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在地方官署里或署衙前，往往立有石碑或石壁，上面刻有警戒官吏的铭文，这就是《戒石铭》。《戒石铭》上所刻的文字大都是由后蜀孟昶所撰、后经宋太宗节录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两句铭文，因此，后世提到《戒石铭》常特指这16字铭文。戒石铭堪称传统官德教育文化的典范之作，既是孟子思想独具深远影响的生动体现，又是政德教育的实物佐证，告诫公务人员务必要清正廉洁，克己爱民。
在山东邹城孟府内立有一块戒石铭碑，此石原立于邹县县衙。碑高1.39米，宽0.63米，厚0.14米。碑阳上半部分用大楷书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共4行，每行4字。后半部分用小楷写就跋文，共12行，每行10字，内容如下：宋太宗制戒石铭，立石诸郡县，旧矣。比高宗绍兴年间的黄庭坚所书，摹勒颁降天下，是书与铭遂相托传诸不□。考之传志，庭坚尝谪居邹县令所书。盖其时，□不肖猥以行曹弃寸滥竽县事。感庭石之催剥，慨古迹之几湮，摹勒揭构，不日更新。因叙铭，书之颠末，并勒诸下方云。时嘉靖六年七月，邹县知县陆佶识。 碑阴大字篆书“忠爱”两字，字径高0.57米，宽0.34米，深邃浑厚。两侧为纪年和题名，记载为明嘉靖二十八年春三月当时的邹县知县黄炌所立。 于衙门公堂前立戒石，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为宋太宗赵光义所首倡，其于宋太平兴国八年（年）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颁示天下，至南宋绍兴二年（年），宋高宗赵构又把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明太祖朱元璋进一步明令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清代时因出入不便，改为牌坊，称为“戒石坊”，以警示官员们务必清正廉洁，克己爱民。 不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两句话，却不是宋太宗赵光义所撰，而是他从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颁令箴》中精选出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称帝后，为了酬谢昔日患难与共一同打江山的将相大臣，便给他们以诸多宽厚的待遇，然而这些官吏却借此机会肆无忌惮地害民虐庶，搜刮民脂民膏。孟昶继位后，基于前蜀主王衍因吏治腐败而亡国的前车之鉴，为整饬吏治，于广政四年（年）亲撰《颁令箴》24句：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以此诫谕地方官吏要爱护百姓，不做贪官污吏。大意是说：我非常关心百姓，勤于政务，天全黑才吃饭，天不亮就起床。各位官吏，希望你们尽心尽力抚养百姓，为他们谋福利。治理地方要争取达到蝗虫不入境、鸟兽懂礼仪、儿童有仁心这三种异事出现的程度，要达到圣人之治，关键就在于官员像弹琴一样，把政务调理得当。驱赶鸡要有道理，留下牛要讲规则。地方治理应当宽严适度，才能移风易俗扶植正气。切不可盘剥百姓，不可让其利益受损。百姓虽然好欺负，但上天不可被欺骗。田赋收入是朝廷的首要大事，是军队和国家的依靠。我的赏罚，决不会拖延。你们的俸禄，都是民脂民膏。作为父母官的官员，最需要对百姓仁慈。希望你们以我的劝告为戒，切切体会我的深意。
孟昶孟昶的《颁令箴》，内涵丰富，感情真挚，是古代吏治史上的著名篇章。宋灭蜀后，宋太宗赵光义在审阅后蜀孟昶对臣下的训谕中，见此语很受启发，为了约束本朝官吏的行为，以减少老百姓的不满情绪，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便从孟昶所撰的《颁令箴》中精选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字，御笔亲书后作为《外官戒谕辞》颁发，要求各级官员抄写在衙门的墙壁上，后来演变成刻石于厅堂南边，称之为《戒石铭》。 孟府这通戒石铭碑原立于邹县县衙，16字据传为黄庭坚知邹县县令时所书。《邹县历代县令名表》载：“元丰八年（年）,洪州分宁人黄庭坚知邹县令。”后这通石碑移立于孟府。而其立于孟府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其与孟子及其后裔本就有着深刻的渊源。这种渊源还要从孟知祥谈起。查孟子世系表，其39代孙为唐朝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孟知祥的父亲孟道是孟方立的从弟，因而孟方立是孟知祥的伯父。史载，孟方立的堂弟、唐朝泽潞节度使孟迁为孟知祥的叔父。虽然不是嫡系后裔，但后蜀的两位君主孟知祥、孟昶为孟子后人应无疑问。按辈分推算，孟知祥为孟子40代孙，孟昶为孟子41代孙。 孟昶还为《孟子》一书列为儒家经典做出了独到贡献。儒家的经典，从春秋战国至南宋时期，形成了“十三经”的硕果。儒家的最早经典，称为“六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早佚，便只有五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将五经列为官学，设五经博士。《易》《书》《诗》《礼》《春秋》便由儒家的教材升格为“经”，正式称为“五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形成了晚唐时期的“十二经”。五代时，孟昶排除了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增益的《孝经》《尔雅》，保留《论语》，同时收入《孟子》，刊刻了“十一经”，这是《孟子》一书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其后，南宋大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由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经典的地位。可见，《孟子》一书列为经典，首推孟昶之功。 孟昶在治蜀时颇受其先祖孟子“民为贵”等民本思想的影响，亦由此，后蜀在战乱纷纷的五代十国时期境内很少发生战争，维持了近三十年和平，是五代时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宋朝建立后，派王全斌等率兵伐蜀，曾有部下劝孟昶利用蜀道之难聚兵坚守，但其不忍战乱，主动请降，深受蜀地百姓感激。据《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载：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盖与王衍不同耳。 孟昶的《颁令箴》由赵光义删繁就简，形成16字《戒石铭》后，成为官场箴规，名言警句，流传至今。戒石铭不仅在中国流传千年，而且还漂洋过海到了海外。在今日本福岛的霞城公园内，就立有一通戒石铭碑。此碑为宽延二年（年）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所立，乃藩政官员的座右铭，其后甚至被谱成歌曲。年，日本政府将戒石铭碑定为“国史迹”（即国家级保护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白钢教授在《官箴、戒石铭与行政伦理》一文中曾这样说道：“流传数千年的官箴和传延千余年的戒石铭，是传统行政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部分，许多箴词和铭文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戒石铭堪称传统官德教育文化的典范之作，这通碑刻在今天既是孟子思想独具深远影响的生动体现，又是政德教育的一个独特实物佐证，继续告诫公务人员务必要清正廉洁，克己爱民。(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