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敬与仪章：
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
［日］吾妻重二著；吴震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简介
《家礼》为朱子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影响后世达七百年，深刻塑造了中华礼仪文明。《家礼》不仅对中国近世社会影响深远，而且走向东亚诸国，成为整个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正是经由《家礼》的普及，“礼”成为了寻常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本书为日本朱子学、礼学专家吾妻重二教授《家礼》学研究成果的汇集。全书分三编：文献足征、礼文备具、礼书承传，共十四章，广涉《家礼》版本、木主、深衣、日本《家礼》接受史等议题，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于一炉，全面深入地揭示《家礼》在东亚的“漫游史”。
作者简介
吾妻重二，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兼任日本中国学会副理事长、日本道教学会理事、东方学会评议员及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研究领域为近世东亚儒学思想。主要专著有《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和《〈朱子家礼〉宋本汇校》（）等，并有译著、编著三十余部。
编辑推荐
★当代朱子家礼学研究大家吾妻重二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东亚文明以“礼”为特征，礼之本必在于家，而家礼文化以《朱子家礼》为宗。
★研究内容从文献版本流衍到礼仪实践，包括《家礼》版本考、宋代家庙考、东亚儒服考、丧葬礼仪考等。
★东亚各大高校教授联袂推荐，展现东亚视野下的“家礼学”。
专家推荐
宋代朱熹《家礼》成就了一部代代相传的礼学经典；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教授新著《爱敬与仪章》将家礼研究拓展至东亚地域，开创了东亚“家礼学”研究的典范。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日本朱子学研究引领者吾妻重二先生的新作问世！本书是作者多年对《朱子家礼》进行具体实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次中文版也是本书首次出版问世。以日本近世对《朱子家礼》的接受状况为核心，将研究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范围，对今后的儒教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三浦国雄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前日本道教学会会长
后记?礼学与绝学
礼学研究是一种“绝学”，这样说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呢？
正如本书中屡次提到的，过去礼学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礼的相关著作也曾层出不穷。那么，在本书的结尾，也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礼学的继承与发展吧。
简单地说，礼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学”的领域，另一个是“礼制”的领域，过去的礼学都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讨论，不断积累了各种著述。
其中，就“经学”方面说来，《仪礼》《周礼》《礼记》，即所谓的三礼文献的注释是其代表性著述，诸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各注疏、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都有详尽而精密的内容。而在“礼制”方面，朱熹与黄榦《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书都是收集、整理古代或历代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这些书并不限定于上述三礼文献中的任何一种，而广泛涉及吉凶宾军嘉等各种礼仪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将其分类为“通礼”。换言之，“经学”之书作为儒教经典阐明了礼的基本原则，而“礼制”（通礼）之书则以此为依据而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礼仪的实践手册、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这种礼书就是所谓的“仪注”，大致可分为国家举行的国家礼仪和个人实施的私人礼仪（顺便说一下，在朝鲜，通常不称为“仪注”而称为“仪轨”）。《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
据此，“仪注”诸书中“事关国典者”就分类为“政书”，“私家仪注”则分类为“杂礼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为国家层次的仪注书列举了唐朝《大唐开元礼》、宋朝《政和五礼新仪》、明朝《明集礼》等，而将朱熹的《家礼》归入“杂礼书”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杂礼书”仅仅是以经学为正统的角度下做的分类，其定位颇低，但实际上，如在本书中也反复叙述的，《家礼》作为一种日用礼仪实践手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从广义上来说，也可属于“礼制”的领域。
此外，还有研究在礼仪中使用的器物、服饰等东西的学问，传统上，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等考证工作就相当于此。
这样看来，可知所谓的礼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总括起来应该如下：
经学——关于《仪礼》《周礼》《礼记》的注释、著作目的：阐明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制——礼仪实践的著作目的：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1.通礼——实践诸礼的资料汇编
2.仪注——国家层次（政书）、私人层次（私家仪注）
3.?名物——器物、服饰等的考据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但由此我们可知，“礼”并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要求以可见的形式付诸实践（performance）的，因此，“礼”在历史上持续实行，“礼制”方面的各种著作也十分浩瀚。所谓“礼学”，从广义上说，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方面的学问。
那么，这样的礼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又如何呢？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此讨论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近代以来，此领域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问相比，不得不说是相当稀少，甚至寥寥无几。
现在按我的记忆随便举例，在近现代中国，到一九八〇年代为止，积极推动礼学研究的人物只有张锡恭、王国维、曹元弼、沈文倬、杨宽等人而已。在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在一九七〇年代开展了“仪礼复原研究”，但此只是一种孤立研究，似乎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近代学制中，儒教的研究被分类在“中国哲学”的领域，致使礼学在儒教研究中被搁置不理。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显著，但是关于这种近代的学问划分导致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多作讨论了。另外，礼仪只是封建残余这一观念，似乎也阻碍了礼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就上面提及的沈文倬而言，他所从事的礼学研究，正是“存亡继绝的工作”（王元化《贺信》，《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年）。
与此相比，在日本近代还相对保留了汉学的传统，可以举出加藤虎之亮、服部宇之吉、加藤常贤、宇野精一、藤川正数、川原寿一、西冈弘、影山诚一、池田末利、栗原圭介、林巳奈夫等人的名字。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礼学研究还是被认为是颇为特殊的，不免给人一种“有点古怪”的印象。说到底，它只是旁系，或者只不过是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等“主流”的辅助手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虽是很宝贵的，但其范围还很狭隘，仍是以中国古代为中心，几乎没有涉及宋代以后的近世时期。
总的说来，近代以后，礼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不绝如线”的状态，给人一种奄奄一息、勉强维系生命的印象。特别是本书中研讨的《家礼》研究，在近代以后，除了一些讨论其真伪问题的文章之外，基本上几乎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