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的朝向问题是中国古代都城史及城市规划的重要议题。本刊编委、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撰写《北京中轴线朝向考》一文，从北京城市中轴线与正子午线之间的微小偏差出发，通过对古代城市规划中的“丙午之位”、古代方位概念中的“四正之忌”、传统风水理念中的“格龙之道”和传统儒家思维中的“朝天之礼”进行探讨，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的轴线制度，既是观象授时时空体系之投影，又是阴阳哲学、敬天信仰、环境地理、宇宙观念、礼仪规范之塑造的观点，同时对中国古代规划设计中蕴含的环境观念及人文思想予以深入挖掘，是一篇富于理论价值的深度之作。
北京中轴线朝向考
王军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发表《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指出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元大都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
报告基于考古钻探得出的结论，证实了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关于元明两代都城轴线相沿未变的论断，纠正了元大都中轴线位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以西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的说法，表明今存北京明清城市中轴线，实为元、明、清城市中轴线，其轴线制度肇始于元大都规划。
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对中轴线的重视与观象授时存在深刻联系。正南正北的正子午线，是先人测定太阳年周期最重要的观测轴，立表测日中之影须以此线为准，初昏观南中天星象须以此线为坐标，“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人文观念由此衍生，这对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以轴线对称的“中”字形平面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观象授时的空间基础，正子午线必须精确测定。《周礼·考工记》所记“昼参诸日中之影，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的辨方正位之法，显示了先人空间规划的卓越能力。
图1、2元大都中轴线东偏微旋示意图、朝向分析图
可是，元、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与正子午线并不重合，而是略向东偏，逆时针微旋两度有余（图1，图2）。学者推测，这是朝向元上都之故，其与元上都中轴线不能相接，存在一定偏差，或是测量微差所致。惜无史料可证。
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南北轴线与正子午线存在不同程度的角度差，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是先人在具备了精确测量能力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包含了深刻的环境思想因素。
丙午之位关于元大内规划，《析津志》有这样一条记载：
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
大内方向即都城轴线方向。刘秉忠奉命规划元大都，以拟建中的丽正门以南的一棵树确定大内方向，忽必烈予以批准，并封此树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元大都的中轴线由此确定。
刘秉忠为什么选定了这棵树？《析津志》未予说明，但接下来的记载给出一条解读线索：
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
在元会（元旦大朝会）、圣节（皇帝生日）、元宵这三天晚上，“独树将军”被各色花灯扮成火龙，这一形象与其出现的时间、“独树将军”所居方位，阴阳意义完全一致。
先看时间。元会、元宵时在正月，值立春前后，阳气生发。皇帝又是阳的化身，其生日（圣节）同样具有阳气生发的意义。
在《易经》所记时代，立春之后的标准星象是乾卦九二爻辞所记“见龙在田”——初昏时东宫苍龙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即“二月二，龙抬头”，春回大地，龙也就成为阳的象征。
