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末期，孔子（李耳）是中国文化的两大高峰，传说他们曾有一次对话，孔子见到老子三天都没有说话，被老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让孔子三天都说不出话来。
在这次的《史记》里，孔子只是提到了一段关于孔子的谈话，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解释了。之后，老子乘牛车向西，途经函谷关，尹喜向他要一本，他留下了《道德经》的五万字，然后就离开了。
唯一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尹喜没有把《道德经》交给孔子？孔子崇尚儒家，崇尚超脱，而老子崇尚隐居，而生活的目标却截然相反，所以，老子并没有把《道德经》传授给孔子。但这个观点纯粹是胡言乱语，老夫和孔子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反战”，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老夫想让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保持距离，而孔子则要求诸侯尊崇周和，遵守周礼，所以老庄和孔子就有了共同的关系。再说了，《道德经》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功法，没必要藏着掖着，而要达到反战争的目标，就必须把《道德经》传遍整个世界，让所有人都能理解，那就是自己的愿望，既然孔子这么做了，他又怎么会小气呢？因此，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殷熙没有把孔子传给他，这是很荒谬的。
事实上，9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都对老子是否将《道德经》传授于尹喜，都持怀疑态度，虽然《道德经》是由《老子》所著，但却与春秋时期的气氛格格不入。
首先来看看，《道德经》是否出自《春秋》之手？若《道德经》并非由春秋时代的《老子》所著，则《老子》没有将《道德经》传授给孔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其实，《道德经》不是由《春秋》所著，也不是胡说八道。《史记·老子传》里有三位《道德经》的著者，分别是李耳和楚国的老莱子，这三位都可以被称作“老子”。
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一本《道德经》，与《道德经》的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有多个版本不同，但都是为了避免汉人的忌讳、删减和篡改。
传世的《道德经》和帛书中有许多令人困惑的地方，例如：
首先是“万乘之主”，也就是拥有万马，而在春秋时期，最强大的国家是晋国，秦国，齐，楚国，最大的军队也不过人。
其次，是三十条轮轴，也就是三十条轮子，郭宝钧认为，春秋时期是没有这样的马车，是在战国中期和晚期才有的。
第三卷中，他不止一次提到了“将会征服世界”，认为老子主张的是小国家少人，“取天下”与孔子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老子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战国末期，几十个诸侯国都在争斗，想要一统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许多学者都相信，《道德经》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梁启超就说它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因此，春秋老子当然不会向孔子传授《道德经》。
然而，90年代发掘出一部《道德经》，可以说，《道德经》原稿为春秋时期的《老子》。湖北省荆门市郭店1号一期秦始皇墓内，发现了楚国古代的一万三千余枚，以及各种典籍，《道德经》等，总计两千余字，占今天的四成左右。最关键的是，楚简版上的文字，与战国时期的文字不同。
首先，在楚简中并没有提到“万乘之主”和“三十个轮子”。而在楚简中，“取天下”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周王朝，而不是其他国家。
其次，与绢本的对比，楚简的反战性并不是很大，例如，“兵不是人的兵器”，而绢本则是“兵是凶，是凶。”到了春秋末期，尽管经常发生战事，但整体的力量与激烈程度，却远远不及战国时期，这样的情况，在小说中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与绢本不同的是，楚简的版本还没有极端到反对圣人的地步，也没有否认“仁义”，这就是所谓的“聪明不辨，不狡猾，不狡猾，但到了春秋时代，战事越来越激烈，读书人越来越倾向于极端，于是绢本就被称为“绝圣弃智，弃义弃仁”。
由于《道德经》具有浓厚的春秋时期特色，所以可以认为《道德经》是由春秋时期的《老子》所著，战国时期的学者们对其进行了修正。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道德经》的创立者很有可能是周王朝的史学家，名叫“齐”，于公元前年左右，他向秦国进发，在秦献公面前说：“周故与秦国分离，五百年后再来，十七年后，他就成了一位皇帝。”
至于《道德经》是不是真的重修，那是无从查证的，但司马迁在《道德经》上留下的三位著述中，分别是李耳和楚国的老莱子，以及战国时期的周太史。所以，司马迁的记录是真的，《道德经》的原稿肯定是出自于周公之手，而这本古文，则是在后世流传开来。
很显然，《道德经》是老子所著，但那时候老子年事已高，再加上秦国势力不强，老子没有理由、也没有精力跑到秦国来讲学。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事愈演愈烈，《道德经》无法体现时代的残酷，所以，周公以《老子》为蓝本，重修旧本，反战的观念更加强烈。当周太史迁往秦国时，他很有可能会把《道德经》散播给其他国家，以左右秦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