在更严重的问题上要依从“国家法律”。
至于唐代求学而来的蕃客，他们又更特殊一些。要来长安求学，首先要由鸿胪寺核定归国、留唐人数，接着分配入学，究竟能学什么，怎么学，取决于此人的等级。
此外，学生、僧侣在入唐求学前，常常都能获得本蕃较为丰厚的赏赐以作求学之资。但这些赏赐对于他们在唐长期的习业、巡礼、生活来说远远不够。因而唐官府对这些求学蕃客都给以物质上的资助。
三、关于客馆、蕃坊
1蕃坊的出现
“蕃坊”的出现是数以千万计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住唐”的结果，是适应侨民宗教活动、生活习俗、商业活动、社会活动自然形成的。侨民初到中国时多与华人“杂处”，处于散居状态。如《新唐书·卢钧传》说:“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
《旧唐书·王锷传》也说:“广人与夷人杂处。”这种状况对笃信伊斯兰教的广大穆斯林十分不便，出于笃信宗教的考虑，入华的穆斯林要求“聚居”，从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来说是十分迫切的。
再从商业活动来说也十分必要，“住唐”的“胡商”占有很大比例，他们的经商方式主要是海外贸易，即通过蕃商舶主运来大批货物，卖与中国商人或官府，再装载中国商品运往本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更多的蕃商在中国开设店铺，政府也“任蕃商列肆而市”，于是，逐步形成了专售蕃货的“蕃市”，蕃市一旦形成，也是侨民聚居之区。
唐朝政府对华夷杂处、婚嫁为亲、蕃商购置田宅，开始是比较宽松的，但由此而引起的纠纷日益增多；而许多蕃商经济实力增加很快，出现“市肆美利皆归之”的情况；在政治上许多蕃客得到高官厚禄，出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凡此种种，引起一批唐朝官员的反对，如岭南节度使卢钧、京兆府等均要求朝廷严加控制，对蕃商在华的居住和生活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蕃客们不得不“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城，以长子孙”。
宋代蕃商主要寓居的港口城市有广州、泉州等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唐中期后已禁止蕃客与华人通婚、杂居、置田宅。
入宋后，宋廷对此作出同样限制，不允许蕃商入城与市民杂居相处，因而蕃客只好在城外寻找及建造居所，逐步形成蕃客与市民分居的格局由此可见，“蕃坊”的形成，既是蕃客们宗教活动、生活习俗、社会活动、商业活动的需要，也是政府的政策规定。
2蕃坊的管理
唐朝前期留居京师长安的“胡客”主要是来自漠北和西域的突厥系各种族人，其中很多在唐朝
建立过程中立有战功，唐朝建立后，他们地位优越，长居不返，以至置田地、营第宅，娶妻纳妾。前引贞观二年诏书针对的实际上是这类“蕃客”。
而对阿拉伯、波斯等海道来华的“蕃商”，唐朝政府管制甚严。卢钧于开成元年(年)出任岭南节度使，对广州的“蕃客”（穆斯林为主）作出了如下的规定：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
京兆府也于开成元年六月上奏朝廷：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奉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
由此可见，随着“住唐”蕃客的增多，从唐中期开始，在居住、婚姻、田宅等方面有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蕃汉之间在政策上规定分居之后,对于蕃客聚居的“蕃坊”,唐朝政府专设蕃长或都蕃长领之。《唐国史补》卷下有“蕃长为主领”之语。据当时的一位蕃客记录，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即今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地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宋代基本沿袭唐制，这里不再赘言。
四、小结
蕃客来华，展现了中国古代中外交流的盛景，尤以唐宋为盛，蕃客到来之后，不免聚集，则形成蕃坊，蕃坊出现后，中国不免管理，则法律愈加细致，相较于传统法律，作出了一系列大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