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为王败者寇，乃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也包括后世对历史的评说，缺乏文字记载的先秦时期更是如此，真情实况已入尘埃，无可追寻，真相仁者见仁。
周人相比夏商部族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落，始祖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的后稷。《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尚书》等都有记载，“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治之，十八王而康王克安之。”周人把他认为祖宗，实在有强推政权合法性的嫌疑。因为后稷本不是一个人名，当然也有文献说是个官名，实际上杨宽老师的《西周史》里解释为一个神名也很有道理，就好像我们尊称土地神为“后土”，把天上最高之神“帝”称为“后帝”。但不管怎样，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被人们尊为稷神，因为他很会种地，“能殖百谷百疏”，带领部落吃上饭，后稷的名声就愈发的响了。随着种植经验的积累，农业技术的更新和推广，让人民从采集游牧的漂泊生活转向耕种定居的农业生活，部落也日渐壮大，慢慢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邦。显然周人是农耕起家，也善于耕种，“周”的甲骨文字就是一个由几块方方正正的农田组成，人民也是因此得名“周”。
“周”的甲骨文字形前面说到后稷存在于尧舜时期，有后人强推之嫌，毕竟作为帝俊之后，帝舜时期的稷神在殷商昏聩之时，受上天旨意剪灭殷商合理合法。但是从后稷到文王姬昌这十五世，时间完全对不上。从夏禹到桀总共十四世传十七个王，约四百七十年；商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一直到殷纣，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约年；《左传》中甚至有记载商超过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如果后稷生于尧舜时代，传到姬昌这里要经历夏、商两朝，跨度多年，只传十五世，就太不合理了。是不是后世太推崇后稷，有意往上靠，值得思考。
图片来源于网络不管怎样，周人田种的好，农业文明发展快是事实。到夏朝末期，中央朝政动荡，周人首领公刘也失去了稷官，但族人安居乐业，外族慕名来投，确是发展迅速。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地已经不适合更大的发展，《诗经-公刘》记载："笃公刘，匪居匪康。”公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敢安居于此而停滞不前，决定带领族人从邰迁到豳（陕西省彬县一带）。豳地土地肥沃，依山傍水，公刘带领大家新建立的都邑被族人称为“京师”，太史公称赞周人的兴盛，始于公刘时期。
周朝示意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到了公亶父时期，部族富裕，人口兴旺，首领公亶父备受尊崇，此时的周族俨然已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平常务农，战时为兵。豳地地处西陲，周人的富裕引起了周围戎狄的主意，戎狄善于游猎骑射，民风彪悍，开始觊觎周人的沃土肥田。此时的周人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开始了与戎狄的长期战斗。戎狄轻装简行，抢一个赚一个，周人虽然屡屡获胜，无奈戎狄来去匆匆，族人疲于奔命。看着战死的族人，公亶父思索再三，决定再次迁都，沿着渭水几经考察，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陕西省岐山县一带）。
岐山山脉可以阻断戎狄的侵扰，平原地区更大，土地更肥沃。周国这时期的提升是全方位的，不光是人口和经济，文化上也吸收了殷商的占卜等贵族活动，政治上公亶父任命了司徒、司空、司士、司寇等要职（见《史记-周本纪》：“公亶父作五官有司”），放开权利，分工协作。基建方面也是抛弃了穴居窑洞，在陆地上建设豪华的宫殿，家室、宗庙、神社、大道等。
《诗经-皇矣》中详述了公亶父迁到周原后的艰苦开荒建设情况。公亶父在周原建立的“京师”，其布局影响了整个周代。皋门和应门制度就是这时期创立的，周后代天子的三门三朝制度即皋门、应门、路门和对应的外朝、治朝、燕朝都是由此演变的。在都城中设置宗庙和社稷的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社神主管邢戮，所以战争胜利后献俘活动(杀俘虏献祭）要在神社进行，后世很多献俘典礼都源于此。宗庙祭祀稷神自不必说。但这些活动最终的目的，只能归于政治，显然是一种团结贵族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公亶父健全政治组织很重要的一环，对周后代甚至整个封建王朝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图片来源于网络公亶父是文王的爷爷，后来也被尊为“太王”。不知道明朝的朱元璋和清朝的康熙玄烨是不是效仿公亶父看孙辈选接班人，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相传因为季历生儿子姬昌时，有“圣瑞”，晚年的太王非常喜爱姬昌，于是传位给了季历，“太子”太伯带着仲雍出奔“荆蛮”，自建勾吴，即是吴国。古时虞和吴同音，所以又说是虞地（今山西省南部地区），太伯死后传给仲雍，《左传》中称虞君为虞仲，所以他俩应该是虞国的始祖。
但是不管是荆蛮还是虞地都离周原很遥远，足以证明周国这时期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这时正是殷商的末期，朝廷政治腐败，四方敌人频繁入侵，殷商只好把对抗西北戎狄的任务交给周国，此时殷商早已承认周国的强大，从商武丁时期就已经称周为周方，即是一方诸侯方国的意思。周国也借此机会迅速扩张，占领北方地区，建立根据地，北拒戎狄于汾水，东可进殷商京畿，南可跨黄河进入洛邑，对中央殷商已成半包围态势。
周文王雕像，图片来源于网络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商帝武乙时期，已为周王的季历北面大杀鬼方国赤戎，西征西北地区戎狄多年，功勋卓著，周朝力量也愈发强大。到了商帝文丁时期，季历被封为“牧师”，《周礼》中称：“七命赐国，八命作牧”，可见“牧师”的封号已经超出诸侯了。好景不长，随着周朝势力不断增强，中央贵族害怕受到威胁，构陷了季历，商王文丁只好把季历下狱，不久便被处死了。
季历死后，长子姬昌即位，正是周文王，但此时周还是殷的方国，表面风平浪静，但矛盾已尖锐至一触即发，姬昌虽然年轻，但极为深沉，他把矛盾和仇恨埋在心中，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把周发展得更强大再作谋划，剪灭殷商的念头也愈发强烈。
图片来源于网络从商汤到殷纣，商朝先王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绽放了灿烂的光芒。然而经过年的风雨腐浊，“商”这艘巨舰已经满目疮痍，舰长却不思进取，昏聩暴虐，终究难逃沉没的命运，曾经臣服的四方部落方国，曾经积极维护的贵族，曾经引以为豪的百姓，迫切需要一艘新的安全方舟，需要一位敬业守道的船长。他，可能就是周文王姬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