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从古至今在战场上领兵打仗基本都是男人的事，战场似乎和女性不太沾边。即便出现女性带兵打仗，也是少数。然而在这少数的女性当中大部分还是虚构的，如花木兰、杨家女将等。然而年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发现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观念。
这是一座完全没有被盗掘过的商代贵族墓葬，该墓共出土随葬物品件，其中青铜器多件，玉器多件，骨器多件。此外还有石器、象牙制品、陶器以及多枚贝壳。在出土的多片甲骨卜辞中，有多片卜辞中都提到了妇好这个人。妇好是谁，为什么能够在商朝的历史上留有如此多的遗存？
从专家学者对这些甲骨卜辞的研究得知，妇好是殷商时期商王武丁的妻子。甲骨卜辞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在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军将征战沙场。曾统兵1.3万人攻羌方，俘获大批羌人，成为武丁时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妇好还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战，著名将领沚、侯告等常在其麾下。对巴方作战中，率领沚布阵设伏，断巴方军退路，待武丁自东面击溃巴方军，将其驱入伏地，予以歼灭。这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最早的伏击战。
妇好不但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她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据甲骨卜辞记载，妇好在三十余岁去世，这在殷商时期不算早逝，但是相对于在位59年的商王武丁来说，似乎算是过早逝去了。妇好只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但其地位却是最高的。死后庙号为“辛”，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
从现有的考古以及文献来看，可以说妇好是我国历史记录中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女将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巾帼英雄，除了殷商甲骨文外，在后世的所有史籍之中没有任何记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商周时期女性社会地位变迁说起。
禹终结了禅让制，确立了宗法制。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家长制。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可以说，宗法制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个封建王朝。
虽然夏商时期已经实行宗法制，但是母系社会的余威还是存在的，从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就能看出来。在殷商时期，妇女积极地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占据国家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先秦以前，国家的重大事件，就是祭祀和军事。殷商时期的女性，不但可以参与祭祀，还可以参与朝政，领兵打仗。这足以说明殷商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但是殷商时期却没有遵循这一点，而是流行兄终弟及制，这或许就是母系社会余威所产生的效应，因为兄弟为同母所生，而父子却各有其母，从母系的关系看，兄弟之间的关系比父子之间更亲近，所以王位的传承由兄而弟，这是母权社会遗留的表现。尽管殷商在祖甲改制后传承已父子为主，但并没有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其实即使周王朝分封殷商遗族的宋国，也照样保留兄终弟及的制度。这说明宗法制在殷商时期的约束力没有那么大，而母权在当时社会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先秦时期国之大事无外乎就是祭祀和军事。所以女性在祭祀中的参与程度也决定着女性的社会地位。殷商时期的女性基本都是单独墓葬，夫妻合葬现象虽有但极少见。从商周时期青铜器以及金文判断，商代晚期的女性受祭和致祭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女性在祭祀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受祭权和致祭权。这一时期可谓是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巅峰时期。当然，此时的女性社会地位稍高也只是相对后世的女性来说，与同时期的男性相比，仍然相去甚远。只要看看殷商晚期数以千计的为男性祖先所用的祭器，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殷商时期的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封地，比如妇好并不和商王武丁住在一起，而是经常待在自己的封地里。有自己的封地和财产。这在当时似乎是个普遍的现象，商王武丁的另外一位妻子妇妌，也曾多次率师远征，同时为武丁管理农业和内政。她被封在井方，也就是如今的河北邢台。这也说明殷商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普遍较高，这种现象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先后多次按照传统血缘关系和功劳大小，分封诸侯，将土地城邑赐予弟兄和功臣及子孙，但未曾给女性。这和殷商时期的女性社会地位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西周以后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
周灭商后，女性的社会地位出现了变化。专家学者通过对商周时期的金文资料的分析研究表明，西周时期的女性社会地位是逐渐被削弱的。从西周早期开始，女性已经不能染指乐器和高级礼器，官方祭祀中再也不把女性作为单独受祭对象，但因为此时还有大量的殷商遗民，她们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殷商文化制度，这一时期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单独的受祭和致祭权利。
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以后，宗法制度和礼制都比西周初期趋于完善。这一时期女性的单独受祭权和致祭权被严重剥夺，她们更多地是依附男性去受祭或致祭，即所谓的“附祭”。
西周开始，夫妻合葬也逐渐取代了殷商时期女性单独墓葬。西周时期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王后一般来自外族，出于联姻会为王后带来相应的政治地位。从西周的金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女性，即便贵为天子王后，也仅以政府的姓或官职、爵位加上父亲的姓以为名。如西周铜器铭文多次提到的“王姜”，前面那个王字表明她是周天子的妻子，即王后；后面那个“姜”是她父亲的姓，表明是“姜”姓国家嫁过来的女子，她自己的名字却没有。周天子王后的称谓如此，周代的诸侯、贵族、大臣等等的配偶之称谓也基本这样。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虽然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都开始逐渐趋于瓦解，但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可挽回，甚至随着农耕文明的成熟而进一步逐渐下降。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有利于巩固和加强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周以来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周代的礼仪制度的严酷制约。西周时期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是一国之大宗，卿大夫在封地内史大宗，大宗与小宗等级严格，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样西周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以男性为核心的管理机制，男性成为国家“主干”，而女性只能是依附于这些男性，没有了独立的地位，为了彰显“男权至上”的男性“主干”地位，开始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刻意加以掩饰。
西周的宗法制和周礼制度，就是要确立父系家长制度，母权制的遗留要被彻底清除。对于妇好这样的女性英雄人物，和当时统治阶层所宣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作为导向社会价值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让妇好这样的女性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只能逐渐抹去她在历史上的痕迹。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崇拜周公、笃信周礼的孔子。孔老夫子对于女性的观点在《论语》中有相当的论述，这里不多说。从西周开始，女性生活在男性的掌握之下。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仍然盛行。
关于后世史籍中没有妇好的任何记载这一点，我认为是周王朝为了维系父权制度的权威，宣扬男权至上的价值观，刻意抹去了关于妇好以及类似女性英雄人物的历史信息。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史中也非常普遍，在古埃及史中，包括哈谢普苏与图坦卡门这两个法老，同样在史籍中也记载甚少，尤其是图坦卡门，几乎没什麼记载，同样是被后世抹煞掉的例子。
太史公司马迁著书《史记》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由于西周以来统治阶级刻意抹去妇好的信息，不留任何痕迹。我想司马迁可能确实对妇好的史料一无所知，知道了他肯定会写，“天下遗文古事，莫不毕集于太史公”。
其实，不但《史记》没有关于妇好的记载，比《史记》更早的《竹书纪年》、《春秋》、《尚书》、《左传》等史籍中也没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只能说妇好作为女性，在西周以来，男权至上的主流价值观中是被排斥的，所以她印记留在了她那个年代的甲骨卜辞中，而被刻意“消失”在了后世的史料典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