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主动请缨的低级士人曹刿，指挥鲁国军队在长勺“一鼓作气”大败齐国军队，史称“长勺之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全文引用了《左传》相关记载，将长勺之战树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有领袖论述定调子，再加上中学教材的正面解读，在所有读过《曹刿论战》的国人心目中，曹刿无疑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的民间奇才，而长勺之战则是弱国抵抗强国侵略的正义之战。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封面
长勺之战的真实背景
首先，所谓“齐师伐我”，就是齐国军队正大光明、鸣钟击鼓地攻打鲁国，声讨鲁庄公先前对齐国所犯下的罪行。鲁庄公犯下的罪行很严重：他在一年前齐国内乱之时亲自率军入侵齐国，试图扶植鲁女所生的公子纠上台，还派公子纠的师父管仲去截杀竞争者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倒真是组织了一场抵抗鲁军侵略的战役，在齐都附近的干时大败鲁军，鲁庄公落荒而逃。此后，齐国马上出兵一直打到鲁都城下，逼迫鲁国处死了公子纠，并交出了“罪犯”管仲。当然，管仲一回国，就得到了齐桓公的重用，开始在齐国全面推进社会、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
所以，前年这次齐师伐鲁的目的，是要迫使鲁庄公正式认罪求和，宣誓不再与齐国为敌。在曹刿进宫之前，“肉食者”们（工作餐有肉吃的卿大夫们）应该已经跟鲁庄公开会研究过是否抵抗之事。鲁庄公应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将战”的意图，而“肉食者”们应该是主张求和，君臣双方产生了矛盾，这才给主战的曹刿入宫进言提供了契机。
如果从春秋时期的政治常识来考虑的话，鲁国选择迎战还是求和，主要应该看三个方面：第一，鲁国是否占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整个事情的起因是鲁国入侵齐国、干涉齐政、谋杀齐君，而且一直没有正式认罪，这次是齐国有理、鲁国理亏。第二，鲁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是否强过齐国？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在齐襄公时期就比鲁国强大，而齐襄公去世后的高层内乱并未损伤齐国实力。第三，先前齐鲁交战，鲁国是否占上风？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鲁国去年在干时惨败，后来又被齐军攻入国境。“肉食者”们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理性务实的“近谋”，得出了应该求和的结论。
然而，这时鲁庄公的心智被一种不愿服输的执念给牢牢攫住了。他在“对齐亲善派”压制下已经隐忍了十年（相关分析详见年5月20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刊载的《春秋新说︱齐女文姜：“不知羞耻”的首位女外交家》一文），实在是不愿意放弃这个珍贵的“翻盘”机会，他想要继续斗争下去，为在齐国暴毙的君父鲁桓公报仇，并且继承君父遗志与齐国争霸。鲁庄公内心真实想法当然是“将战”，但是鲁国与齐国在硬实力上的差距也的确让他感到纠结。
汉画像石“管仲射小白”
奇才曹刿的洗脑话术
正在此时，士人“军迷”曹刿得知了朝堂上的对峙状况。他对自己的朋友们宣称，朝堂上那些“肉食者”们都很鄙陋，唯独自己这个民间奇才有“远谋”，自己要进宫给鲁庄公指点迷津。曹刿很清楚，陷入孤立的鲁庄公此时最需要来自于他人的奉迎和怂恿；如果能鼓励鲁庄公出战，自己将得以一展才华、成就功名。由于鲁庄公先前正是听从了“肉食者”施伯的建议才放走了奇才管仲，所以此时鲁庄公很可能是以“不可再错过本土奇才”为由破格召见了曹刿。
按照《左传》的记载，曹刿和鲁庄公见面之后是这样对话的：
[曹刿]问[公]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一开口就不同凡响：他没有按照“君问臣对”的正常套路来为鲁庄公分析战与和的利弊，而是反过来“臣问君对”，要求鲁庄公自己说凭什么与强大的齐军作战。首先，通过这样一个翻转，他这个士人“军迷”一下子成了居高临下评点君主的“上师”，在心理上已经占据了上风。第二，曹刿如果在战前把“击鼓时使诈”的战术方案说出来，鲁庄公是不可能相信的（战胜后鲁庄公也是听了讲解才明白）；而基于硬实力的理性分析又必然会推导出“应该求和”的结论，所以曹刿也只能让鲁庄公自己说，然后随机应变。