元会、圣节、元宵三夜，“独树将军”被装扮成火龙，火与龙皆为阳，火龙即阳中之阳，这既是对立春之后龙星昏见的表现，又允合元会、圣节、元宵的阴阳意义。
图3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
再看方位。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与方位相配，十天干方位是：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十二地支则以北方为起点周行相配；再以四维经卦相配，就形成了二十四山方位体系（图3）。
在这一方位体系中，元大都中轴线逆时针微旋，形成子午兼壬丙之向（图2），“独树将军”执其南端，略居丙午之位。丙位在午位之东属阳，午位在正南属阳；在十天干中，丙排第三位，序位为奇数属阳。丙与午皆为阳，丙午之位即阳中之阳，这与“独树将军”的火龙形象及其出现时间的阴阳意义完全吻合。今北京工匠沿用传统说法，仍形象地称南偏东的丙午朝向为“抢阳”。
此外，“独树将军”五行属木，其居丙午火位，又体现了木生火、万物竞相生长。
丙午是天子明堂之位。宇文恺《明堂议表》：“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孝经》邢昺《疏》引郑玄云：“明堂居国之南，南是明阳之地，故曰‘明堂’。”《逸周书·作雒解》孔晁《注》：“明堂，在国南者也。”即记明堂居都城之南丙午之位，取向明而治之义。
《尚书璇玑钤》：“房为明堂，主布政。”《春秋文曜钩》：“房、心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房心为大辰，天帝之明堂。”《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
东宫苍龙的房、心二宿具有重要的授时意义。房宿旦中天时为立春，心宿昏见时为季春，心宿昏中天时为夏至，皆古代文献记录的早期星象。观测房、心二宿昏旦之时的运行位置，便可获得春耕夏耘的指导时间，顺时施政，所以称房、心为布政之宫，亦即明堂。
图4北周庚季才原撰、宋王安礼等
重修《灵台秘苑》刊印之太微垣图
太微垣有明堂三星，《步天歌》记之曰：“宫外明堂布政宫。”明堂三星位于太微垣南偏西，与丙午之位镜像对应（图4）。
天帝有明堂，天子亦有明堂。《孝经·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李隆基《注》：“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
周人明堂的建筑制度见载于《周礼·考工记》：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大戴礼记·明堂》亦记：
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
皆记明堂平面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的9∶7比例，《考工记》又记“堂崇一筵”，这“九”“七”“一”三个数字，是《周易乾凿度》描述宇宙生化、元气生成的五行方位数，有谓：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郑玄注“易变而为一”：
一主北方，气渐生之始，此则太初气之所生也。
又注“一变而为七”：
七主南方，阳气壮盛之始也，万物皆形见焉，此则太始气之所生者也。
又注“七变而为九”：
西方阳气所终，究之始也，此则太素气之所生也。
又注“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
此一，则元气形见而未分者。夫阳气内动，周流终始，然后化生一之形气也。
即记易周行由一、七、九标示的北、南、西三个方位，经过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生化过程，最后形成了混沌元气，进而造分天地。
在北斗建时系统中，北、南、西分别是冬、夏、秋的授时方位，易周行这三个方位，犹若由冬而夏，由夏而秋，往复于冬，从太易的“未见气”演化为太初的“气之始”，再演化为太始的“形之始”、太素的“质之始”，最后“复变而为一”，完成了“道生一”的过程。
以一、七、九表示北、南、西，见载于《尚书·洪范》、《礼记·月令》。《洪范》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以一、二、三、四、五配北、南、东、西、中；《月令》记春月“其数八”、夏月“其数七”、中央土“其数五”、秋月“其数九”、冬月“其数六”，即以六、七、八、九、五配北、南、东、西、中。
《礼记·月令》孔颖达《疏》引郑玄注《易系辞》：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
图5五行方位图
这就形成了以生数一、二、三、四、五和成数六、七、八、九、十标识四方五位的方位体系。其中，一、六配北方为水，二、七配南方为火，三、八配东方为木，四、九配西方为金，五、十配中央为土。每个方位皆以生成数、阴阳数相配（图5）。
