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兵
出生于北宋庆历二年（年），卒于元祐八年（年），享年52岁的陈祥道是闽清宣政里（今云龙乡）漈上村人。陈祥道为英宗治平四年（年）进士，原本字祐之，进士及第后改字用之，曾官至秘书省正字、馆阁校勘等。
他一生著述十余种，但遗憾的是仅有《论语诠解》10卷和《礼书》卷传世。同父异母兄弟陈旸则撰有《乐书》卷等。
从目前来看，关于陈祥道的学术身份定位共有三种说法：经学家、礼学家、理学家，其中又以后两种最常见，并引起了一些争议。那么，陈祥道在学术史上的身份定位究竟为何？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经学家”“礼学家”和“理学家”。
要了解什么是“经学家”，就得厘清什么是“经”和“经学”。简而言之，“经”就是指承载着最常见却也是最重要道理的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最为基础。在儒家这里，起初被认定的核心经典文献有五种，即《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这里《礼经》主要指《仪礼》），简称“五经”。
同时也有“六经”的说法，即在上述五种之外多出一种《乐经》，主要记载的是上古时期关于“乐”（类似于今天的音乐，但“乐”更富于伦理性）的各种理论。由于“乐”难以用文字传承等缘故，《乐经》最终失传，只保留了少许内容被收入《礼经》之中，所以礼、乐是一体的，名为“六经”，实际上仍然只有“五经”。
在汉代，《论语》《孝经》被加了进来，“五经”扩展为“七经”。到了唐代，《礼经》在《仪礼》一书之外又补进了《周礼》《礼记》，《春秋》也分成了《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三种，是为“十一经”。再往后，又增补了《尔雅》为经，到宋仁宗时期《孟子》也被当作了“经”，至此儒家就一共推举了十三种文献为基本经典，简称“十三经”，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基础和核心的思想学术体系。
而针对“十三经”文本中的音韵句读、名物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展开系统的注释、考据、解读与研究的学问体系，就是儒家的“经学”。因此，所谓“经学家”，顾名思义，也就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学的学者和专家。
对于陈祥道来说，今天我们可以考证得到的具体著述情况是：《仪礼注解》32卷、《礼记讲义》24卷、《周礼纂图》20卷、《礼例详解》10卷、《礼书》卷、《论语全解》10卷和《庄子注》《诗解》《书解》等。根据上述我们关于“经”与“经学”内涵的介绍来看，陈祥道的著述中除了《庄子注》属于“子学”之外，他研究的对象都是儒家的“经”，所以他的学问基本上全是经学，称他为“经学家”可以说是最准确的。
陈祥道的经学著述主要涉及“礼经学”“诗经学”“尚书学”“论语学”四种，前三者往往简称为“礼学”“诗学”“书学”，其中他的礼学成果最多、最突出，也最有影响力。为了凸显陈祥道的学问特色，称他为“礼学家”毫无问题。
礼、乐本是一体，陈旸的乐学研究亦可划归礼学系统，所以称他为“礼学家”也是可以的。
那么，为什么有人又将以礼学著称的陈祥道和以乐学闻名的陈旸这两兄弟称为“一门双理学”呢？难道陈祥道和陈旸都是理学家？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是指自北宋以来，以儒学义理为主要研讨对象的思想与学术体系，因为是接续先秦儒家“道统”而来的学说，所以又被称为“道学”。广义的理学从思想内容来划分，一般而言主要有理学、心学、气学等数种学派，它们普遍承认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来看，宇宙间都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非人格神的形上本体，其无形无象，却又掌控着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灭、形态与运行。
以北宋时期河南洛阳的程颐、程颢兄弟和南宋福建的朱熹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派，因为强调理的客观实在性和最高本体性，所以人们称之为“理学”，又称“程朱理学”，这是狭义层面的理学。
心学的代表人物为南宋时期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世称“陆王心学”。他们主张“心即理”，心存则理在，心亡则理灭，十分注重心之于理的作用，所以被称为“心学”。
气学派的开创人物则是张载。张载的气论将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融为一体，独具特色，其思想体系就被称为“气学”。
上述理学家中，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后来受到了官方的推尊而上升为官学，成了理学的主流，掌握了学术话语权。朱熹思想的传承者们划分出了理学主流学派的几大地域分支，即濂、洛、关、闽四个学派。陆九渊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思想主张与朱熹多有抵牾之处，于是被排除在了这个学脉体系之外。
同时，也有人提出理学的主流派别还有邵雍的“数”学，胡安国、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以及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这些都没能进入上述分系之中，而他们究竟能不能完全纳入“理学”系统，历来也是存在争议的。
以上我们简单梳理和介绍了宋代理学的基本思想、主流派别与学脉渊源，从中可见，无论是陈祥道兄弟还是陈祥道的老师王安石，都不在这个系统之内。事实上，程朱对王安石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基本都不认同，程颐、程颢与王安石同朝为官，却是王安石的反对者。而就已知的陈祥道的交游情况来看，他与身为理学家的二程也基本没什么交集。
为了抵御佛老之学对儒学主体地位的销蚀，从唐代中后期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以来，儒学内部逐渐兴起了大胆怀疑经典文本内容、积极推动经典文献的创新性解释的学术风气。到了两宋时期，中国迎来了儒学史上新一轮的“百家争鸣”，在学术上产生了新经学，在思想上产生了理学（西方学者称为新儒学）。
虽然前述理学诸儒大都在经学上有着较重要的著述成就，尤其是朱熹，甚至还可说是经学大家，但他们的主要身份仍然是理学家。因为他们对经典文献的训诂注释和创造性阐发主要是为自身的思想建构服务的，不是为注解经典而注解经典。换言之，经学研究于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反观陈祥道的著述，则都是依从经典文献本身展开的系统性的经学研究，虽然受其师王安石和整个两宋新经学风气的影响，他也有不少创新性、综合性的诠释，但他终究只是就经解经，没有开展专门的、体系性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创造活动。
所以，陈祥道只是礼学家或经学家，不是理学家。考虑到陈旸的《乐书》实际上也属于礼学系统，曾经的二陈故居的楹联“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原本就应该写成“棣萼一门双礼学”才准确。一些人将这一对联托名为朱熹所写显然不实，朱熹不可能犯如此错误。
在此我们并不是说理学家这一学术身份就高于经学家或礼学家。即便是朱熹，我们既可称之为“理学家”，也可称之为“经学家”，鉴于他在礼学、易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和重要贡献，我们还可专称他为“礼学家”“易学家”，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学术身份的认定只有是非之别，并无高下之分。但目前类似的认知误区甚至争议，在不少的民间国学爱好者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所以澄清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作者为三明学院闽台书院与经世致用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