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仍在忽悠我们的错误历史观念——《五经》是儒家经典
一提起儒家经典，人们马上想到“四书五经”这个说法。其实历史上真正的产生顺序是“五经四书”。“五经”的概念西汉初年就形成，而且是从中央政府发出的，绝对权威。“四书”这个概念来自南宋朱熹编注的《“四子”章句集注》，其中《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据说分别代表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四位儒学大师的思想言论，后来被人称为“四书”，并且作为学校初级阶段教育的法定教材，读完了“四书”才可以升级读“五经”。其实“四书”这个叫法很没有文化，根本不像个读书人起的名字。真正的读书人应该知道“书”特指《尚书》，后来才成了“书籍”的统称，再人为制造一个“四书”的概念，不是添乱吗？他不会取别的名称，可见他也没什么文化。读完了“五经”就可以去参加高等考试，可以做官了。“四书五经”这个概念里，《四书》从其作者来看，都是儒家学者，所以《四书》是儒家经典无需讨论。“五经”里面，只有《春秋》可能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记录的“史记”编订的。《易经》，《诗经》，《仪礼》，《尚书》都不是什么儒家经典，为什么呢？这四经的成书时间都都早于孔子出生，早于儒家学派的出现。虽然甲骨文里有“儒”这个字，并不等同于后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且这四经的形成，与“儒”的关系还没有当时的祝、宗、卜、史这四种官职的关系大。
由此可见，“五经”里有四部根本不是什么儒家经典，只有《春秋》可能勉强算得上。“五经”只是在汉代才开始被冠以“经”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垄断了“五经”的解释权，就是政府把五经的最终解释权交给儒家一门，其他学派无权发表相关言论，无权传播相关思想，从而给后世造成了“五经”是儒家经典的错觉。但是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也未见得不重视推崇“五经”，古圣先贤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是全民的精神财富。只是后来被儒家独家侵夺霸占了，被不动脑筋的人误会成了儒家经典而已。
而且本来这些著作名称都没有“经”这个后缀，到了汉代，儒生将这些历经劫难的文献典籍奉为经典，才有了“五经”的概念，尤其是汉武帝时中央政府设立“五经博士”，给这些研习五经的儒生开辟了一条仕宦利禄的康庄大道。这五部文献被戴上了“经”的儒冠，就是被“儒化”的最好证明。因为儒生还围绕这些经，横生是非编出了好多“纬书”，今天看来，这些纬书绝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乌七八糟的“伪书”。
试想，如果《易》是儒家经典，秦火是肯定躲不过的。然而最终躲过了，说明当时被定性为卜筮的书。卜筮之法，古已有之，夏商周三代各不相同，是否存在所谓的《连山》、《归藏》都不重要，总之《易》不是儒家的出品，不能贴儒家的商标。而且在《左传》和《国语》等典籍里，用《周易》占卜的例子在孔子之前即不时有之，当然又有人说这可能是刘歆们后来窜入的。然而《周易》之古经部分几乎在西周初年已经写定毕竟是事实，就是“十翼”也极有可能在春秋前期即完成了大半，尤其是篇幅较大的“象”、“彖”，甚至有传说这是周文王和周公父子的作品。与其说是儒家写了“易传”，倒不如说“易传”催生了儒家。
《春秋》被烧是因为它是鲁国的历史，孔子编订的《春秋》是在《鲁春秋》史料原文基础上删节改易来的，《春秋》的部分内容的确被孔子以其特有的虚美隐恶、为尊者诲的孔氏笔法所歪曲，因而带有一定的儒家色彩。显然孔子只是为了自己教学的方便，编写了“鲁国视角下的近现当代史”——《春秋》而已，这倒是可以肯定的。
《诗》、《书》的内容最晚都是到秦穆公时候，《诗经秦风黄鸟》是说秦穆公死后三良殉葬的事情，《尚书秦誓》是秦穆公在“崤之战”后复仇雪耻的军中讲话。而秦穆公死年比孔子生年要早70年，比孔子“而立”恰好早一百年，所以《诗》、《书》非儒家经典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诗》被烧是因为大部分是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的诗歌，《秦风》甚至加上《豳风》，就是秦国秦地之前流传下来的诗歌，估计没有像其他部分那样被烧。