《周易乾凿度》基于这一方位体系，描述了“道生一”的过程。与“道生一”建立联系，也就与“去无入有”的北极璇玑发生了对应，也就沟通了天地。所以，周人明堂以上圆下方的建筑造型表现通天统地，以“东西九筵，南北七筵”的9∶7平面比例寓意元气化生。
9∶7明堂比例在元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得到了运用。《南村辍耕录·宫阙制度》记元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深广比为：步∶步≈1.，约合整数比9∶7（≈1.），与明堂比例高度一致（吻合度99.6%）。
元帝布政之宫称大明殿，居大内南区；元大内在都城南部偏东，适“居国之南”、丙午之位；元大内、都城轴线以“独树将军”为准，略成丙午之向，皆符合明堂制度。
四正之忌
风水术有“忌四正”之说，认为建筑朝向不宜正南北或正东西。对此，刘维国在《试论桓仁八卦城的易学思想》一文中介绍道：“中国的建筑传统上都是避开正子午的。子午向只适合祭祀建筑，子是天帝（北极星）所向，只有庙宇和碑堂可见。”
古代建筑布局方正，建筑朝向避开了正子午，也就避开了正卯酉。子午为正，则卯酉为正，反之亦然，这就有四正之忌。
此种观念极为古老，东汉王充《论衡》有记：
《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东西，若徙四维，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与太岁相触，亦不抵太岁之冲也。
就是说，移徙的方向不能冲着太岁，也不能背着太岁；起宅嫁娶不能与太岁相冲；太岁在甲子，就不能与子位相直，往两边调整一下方向才是吉利的。
何为太岁？《广雅》：“青龙、天一、太阴，太岁也。”《五行大义·论诸神》：“又别有青龙，行十二辰，即太岁之名也。古者名岁曰青龙。”王引之《太岁考》：“太岁、太阴、岁阴、天一、青龙，名异而实同也。”《史记索隐》：“《乐汁征图》曰：‘天宫，紫微。北极，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淮南子·天文训》：“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
太岁本是古人虚拟之星体，又称岁阴或太阴，其与木星反向而行，顺行一辰即一岁，以此纪年。太岁纪年如同天帝、青龙巡天，太岁又称天一，天一即太一（泰一），乃天帝（北极神）的别名。所以，太岁又指天帝。天帝常居北极，与子位相直，就与北极相冲，这就触犯了天帝。
王充以为迂腐，驳之曰：“太岁之气，天地之气也，何憎于人，触而为害？”“工伎之人，见今人之死，则归祸于往时之徙。俗心险危，死者不绝，故太岁之言，传世不灭。”
可是，此种观念导源于敬天信仰，只要文化上的天帝存在，对北极的敬畏就不会消失。
及至元代，这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元史·祭祀志》记天坛制度：
神位：昊天上帝位天坛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东，少却，皆南向。
又记：
凡从祀位皆内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东，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酉居酉陛北。
天地神位皆南向，即与子位相直，与天帝对应，这是为了沟通天地。而供人升降的四陛则有四正之忌。
所谓“子居子陛东，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酉居酉陛北”，是指子陛在子午中线之西，午陛在子午中线之东，卯陛在卯酉中线之北，酉陛在卯酉中线之南。
图6元大都天坛子午中线、卯酉中线与四陛方位示意图
十二次是古人将天赤道等分为十二份而建立的天文观测坐标体系。古人以左行为顺，右行为逆，逆行为忌，便以“十二次微左旋”代指四陛微右旋。经此调整，四陛就避开了四正朝向，子陛与午陛就不与天帝相冲（图6）。
元大都的中轴线逆时针微旋，连接崇仁门、和义门的都城卯酉线顺时针微旋，也是因为四正之忌。
这两条轴线的微旋之态，还表现了阴阳。其中，中轴线逆时针微旋，呈子午兼壬丙之向。在十天干中，壬、丙的序位为奇数属阳（壬序九、丙序三），中轴线即为阳轴；都城卯酉线顺时针微旋，呈卯酉兼乙辛之向。在十天干中，乙、辛的序位为偶数属阴（乙序二、辛序八），都城卯酉线即为阴轴。
图7元大都子午中线、卯酉中线与
都城中轴线、卯酉线分析图一
图8元大都子午中线、卯酉中线与
都城中轴线、卯酉线分析图二
此阴阳二轴交会于今鼓楼位置的齐政楼前，即如《文子》所记：“阴阳交接，乃能成和。”亦如《荀子》所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齐政楼又与北极璇玑对应，表现了“去无入有”，《老子》所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得以诠释（图7，图8）。