鲁庄公接下来在曹刿的诱导下说出了“善待身边官员”“依礼对待鬼神”“据实审理案件”三条理由。冷静地看，它们都是鲁庄公搜肠刮肚硬凑的“好人好事”，根本不足以证明鲁国能取得眼前这场战斗的胜利，如果在“肉食者”面前说出来只会遭到批驳和嘲笑。鲁庄公其实也清楚鲁国硬实力不济，所以也只好拿“君德”这种软实力来碰碰运气。曹刿敏锐地捕捉到了鲁庄公的意图，于是顺水推舟，从这三类事迹中“以小见大”提炼出三项君德，然后用“国君有德就能抵御强敌”的“远谋”来奉迎和怂恿鲁庄公。
曹刿之所会选择最后一个理由“据实审理案件”并大加吹捧，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本身有什么特别，而是基于下面两个原因：第一，直接选第一个“善待身边官员”进行吹捧的话，就会暴露自己奉迎鲁庄公、怂恿他出战的真实目的。第二，人在为自己辩护时，说出的第一个理由肯定是最强的，越往后越是凑数。否定鲁庄公自认为最强的理由，而肯定他自认为最勉强的理由，会让鲁庄公觉得曹刿绝不是在迎合自己，而是真有高见。
因此，曹刿要故意摆出一副“这个不行，再想一个”的“上师”姿态，逼迫鲁庄公再多说两个，达到“事不过三”后，再围绕第三个理由来进行吹捧，将其中蕴含的君德拔高成足以出战的“大德”。实际上，曹刿无法知道鲁庄公的三个理由分别会是什么具体内容，他也不需要知道。鲁庄公最后说的是“据实审理案件”，曹刿就说，这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如果鲁庄公最后说的是“善待身边官员”，曹刿就会说这是“惠之属也，可以一战”，如果鲁庄公最后说的是“依礼对待鬼神”，曹刿就会说这是“信之属也，可以一战”。反过来说，如果鲁庄公第一个说的就是“据实审理案件”，曹刿就会用“小忠未遍，民弗从也”将其否定，让鲁庄公再说两个。
总而言之，曹刿通过否定前两个理由显示出自己绝不是曲意奉迎，通过夸大第三个理由来迎合国君想要抓“救命稻草”的心理，把凑巧撞上的“忠”德封为鲁庄公需要的那根“救命稻草”。这种针对鲁庄公心理“量身定做”的话术，无疑俘获了鲁庄公的心。
在此基础上，曹刿又说“战则请从”，也就是告诉鲁庄公，自己不仅能庙堂论战，还能临阵指挥。从《左传》记载看，曹刿并没有向鲁庄公陈述具体战术方案，而鲁庄公竟然就放心任用他指挥这次战斗。很明显，曹刿“有德就能抵御强敌”的理论贴合了鲁庄公自己本来就有的侥幸心理，使得鲁庄公不但重拾信心决定出战，还决定豪赌一把，让这个没有任何实操记录的士人奇才全权指挥战斗。一言以蔽之，鲁庄公已经被曹刿初步“洗脑”了。
军师曹刿的致胜诈谋
曹刿敢于请求指挥此次战斗，说明他心中必然已经有了胜敌之策。曹刿的真实策略是：硬实力不济的情况下，鲁军战胜的唯一出路就是榨取软实力，当然这个软实力绝不是什么审理案件体现出来的“忠”德。鲁国是周公之后，在诸侯中守周礼最为谨严，这就包括交战时守军礼、讲规矩。在曹刿看来，鲁国“谨守周礼”的国际声誉就是最好用的软实力。说得直白一点：从不耍流氓的老实人突然开始耍流氓，头一回肯定能占到便宜。在随后的长勺之战中，鲁军就是通过违背双方同时击鼓然后进军的军礼,取得了气势上的优势，从而赢得了战斗的胜利；而齐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齐人根本没料到自己撞上了鲁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耍流氓”。
先秦兵车乘座方式（《先秦马车乘坐方式与乘员》，年）
战胜后的鲁庄公，就像一个绝地翻盘大赚一笔的赌徒，一方面自信心爆棚，另一方面也非常感激和崇拜曹刿。之前一直没有透露战术思想的曹刿此时趁热打铁，做了这样一场“化诡诈为高明”的战术思想分析：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首先，曹刿绝口不提鲁军靠违礼使诈取胜的事实，而是抓住“勇”这个褒义概念做文章，阐述了“积蓄勇气是战胜关键”的战术思想；其次，曹刿绝口不提鲁军靠自身诡诈难测取胜的事实，反过来强调齐国诡诈难测，阐述了“胜而不骄、谋定而后动”的战术思想。这番论述说得正义凛然、有条理、有洞见，让曹刿的“神机军师”形象在鲁庄公心目中定型。
至此，曹刿的军事才能已经得到了实战验证，他在战前表现出的“迷之自信”被证明不是狂妄，而是奇才本色。就这样，一个血气方刚、不愿认输的年轻君主和一个自恃远谋、想以鲁国为“赌本”大干一场的士人“军迷”正式结成了联盟，开始一起做一场“战胜齐国、成就霸业”的春秋大梦。至此，鲁庄公至此已经被曹刿彻底“洗脑”。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曹刿在战前克服了自己身份地位低、无实操经历的硬实力劣势，利用鲁庄公“病急乱投医”的非理性心态，以诈谋话术俘获了国君的信任；在战场上又克服了鲁军不在理、不强大、刚战败的硬实力劣势，利用齐人认为鲁人必然守礼的惯性心理、以及延后击鼓出战能积蓄气势的战场心理，以诈谋战术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实力不强，攻心为上”，这就是曹刿致胜诈谋的实质。