《书》和《诗》一样，虽然大部分是其他朝代其他国家的内容，最后一篇《秦誓》，估计和《秦风》一样也没有被烧，始皇帝再怎么暴虐，总不至于毁灭自己祖宗的历史和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这个应当是焚书运动中比较特别的问题，不知道当时如何解决，也暂时没有发现当时的有关政策。恕我孤陋寡闻，暂时没有发现年来有人论及这个问题。
《仪礼》虽然为儒家极力推崇，但其原书记载内容早于儒家的宗师孔子。“礼”字在殷商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当时已经形成程序相当繁复的礼仪。鲁国在西周初期分封之时，就是有周王室天子礼乐的。《左传昭公二年》即前年发生了著名的“周礼尽在鲁矣”之叹，其时孔子还是少年儿童呢。孔子三十来岁时曾经适周问礼，后来孔子经常提到夏礼如何，殷礼如何，周礼如何，只能说明“礼”由来已久，孔子只是古礼的爱好者和极力维护者，所以其书本质也不是儒家经典。
其他学派的人都会读这些经典。比如号称战国学问集大成者的荀子及其学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是将上述学问融会贯通的最好的例子。再比如后来道士还把八卦图画在自己的制服上，儒家倒没有这么干，也没有去和道士理论，说怎么把我们儒家的东西穿在身上了，搞盗版侵犯我们的知识产权？——可见，大家都心照不宣，这是天下公共的精神财富，哪一家都不能垄断独占的。
那为什么现在一般的解释都是说“五经”都是儒家经典呢？主要的历史原因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得儒学成为惟一的官方学说，后代的统治者不断运用国家权力继续推行这一基本国策，用儒家的观念来解释这些古代经典，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这些经典的汉化版，就是汉儒的观念，当然也是儒化版。这些汉化儒化之后的经典，虽然后来唐宋元明清各代小有不同，但没有彻底颠覆汉儒的框架。只是做了些须改良而已。
直到西学东渐，科举废除，新文化运动，疑古思潮涌起，才对这些经典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所以这里有一个公共文化资源的私有化现象，就是儒家利用政治地位权力手段，利用其强势的话语权，侵占了属于公共文化资源的五经，用他们的那一套理论体系来解释甚至夺易、扭曲古代经典。其实是将这些经典庸俗化、教条化、神学化，从长远来看，是对我们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毒素，所以后来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长期不长进，固步自封，拒绝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跟这些思想毒素分不开。晚清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了，还提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且这在当时还算是开明的主张。都败于日本，割地赔款了，还不肯戊戌变法，还信守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国可亡法亦不可变，这真是迂腐得可怕。真不知道这些人的“五经”是怎么学的，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主要讲的就是变化，千变万化，而这帮饱读诗书的中国人竟然信奉董仲舒的不变谬论。可见是何等的食古不化，数典忘祖。
现在流传的“五经”的注、疏，基本上都是汉唐以来儒家的说教。但“五经”从根本上说不是儒家的，也不是孔子的，否则后来的人们总以为儒家的贡献很大，这是需要澄清的。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大学问家都被称作大儒、鸿儒、宿儒，总之都被儒家兼容并包，一网打尽，纳入己门了，包括亦法亦兵亦道的诸葛亮都被目为“大儒”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学问家肯定是要通读经史子集的，经的大部分都不是儒家经典；史就更不用说了，史比儒出现得更早，比儒地位更重要；诸子百家，除了《荀子》和汉以后的子书，春秋战国时代的其他诸子，比如管子、老子、孙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那是连儒家都羞于纳入自己阵营的。