图9明清北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
这样的时空法式在明清北京城的平面布局中也有经典呈现。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继承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为子午兼壬丙的阳轴；明清北京城的卯酉线是日坛与月坛的连接线，顺时针微旋，为卯酉兼乙辛的阴轴。此阴阳二轴交会于紫禁城太和殿庭院，同样体现了“阴阳交接，乃能成和”，并赋予太和殿庭院“道生一”的哲学意义（图9）。
值得注意的是，今旧鼓楼大街及北延长线皆元大都旧街，其与元大都子午中线相贴，顺时针微旋，呈子午兼癸丁之向。在十天干中，癸、丁的序位为偶数属阴（癸序十、丁序四），该线即为阴轴。元大都中轴线与之交错于都城平面几何中心的东西两侧，同样演绎了阴阳交接，并体现了都城平面几何中心与北极对应所具有的“道生一”、分化阴阳的哲学意义。
出于对天帝的敬畏，元大都的建筑规划对象征北极的都城平面几何中心予以避让。齐政楼、中轴线东偏，旧鼓楼大街顺时针微旋，都城卯酉线南偏，皆避让了该中心点，以表示不与天帝相冲。
图10紫禁城平面几何中心位于
中和殿、保和殿之间的丹陛露台
同样的情形在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平面布局中也能看到。紫禁城平面几何中心位于保和殿与中和殿之间的丹陛露台，未加盖任何房屋。这是因为紫禁城是天子之宫，天子是天帝之臣，须行避让之礼（图10）。
图11明永乐天地坛大祀殿（今祈年殿位置），
明嘉靖天坛圜丘、皇穹宇位置分析
相比之下，与紫禁城同期建成的永乐天地坛则将大祀殿（今祈年殿位置）建于坛区（天坛内坛西墙以东、斋宫南墙东西线以北）的平面几何中心；明嘉靖皇帝扩建天坛，则将圜丘建于斋宫北墙东西线以南、天坛内坛西墙以东区域的平面几何中心，将皇穹宇（初称泰神殿）建于大享殿（原大祀殿，今祈年殿位置）以南、内坛西墙以东区域的平面几何中心。这是因为大祀殿、圜丘是祭昊天上帝的场所，皇穹宇是昊天上帝牌位存放处，须与北极对应，与天帝相通（图11）。
格龙之道
古代堪舆家为建筑选址必先考察山脉走势，此即“格龙”，亦称“寻龙”。称山为龙，是因为山脉蜿蜒起伏似龙。所选定的建筑基址称“龙穴”或“真龙入首之地”。此种堪舆法，包含了古人对地理环境的朴素认识，是决定城市与建筑朝向的重要因素。
旧题刘秉忠述《平砂玉尺经》记：
水交砂会之方，乃见真龙入首之地。
水交于局前，砂会于左右，此见龙势歇泊之处。而寻龙必须先看其局前后左右之势何如，然后详其体制之美恶方可，以得其情状吉凶休咎之迹也。”
“真龙入首之地”是山体没入平原处，其前有水，其后有山，左右环山，才是理想的建设地点。其中要义，见郭璞《葬书》：
地贵平夷，土贵有支。支龙贵平坦夷旷，为得支之正体，而土中复有支之纹理，平缓恬软，不急不燥，则表里相应。
支即支龙，山之余脉也，其隐入平原延伸为“龙脉”，城郭舍室筑于其上才固若金汤，所以，“土贵有支”。建筑轴线与山梁相顺，才能最充分利用此种地质条件。因此，轴线方向循山脉而定，是营城筑室的重要原则。
图12南京明故宫轴线与紫金山走势分析图
图13北京明十三陵分布图
图14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总平面
明南京宫城南北轴线呈北偏东方向，即为顺应北山之势；明十三陵诸陵朝向皆不相同，即因诸陵靠山来势不同，清承德外八庙诸庙亦然（图12～图14）。
图15辽宁牛河梁“女神庙”轴线与山脉走势分析图
此种规划法极为古老。距今五千年的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的南北轴线，南偏西20度，即与牛河梁山脊走向一致（图15）。考古报告指出：“这应是‘女神庙’和山台在选择方向时采取了与山梁走向一致的方向。”
图16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F-F
建筑轴线与山脉走势分析图
同样是距今五千年的大地湾仰韶文化建筑遗址，南北轴线亦与山势相顺（图16）。考古报告指出：“由于山体面向东北，此中轴线大约北偏东25度。”
图17陕西凤翔水沟遗址西王村类型文化遗存分布图
在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陕西凤翔水沟遗址，亦清晰可见聚落文化遗迹沿山脊走向分布的情况（图17）。
图18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暨元大都中轴线
经小汤山北抵燕山分析图
图19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暨
元大都中轴线北抵燕山分析图
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暨元大都中轴线北越小汤山，抵燕山山脉，亦与山梁相顺，且左右环山，负阴抱阳；中轴线向南伸延，便是河道纵横的开阔地带。这正是《平砂玉尺经》所记“水交于局前，砂会于左右”的理想形势（图18，图19）。
