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在夏商时期，人们认为世间所存在的一切皆为上天的旨意。
即使有不同的等级，有君王的出现，也是天意的结果，这使得当时的君主在治国理政的时候不能够完全使用一切权力，无法跨越“上天”的存在。
“城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城市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但早期城市的含义与如今是有一定区别的。在夏商周时期，“城”与“市”有着不同的功能，前者是政治功能，后者是经济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城”还是“市”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城”建制的改变在实践上明确地显示了王朝政治生活的变动。
制度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千百年中缓慢发生的，这一变化体现在史书中，也体现在“城”的建设中。
本文将在了解夏商周三代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以都城建制为纽带，来分析集权政治的加强。
一、夏商周三代政治制度的变化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于我国早期的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西周的制度与前代的制度有很大的关联。
的确，夏商西周三代的制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思想上的繁荣被称之为百家争鸣，而在政治上所出现的变化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不仅是神权政治的落幕，也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危机与重构。
1、夏的早期国家建构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还没有摆脱神权的控制，只是相比于前代，有了简单的国家组织的建设。
在中央，夏王朝设置了主管行政、军事、司法等不同领域的官吏，在地方，则通过控制一些部族来进行间接统治。
可以看出，这样的统治方式并不是很牢固，只是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之下形成了早期国家的样子，此时，民众还是聚族而居的。
夏王朝与前代政治最大的不同点是王位传承的方式。在夏之前，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是“天下之主”接任的方式，但至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大禹死后，部落首领的位置本来应该按照禅让制由益担任，但大禹之子启用军事手段取得了胜利，从此“公天下”变为“家天下”。
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使得权力集中于某一个家族之中，这虽然没能使得神权退出政治舞台，但在传位方式上说明了父子兄弟这一亲缘血统的重要性，加重了世俗政治的地位。
2、商的内外服制度与遇事占卜
“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夏商鼎革是中国早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变化不仅是朝代的更迭，也是政治制度转换的契机。
面对前代松散的政治体制，初定天下的商王朝改用了新的制度来治理天下，“内外服制度”应运而生。
所谓“内服”，是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地”，辖地之内由商王直接控制，“外服”则是附属国所管辖的地区。
内外服制度与夏代的政治制度相比更加稳定，能够更加有效地把控地方，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这样中央集权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在商王朝统治的几百年间，国都曾经多次迁移，这既是为了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地方，也侧面说明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有限的。
有商一代，在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往往要求助于上天的旨意。
他们将所问之事刻在龟甲上，放置于火中，根据龟甲所呈现的状态来理解上天的旨意，这就是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的缘由。
虽然这一行为仍然是遵照上天的旨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君主权力也通过这一政治行为有所增加，因为在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商王既是政治上的首领，又是群巫之长”。
这虽然是一个神权色彩浓厚的国家，但商王拥有着超然的神权地位，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君主集权的措施。
3、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
牧野之战商周易代，在大战之前，周武王做《牧誓》以明天下，在历数纣王过失之后，用“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之语展示了自己出兵的正义性。
这不仅是战前的动员，也是借上天之名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西周建立之后，面对全新的政局，辅政的周公开始推行全新的制度以加强君主的权力。
首先，按照身份的不同分封了各地的诸侯，例如功臣吕尚封于齐国、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国，除此之外还有前代的贵族等。
这些受封的诸侯必须宣誓“无违王命，夹辅周室”，用上天的名义来加强诸侯的中心，进一步加强君主的集权。
为了解决天子与诸侯在土地财产继承上的纷争，周王室又实行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将继承的权力和政治的地位牢牢地集中在嫡长子这一“大宗”的手中。
二、制度变化在都城建制中的体现
从夏代到东周时期，制度的变化在史书上向后人展示，但从对都城遗迹的考古发掘上也能够体现出制度的演变以及集权制度是加强。
在现代人的认知中，都城的营建是为了提供一个古代君主开展政治生活兼具居住功能的场所，但在夏商周时期，都城的功能必然有祭祀这一项。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左传》对当时建设都城的记载明确地指出了“宗庙”的重要性。
“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
在这一时期都城的建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对于宗庙和社的建设要远远优先于居住的宫殿。
那么，宗庙与社的存在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一疑问在《尚书》中可以得到解答，启征战部族之前是在宗庙先进行了相应的仪式、可见，这一时期宗庙与社的重要性。
考古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学术界确认为夏后期都城遗址，在这个规模宏大的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宫殿遗址和祭祀坑遗址。
有学者认为部分遗迹是史记记载中的宗庙或庙寝合一的建筑抑或是夏社遗址。这些遗迹设计十分整齐，附近有许多墓葬和祭祀坑的遗址。
许多考古学者认为，夏代的二里头宫城已形成“左祖右社”的布局，这是夏王朝遵从天命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到了商朝，对于天命的遵从使得甲骨文大量保留了下来，同时这一天命思想也体现在了都城的建制中。
殷墟是商朝最具有代表性的都城遗址，在对它的建筑基址考古发现中，祭祀遗迹大量出现。
虽然尚不能十分肯定地确定出遗迹中的哪一座是宫殿遗址，哪一座是祭坛遗址，但这些建筑的距离很近，不论哪一座遗址的具体功能是什么，都说明了商王借用神权来实行统治的史实。
但相比于夏代模糊的上天的概念，商王拥有了明确超然于其他人的与上天沟通的地位，这是区别于普通贵族和附属国首领的特殊地位，使得王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加强。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周武王的先祖古公亶父曾率族迁居岐邑，在营建新城之时先立家室，再建宗庙，这足以见得世俗君主权力的上升。
但从此时的考古发掘来看，西周时期的都城建制一般是“前朝后庙”的形式。
西周时期的都邑建设依然有着浓厚的天命色彩，这一现象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思想逐渐兴起，宗庙祭坛等建筑已经不再作为兴建都城的头等要事，此时的世俗君主和贵族集团已经开始主宰政治生活尤其是分封制地推行，使得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比商代大大加强，集权程度有所上升。
战国时代，郡县这一地方行政制度逐渐被各诸侯国认可，在这一基础上，国君能够掌控更多的实权，其集权程度进一步加强。
集合史记和考古发现，“朝”在中心，宗庙与祭祀分设两侧的都城建制逐渐流行开来，这深刻地反映了君主集权的上升。
三、结语
夏商周时期的史料不足，关于这一段的历史一般都是结合考古发掘进行探究。
在传世史料的吉光片羽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神权色彩的增减，可以探究君主集权程度的强弱，但还需要考古发掘的佐证。
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展现了夏商周三代都城建制的变化，其宗庙、宫殿、祭坛等场所的位置及营建顺序，恰好为君权与神权的地位提供了佐证，也侧面地反映出了君主集权程度的上升。
参考文献：
1、《尚书》
2、《周礼》
3、《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
4、《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