当然史家左丘明是个例外，虽然《左传》也很讲“礼”，但是很不“儒”。《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里的“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就是明确地批判了儒家教条。这里的“二国”指的是今天山东境内的鲁国和齐国，结合前文可知主要指鲁国，作为先天资质和地理环境都很良好的东方大国，就是因为抱残守缺地囿于“儒书”而不得发展壮大。后来的历史事实无情地证明了《左传》作者的远见卓识，这两个大国无可救药地日渐衰败下去，姜齐被田齐取代，鲁国被三桓把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后来都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左丘明并不是孔门学生，因为当时孔子都引以自重，就像《论语公冶长》里说的什么“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作者推测很可能是孔子仕鲁时期，左丘明作史官，二人都是鲁国政府的官员，真正是同事关系，其人才德见识很令孔二先生折服，故而言语间常常引以自重，后被弟子录于《论语》中传世。孔圣人卒于前年，《左传》绝笔于前年，之后前年、前年的断续历史明显是左丘明辞世后他人的续笔，极其简单粗疏，体例文法皆明显与《左传》全书前文不同，就是为了交待智伯之亡，中间再无他人他事，不像《左传》全书那样几乎每年都记有大事。
之所以孔子后来成为圣人，左丘明其人其事逐渐湮灭不闻，我想主要原因不外是，孔子门徒遍天下，左丘明应当是没有大量招收弟子的，所以后来少人称道；更重要的原因是，孔儒独尊以后，有关左丘明的历史文献档案之类，大都过不了后儒的毒手，再加上秦火项燹，由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军事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左丘明大师，硬是被后儒安排在孔庙廊下的门生堆里伺候着孔子，连孔子的几大弟子都不如，名次仅仅排在三五十位，还美其名曰“先贤”，真是太糟蹋人家左丘明了。司马迁写《史记》时，正是儒术独尊风头正盛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给伟大的左丘明连个传都没有立。这是同为史家的司马迁留给后世的一大遗憾。虽然只在他《报任安书》里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始终不提这位伟大史家的生平。其实都不仅左丘明，整个史家连个合传都没有，甚至不如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这些货色，而那些儒家的小字辈们在“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之后，也被集中收录在“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里。不是因为史家没有达人大家，或许是太史公故意给千古历史留下的缺憾美吧。
左丘明如果确有其人，那其思想认识水平看来并不在孔子之下，一部《左传》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还有一部“春秋外传”——《国语》。固然“《诗》美轮美奂，足以达意；《书》固然记先王言行，足以明事；《礼》固然经纪人伦，足以节人；《易》固然备言天地阴阳变化，足以道化”，但那些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真正孔子所作或所编，《春秋》勉强算一个，但这个简单粗疏的历史大事纪，本来就是《鲁春秋》的删节改易版，思想性、艺术性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和“艳而富”的《左传》相提并论，真正开后代写史之先河，足为百代史家师法的，只是《左传》一书而已。左丘明其人年齿当稍少于孔子，然而孔子敬重他，引以为重，足见其人当时已经相当有影响。
另有研究者称现在传世的《左传》与吴起及其先生后学有莫大关系，这个说法从姚鼐《左氏补注序》开始，到童书业《春秋左传札记春秋左传作者推测》，都持这个观点。愚见以为，孙武子与伍子胥一同领兵击楚，五战五捷攻陷郢都，助吴称霸，惊天动地功勋卓著足以彪炳史册，而《左传》只记伍子胥、吴王阖闾及其弟弟夫槩王，对孙武子这位伟大的兵家竟然失录，则更加让人怀疑是吴起乃至其后学出于同美相妒（后世称兵家必道孙吴二子）的原因故意删去其中关于孙武子的记载。
“五经”既然不是出自儒家的。后来代代增益的“九经”、“十二经”直到南宋朱熹确定了“十三经”，后来增添的这些，有《公羊》、《谷梁》二传、《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大都作于战国甚至汉初的书籍，基本代表了儒家观点，出自儒家之手，倒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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