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法为核心内容的古代法制不仅对社会正常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本身也凝聚着古人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法律智慧，值得进行深入总结和研究。
一、德法互补、宽猛相济。德法互补、宽猛相济，既是中国古代君主推行的法治政策，也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精髓。周在立国之初汲取商“重刑辟”、失德失民的亡国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强调国家治理应以教化为先，教化无效方施以刑罚，主张“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尚书·多方》），即通过杀戮罪大恶极者与释放无罪之人以劝勉百姓向善。德法共治的思想为历代所沿袭和发展，并不断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唐朝以国家律典的形式，在《唐律疏议》中明确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将德礼、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喻为“昏晓阳秋”的自然规律。康熙、乾隆也反复强调治国应“以德化民，以刑弼教”，推行德法互补的政治法律政策。
德法互补的治国思想在实践中体现为宽猛相济。一方面，常态下刑法应轻重适宜。“宽”表现在古代的制度中充分体现“德”的要求，慎刑恤杀、矜老恤幼；而“猛”则突出表现在对于“十恶”等危及统治秩序、破坏礼制等行为进行严厉惩处，法与德、严与宽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动态上刑法应“世轻世重”。《周礼》提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观点，即国家应根据社会发展情势和犯罪趋势的变化调整“宽”与“猛”之间的关系，选择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文景、贞观、康乾等盛世社会秩序稳定，因而一改前朝之严刑峻法，实行“平世用轻典”。明成祖即位初，为维护政权稳固，敕令恢复已几近闲置的《明大诰》的效力，永乐十九年后鉴于社会稳定、《明大诰》用刑过于酷烈，又敕令“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许深文，妄行榜文条例”，要求诸司审判案件皆依《大明律》科断，违者追究司法审判人员的法律责任，体现出君主对宽猛相济、“世轻世重”这一司法策略的运用。清朝在社会治理以及刑罚适用过程中，非常重视宽严之间的权衡，乾隆多次提出治理国家之道“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因而应当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以实现宽严相济（《清高宗实录》）。德法互补、宽猛相济的法治政策，既能有效遏制民众的犯罪动机，又能减轻刑罚在民众心目中严苛、冰冷的固有印象，对恢复、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二、援法断罪、罪刑均衡。援法断罪、罪刑均衡，是中国古代刑法在立法、司法上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援法断罪是指判断罪行的有无、轻重及对罪行的处罚应当依照法律进行。周公曾言“用其义刑义杀，毋庸以次汝封”，提醒康叔不要以国君身份干涉司法活动，反对决断刑罚时掺杂个人感情或徇私枉法，以维护法律的公正（《尚书·康诰》）。唐贞观、开元时期，将断狱和定罪量刑标准通过立法形式加以明确，“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要求官员审理案件要依法进行，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清代顺治、康熙也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依法而治”“持之以平”的司法原则，不仅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还通过律文中的小注及四条附例，对援法断罪适用进行严格规范（《大清律例·断罪引律令》）。
罪刑均衡的基本含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当其罚。明赏信罚是法律公平的要求，也是正确适用法律的标志，能否赏罚得当关乎人心向背、社稷稳定，因而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对刑当其罪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