军师曹刿的理论水平
大概就在长勺之战胜利之后，鲁庄公与曹刿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这几次长谈中，曹刿充分展现了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军事战略战术成果（详见战国楚竹书《曹沫之陈》），内容非常丰富。比如说，曹刿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
“敌人的兵器不磨砺，我方的兵器一定要磨砺。敌人的甲胄不够坚固，我方的甲胄一定要坚固。敌人派遣士，我方就派遣大夫。敌人派遣大夫，我方就派遣将军。敌人派遣将军，我方国君就亲自上阵”
，说白了就是“使诈只能一时爽，终究要靠硬实力”。
整体上说，曹刿的军事理论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但当鲁庄公真把曹刿当成了自己的管仲，开始询问他如何治国理政时，曹刿的回答就“卑之无甚高论”了，和他的对手管仲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然而，对当时的鲁庄公来说，曹刿前面阐述的军事战略战术已经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后面说的那些非常老套的治国理政之道也正与鲁庄公自己的想法相合。鲁庄公接下来采取的整体策略就是：一方面重用曹刿作为军师，指导鲁军运用“曹氏战法”来进行武力争霸；另一方面尽自己的能力，按照四平八稳的“先王之制”来勤政爱民。鲁国从此进入了一种内政层面“励精图治”、军事层面“出奇制胜”的争霸状态。
从《曹沫之陈》的记载来看，曹刿非常清楚，虽然靠使诈可以改变某次战斗的结果，但鲁国与齐国武力争霸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两国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对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硬实力较弱的鲁国岂不是必败？那倒也未必。曹刿的盘算应该是：第一，先靠诈谋赢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把鲁国拖入争霸战争，让自己得以施展才华；第二，用战争的压力激励鲁庄公修明内政；第三，指望着力度颇大的管仲改革事业会“翻车”。实际上，管仲改革刚启动时，遭到了齐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当时管仲出行都需要重装兵车保护以防备刺杀（《韩非子南面》）。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曹刿就是典型的“行险以侥幸”的小人。可惜的是，小奇才曹刿在齐国的对手是大奇才管仲，管仲改革并没有“翻车”，经济和军事齐头并进的齐国再没有给他侥幸的机会。
《曹沫之陈》竹简放大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年）
“曹氏战法”的冰火两重天
鲁国在击退齐国之后，又马上主动出击入侵宋国。这应该是出于曹刿的怂恿，因为仗打得越大，曹刿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就越多。夏六月，先后被鲁国打败的齐军、宋军卷土重来，打到了鲁都近郊的郎邑。这时，鲁大夫公子偃请求出战，鲁庄公没有答应。公子偃就在夜晚私自出城，率领一支军队蒙上老虎皮偷袭宋军。鲁庄公得知后，也将计就计率军跟进，在乘丘大败宋军。齐军见势头不妙，于是班师回国。可见，自从曹刿在长勺之战中以诈谋取胜之后，鲁军中出现了一种藐视君威、想到就去做、热衷于靠诈谋取胜的风气，而一心争霸的鲁庄公对这种风气采取了一种默许甚至迎合的态度。
接连战胜齐国、宋国之后，鲁庄公对自己的整体战略有了更大的信心，从此之后，内政层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提升的鲁国走上了靠“曹氏战法”在东北（对齐）、西南（对宋）两线作战的穷兵黩武之路。
前年夏5月，宋国为报复去年乘丘战败而入侵鲁国，鲁庄公在鄑地率军抵御。这一回，宋军还未列阵完毕，鲁军就“抢跑”发动冲锋，再一次出其不意大败宋军。从作战风格来看，此次战斗应该又是曹刿指挥的。
