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这一点无论是喜欢孔子的，还是讨厌孔子的，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是作为中国毫无争议的伟大人物，孔子生前过的其实并不算太好。
很多人对孔子最大的误解是，他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这种印象主要是来自于后世儒生，但其实孔子是个一米九几的山东大汉。
这种身高，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孔子的父亲，当年为了救主公，曾经一个人扛着过城门，可见孔武有力这事，在他们孔家，也算是个遗传。
而且，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其实是个私生子，甚至是遗腹子，作为一个从小就没爹，母亲也在他15岁的时候就去世，一米九几的大个子，应该是他能够认祖归宗一个很重要的表象特征，毕竟那个时代没有亲子鉴定技术。
恢复美好时代从平民跃迁为贵族，在孔子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孔子靠着血缘这层关系做到了，成为贵族的孔子，很自觉地开始维护传统的利益，尤其是面对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最想做的就是回到过去，回到周公制定的那个完美的礼法制度之下。
严格来说，孔子本身就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在任何时代，私生子都是不那么光彩的事情，而长大之后，看到社会的各种乱象，再结合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孔子觉的只有恢复周礼，这个世界才能重新好起来。
所谓的周礼，就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个人行为规范，而这些规范的核心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不一样的规定，人们日积月累在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固定的尊卑等及秩序。
有了等级秩序，在下面的人就不会想着整天造反了，社会也就少很多麻烦，而如今之所以社会上冯正不断，国与国之间杀伐不绝，根本原因就是尊卑秩序乱了。
孔子的这种思维逻辑不能算错，毕竟那个时代，所有人都看出了问题，大家针对如何解决问题，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方案，这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争来争去，争的就是谁的方案更好。
我们都知道孔子晚年周游列国，来推行他的学说，但是到处碰壁，所有的国君，都觉得孔子这一套学说，只讲仁义道德，没有法家那一套来的见效快，毕竟那是一个经常发生灭国之战的时代，见效快才是最重要的。
当年孔子坐着马车，悠悠晃晃地去了很多地方，尽管那些地方的国君，对孔子都比较客气，但住上一年半载之后，孔子就走了，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仰慕孔子的名声，真正赋予孔子官职，让他去实现理想的却没有。
尽管沿途的自然风光很美，甚至很原始，动不动还有各种野兽出没，但孔子完全没心情去看这些漂亮的自然风光，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孔子发现他的主张要想被采纳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干脆回到鲁国，一门心思的教徒弟，希望自己的徒弟，将来能把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有一天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当年的孔子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学说那么好，怎么通知者就不愿意采用的，如果他老人家地下有知，看到日后儒家竟会是如此风光，心中的疑惑一定会更强强烈。
孔子的堕三都为什么儒学在当时无法得到推广呢？
很多人都觉得主要是因为儒学见效慢，国君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孔子真正一直碰壁，主要原因并不在他学说的快慢上，而在于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事，让孔子成了全天下贵族的敌人。
我们现在说孔子一生不得志，这话大面上看是对的，但并不准确，严格来说，孔子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得志的，做了鲁国的大司寇，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国家代总理，可以说是步入了鲁国权力的核心圈层。
孔子一直都想要做官，而且是要做大官，因为只有做了大官，才能实现他的理想抱负，孔子做鲁国大司寇期间，正是他一展拳脚的好时候，他这期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堕三都。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那句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的就是鲁国的三桓之一季孙氏，在家里用的舞蹈，已经超出了自己应有的规格，是国君才能使用的舞蹈规格。
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任何行为都有规范，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坐几匹马拉的车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能戴几块玉佩，这些都写的明明白白。
孔子最痛恨的就是僭越的行为，所以才对季孙氏这种行为非常的愤慨，等孔子掌握了权力之后，他肯定是要提倡遵守原来的礼乐制度，软的方面他做了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
硬的方面就是堕三都，所谓三都，指的就是鲁国三桓的封邑，他们的城墙已经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标准，甚至是国君的城墙都要高。
孔子要做的就是要“毁掉”三桓封邑上的城墙，让他们的封邑都符合礼制的规范，不能让他们成为架空国君的人。
但孔子自身势单力薄，尽管做了国家的高官但是鲁国还是三桓说了算，堕三都只是拆了其中的一座，还只是一半，就发生了叛乱，叛军甚至一度攻到了首都曲阜，最终孔子被迫下台，跟弟子们到处流浪，推行自己的学说。
孔子这件事，在国际上很有名，毕竟那个时代，国内很多都是大贵族说了算，普遍存在大贵族封邑城墙超标的问题。
后来孔子不管去齐国，去卫国，去陈国等等国家，不管国君再怎么喜欢孔子，最后都有各种势力，阻挠孔子在本国任职。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跟孔子的学说无关，跟这次堕三都事件有直接关系，所有贵族都知道，你孔丘掌了权就要去拆别人家城墙，这等于说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贵族呀，不管到哪个国家，本来就是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本国势力的阻挠，你孔子不管提出什么学说，不管是速成的，还是慢熟的，最终都会被否决掉的。
但有个问题很奇怪，后来的法家，他们也是支持国君打击贵族，为什么后来的法家能够迅速赢得国君的信任，最终大获全胜呢？
两头受气的孔子很多人觉得，孔子是站在国君这一头的，比如说要求贵族拆掉不合规矩的城墙，要求贵族不能使用国君才能看的舞蹈等等一系列错所，看似孔子是站在国君这一头啦反对贵族的。
这跟法家也差不多呀，法家就是站在国君一边，严厉打击国内的贵族，春秋战国的变法运动，根本目的就是最大效率地调动国内的资源。
而林立的贵族，最容易造成资源的效率低下，国君的命令不能直达，非常影响整个国家调动资源，所有战国时代所有的变法，根本目的就是从贵族手里抢资源，把调动资源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国君手里，国君的命令可以不经过贵族直达每个国民，这就是历史上的编户齐民。
所有的变法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只不过有些做的彻底，有些做的不彻底而已，所以很多国君，对于法家人物，都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
而且很多著名的改革派，都是来自于国外的，在国内没有根基，以来更容易被国君控制，而来跟贵族也没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完全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里，这就是法家能够得到信任的原因，而孔子看似也是倾向于国君的，但孔子的倾向性不够明显也不够彻底。
孔子是主张恢复周礼的，国内的贵族，如果说城墙高了，要拆掉，但是周礼上讲的城墙该是多高就是多高，总之所有的行动必须按照周礼来。
但这个周礼，正是造成贵族做大的根本原因，因为周礼规定国君必须分封土地给卿大夫，而分封出去的土地，国君是没有管理权的。
贵族再分封一部分土地给家臣，同样的在家臣管理范围内，贵族也是无权过问内部管理的，这种管理模式，很容易造成地方势力做大。
孔子要做的，只是削弱贵族不合理的权力，但是贵族一看，你动了我的奶酪，这不行，我要弄死你。
同样的，面对外部压力，国君需要更多的权力，但是孔子同样说不行，你必须按照周礼来，这其实也让国君，没法真正从心底喜欢孔子。
那些法家人物，说弄贵族，那是真的就是弄死你，剥夺一切权力，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完全把国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孔子却在和稀泥，两边都要保有一定的权力。
这本质上就造成了，孔子本质上是两头受气，贵族不喜欢他，国君也不是很喜欢他，屡屡碰壁最终也没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学说成功。
但是秦始皇之后，全国统一，基本上就把贵族消灭了，这个时候再看儒家，那就只能为帝王服务了，原来贵族的障碍没有了，这样一来，儒家就通过走了帝王这条路，慢慢把自己弄成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