此种择地之法又包含了丰富的哲学理念。古人勘察九州形势，认为万山一贯，起于西北之昆仑，昆仑通天，乃元气所出，顺山因势，方可顺天行气。
对此，《平砂玉尺经》记云：
凡山脉，起自昆仑，为山之首。而气脉之行，因山而见，犹人有体骨之格；气络流行，分布而散漫为土皮，犹人之肌肉；土不离山，犹肉不离骨也。
《葬书》有谓：
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
皆视山脉为气脉，与山脉相顺，便是与元气相通。
在中国古代创世纪观念中，昆仑被视为大地生成之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墟。”宋均《注》：“北极，为天之枢。昆仑，为地之柄。”《河图括地象》：“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
即言天地开辟之时，万物浑沌，北极为天生之始，昆仑为地生之始，北极与昆仑对应，为天旋地转之轴。
关于天地的开辟，前引《周易乾凿度》：“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文子·十守》：“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
即言天地由浑沌为一的元气所生，此气一分为二，清轻者生天，浊重者生地，四时、阴阳亦随之而生。
如上所述，北极为元气之清轻者最先生出的天，昆仑为元气之浊重者最先生出的地，元气造分天地、生养万物，城郭舍室依山而建，就是与昆仑相连，与元气相通，就具有了沟通天地、化育生命的意义。
元大都与北部燕山相距30余公里，实难想象经此距离，北山余脉还在地下延伸直贯而来。尽管如此，元大都中轴线仍以小汤山为准，与北山山梁相顺，直取“龙脉”南延、元气畅达之义。显然，规划这条轴线，观念重于实际。
朝天之礼
古代城市还有以轴线方向朝敬天子的情况，《晏子春秋》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景公新成柏寝之台，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宫何为夕？”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营丘之封立城，曷为夕？”晏子对曰：“古之立国者，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
晏子认为，古时建国城，南望南斗，北仰极星，测方向是十分准确的。如今宫室城池朝向偏西，是因为周朝王邑在西方，是为了尊周。
图20山东曲阜周代鲁国故城图
图21山东临淄周代齐故城图
今考曲阜鲁故城、临淄齐故城，确实存在城市朝向偏西的情况（图20，图21），其原因或如晏子所言，是为了尊周。若然，这就是周朝的诸侯国制度。元大都已是天子之都，其轴线微旋当不属此种情况。
结论
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的轴线制度，既是观象授时时空体系之投影，又是阴阳哲学、敬天信仰、环境地理、宇宙观念、礼仪规范之塑造。北京城中轴线东偏微旋，是天文、地理、人文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
北京城的中轴线制度，肇始于元大都规划，其与正子午线不相重合，逆时针微旋两度有余，与以下因素相关：
首先，取义明堂。元大都的中轴线以城南“独树将军”为准，形成子午兼壬丙之向，元大内居都城南部，平面比例为9∶7，皆符合明堂制度。
其次，敬畏天帝。元大都规划避让正子午朝向，避让都城平面几何中心，皆是不与北极相冲、敬畏天帝的体现。
第三，顺山因势。元大都中轴线越小汤山与北部山梁相顺，体现了建筑轴线据山势定向以获得稳定地质条件的规划理念，以及依托山脉与昆仑相通、顺天行气的文化观念。
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的中轴线制度，承载了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体系。明清北京城继承了元大都的中轴线制度，也就延续了城市的文脉，彰显了文化的传承。
元朝与清朝皆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对中国固有之文化的传承，推动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北京城中轴线见证了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为古代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历程，立下了一座丰碑。
作者简介
王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