然而，依靠“花式”使诈获得战术优势的“曹氏战法”对于宋国虽然管用，但对于实力强大、人才济济的齐国却不再奏效。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这位“神机军师”再也没有重现长勺之战的奇迹，鲁军三战三败，丢失了汶水以北的大片领土。最终，在前年冬天，鲁庄公被迫前往齐国，在柯邑与齐桓公会盟。
鲁庄公时期的齐鲁地区，包括鲁、齐、宋（列国）；莒（小国）；干时、长勺、乘丘、鄑、柯。（《春秋左传精读》，年）
刺客曹刿的无耻勒索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柯之盟现场发生的惊险一幕：
“齐桓公和鲁庄公在坛上完成盟誓之后，曹沫（即曹刿）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桓公左右没人敢动，问：‘你想做什么？’曹沫说：‘齐国强、鲁国弱，但是大国侵犯鲁国也太过分了。如今鲁国城墙坏了就会压在齐国边境上，贵国君主请好好盘算一下！’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许诺之后，曹沫扔下匕首，跑下土坛，面向北站在群臣里，面色不改，正常说话。桓公很恼怒，想要背弃刚才的约定。管仲说：‘不可以。贪图小利以求自己痛快，将会在诸侯面前抛弃信用，失掉天下的援助。不如按约定把土地给他。’于是桓公终究放弃了侵占的鲁国土地，把曹沫三次战败丢失的土地都还给了鲁国。”
暴力劫持、勒索齐桓公，是曹刿为了挽回“曹氏战法”给鲁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而采取的一次无耻行动，而曹刿也因此成为《刺客列传》中记载的第一位刺客。鲁国虽然收回了失地，但自身“谨守周礼”的国际形象进一步遭到破坏，而且曹刿这种歇斯底里的行径充分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鲁国在齐国面前就是个撒泼打诨的孩子。更让鲁国绝望的是，在管仲的沉着处置下，这次劫持事件被巧妙地转化成为一场树立齐桓公霸主形象的“路演”，齐国从中获得的战略利益其实远远大于得而复失的鲁国土地。也就是说，齐国才是这次盟会真正的大赢家。
最终，“肉食者”们当年的求和“近谋”被证实是正确的“远谋”，而曹刿靠诈谋甚至恐怖活动武力争霸的“远谋”被证实是导致鲁国在军事上彻底失败、在国际声誉上严重受损的“乱谋”。曹刿这个奇才到底是什么货色，到这时已经非常清楚了。
汉画像石“曹子劫桓”
曹刿终成“肉食者”
至此，鲁庄公企图通过重用奇才曹刿与齐国争霸的计划彻底破产，他也终于从自己和曹刿共同编织的梦境中醒了过来，决心放弃争霸幻想，转而谋求与齐国联姻修好。前年，齐、鲁商定了两国联姻事宜。同年冬天，鲁庄公亲自去齐国送订婚财礼。前年夏，鲁庄公应邀到齐国观摩祭祀土地神大典暨阅兵仪式。
这时候，已经十年不见于历史记载的曹刿又站了出来，他一本正经地劝鲁庄公不要去，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周礼关于诸侯相见的规定。这回鲁庄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曹刿的谏言立场端正，开口闭口都是礼制法度，与他先前靠破坏礼制来克敌制胜的思路判若两人。这说明，此时的曹刿已经“野鸡变凤凰”挤入了鲁国的卿大夫序列，成为了一位“肉食者”，于是也就模仿着其他“肉食者”的路数，说起守礼持正的话来。一言以蔽之，曹刿这个当年嘲笑体制内人士“未能远谋”的人，最终也被“体制化”了。
前年的这次劝谏，是曹刿留在史书上的最后一笔记载。两百多年后，前年，就在晋国、楚国这两大争霸巨头打算全面停战的关键时刻，楚康王为了在停战后占据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再次出兵攻打夹在两大国中间的郑国。郑国高层为了是否要抵抗而争论不休，郑卿子产说了这样一段话，得到了执政卿子展的赞同：
“晋国、楚国即将平息争端，诸侯即将讲和，楚王因此出于贪昧来这么一趟。不如不抵抗，让楚王得胜而归，捞得最后一个筹码，这样晋、楚和谈就容易成功。那些主战派小人的本性，就是要寻找机会显示血气之勇、盼望出乱子以求捞取私利，来满足自己的心性、成就自己的名声，这种人的主张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为什么要听这些人的？”
此时，曹刿如果地下有知，听到子产的这番话，恐怕会莞尔一笑说：“子产揭批的主战派小人，不正是当年踌躇满志闯入公宫、怂恿鲁庄公‘入坑’的我吗！”
参考文献
黄金贵：《曹刿论战辨析——兼评长勺之战》，《杭州大学学报》年第3期
陈文丽：《曹沫之陈与曹沫》，西北大学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