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虽是乱世，文化的发展，仍有颇为可观之处。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五代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江南（吴、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利。中原是文化传统最深的地区，虽屡经丧乱，也不乏短期的小康时光，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第二，五代时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不仅是各地割据政权和中原政府常有政治上的联系，各地经济上也有联系。南北往来，虽因运河中断，受到影响，通过荆州的陆地交通，却一直畅通。
因此，各地区的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仍可相互影响，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第三，唐末的许多文人学士，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他们保存并散布了文化的种子，继续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在暴君、军阀横行无忌的时代里，这些人没有失掉信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工作。第四，我们还应该肯定五代时一部分对文化发展有功的统治者。他们或保护和任用了一些文人学士或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深厚的兴趣，热心提倡文化活动，前者如吴越钱镠，后者如南唐中主、后主。第五，五代是旧的士族门阀残余势力彻底崩溃的时期。
这使文化发展多少摆脱一些旧传统的束缚，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混战割据对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的记载，至少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书籍。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这股潮流从民间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民间书肆开头印的都是佛经和日用图书。
知识分子读的儒家经籍，主要还要亲自或请人抄写。这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都有很大的不利。五代时候，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冯道和后蜀宰相毋昭裔对印行经籍的事业都有贡献。后唐长兴三年（），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唐以《三礼》、《三传》、《易》、《书》、《诗》合称《九经》，开成元年（）完成的石经，实有十二经，除《九经》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比后来所说《十三经》只少一部《孟子》），雕版印行。后周广顺三年（），全书養受持利刻成，因由国子监负责雕印，后来后晋开运四年刻印的就叫做“监本”。
这件事历时20年以上方始完成，似乎太慢，但是我们只要想想这20年间发生过多少次重大的兵祸，就不仅可以原谅古人，而且对他们终于能够坚持完成这项工作，应该加以赞许了。后蜀宰相毋昭裔刻的书比冯道要多，而且用的是私人的财力，他的功劳自然比冯道大。相传毋昭裔少年贫寒，向人借《文选》、《初学记》，人家面有难色。他长叹道:“他年若能显达，愿刻板印此两书，以便学子。”后来他做了蜀相，果然不忘早年的心愿，出资雇用工匠，刻成两书，又续刻《九经》等书。
他还主持了刻蜀石经的工作，根据唐开成石经，命张德钊写字，孙逢吉、句中正校正，刻成十部（《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放在成都学宫里面。他对刻书可谓全力以赴，是有志气的人。据说他刻书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做傻事。后来宋人灭蜀，查明书板是毋氏私人所刻，承认了他家的产权，子孙靠印书卖钱，生活很富裕。照这一点来看，印行的数量应该不小。当时刻书的事情自然不止这两件。后晋宰相、大诗人和凝曾把自己的集子刻了几百部送人。
前蜀以诗画闻名的和尚贯休，他的诗集《禅月集》也有刻本。但是，印书还不过是个开端，刻本完全代替抄本，那是北宋中叶的事情。我们看苏轼写的《李氏山房藏记》就可以知道了。路振《九国志》卷二有一段文字:“天祐（三年）…从攻豫章，（郑）瑶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使用火炮的记载。天祐三年相当于公元年，其时唐昭宣帝在位，即朱温篡位的前一年。这炮不是有炮简的炮，还是利用杠杆作用抛射重物（一般是石块）的发石机，但是这次发射的是用上了火药的燃烧物。它是火炮的萌芽。
石油可以燃烧，《汉书·地理志》的“上郡高奴县”条已有记载。高奴在今陕西延安附近，汉朝人已经在陕北发现了石油。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则始于五代。后梁贞明三年（），吴越使者航海到契丹，送猛火油给阿保机，说攻城时用这油去烧楼橹，敌人如果用水去浇，越浇越是烧得厉害。阿保机大喜，立刻准备出兵攻打幽州，想试试这个宝物。他的妻子述律后是个大有识见的人物，她批评阿保机说:“哪有为了试油而发动战争的道理？”阿保机因而中止。以后北宋政府有“猛火油作”的机构，可见当时人很重视在战争中使用石油。
只是吴越人从哪儿得到猛火油，不见记载，是个疑问。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的重要阶段，五代可以说是大发展时期的先驱阶段。在唐末五代的丧乱中，许多文人学士流散四方，寻觅一片容身之地。中原战乱最烈，但是幽谷之中，也并非绝对没有才人栖身之地。中条山王官谷（在今山西永济以东虞乡镇东南）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名诗人司空图（）隐居的所在。司空图字表，做过唐朝的知制诰、中书舍人，他原是虞乡人，见天下大乱，圣隐居山中，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
这两别号看起来充满消极逃避的气息，实质上却是愤惋不平。他不接受征召，拒绝与朱温合作。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能这样做，也就很不容易了。后来他听到唐哀帝被朱温所杀，气愤绝食，呕血而死。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写了24首四言诗，说明24种诗的境界，总称《诗品》。其中《含蓄》一首的头四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从来论者多注意头两句，其实第三、四句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不要被恬淡空灵的表面迷惑了，他的内心实在是痛苦得很！
他的《南北史感遇》于叙南朝梁陈之亡后，感慨万分地说:“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也透露了这种心情。罗隐（-）的五七言诗，特别是七言诗，在五代是比较优秀的。罗隐字昭谏，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和杭州东的临平镇）人，在钱手下做节度判官、给事中。他也不受朱温的征召，还劝钱镠讨朱，钱限于实力，不听，但对他是敬重的。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我们翻开他的诗集《甲乙集》，可以看到许多感慨伤时的作品，如《筹笔驿》的中间两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说的是三国蜀汉的亡国恨，意思实指唐朝。又如《甘露寺火后》有句，“六朝胜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甘露寺在镇江这里反映的大约是孙儒匪军焚掠以后的情况。至于《登夏州城楼》的“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一联，气魄雄浑，艺术上颇有可取，作者对唐朝一统时的强盛，眷念之情，溢于言表。与罗隐同时齐名的杜荀鹤（-），为人却与罗隐不同。他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西北）人。
他原来做杨行密部将田颗的幕僚，在宣州任职，因奉使到大梁，就做了后梁的翰林学士，相传做了5天官便死了。他的诗也以语言通俗著名，有《唐风集》。在异乡避乱的文学之士中，孙光宪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位。孙光宪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他避居荆南，历仕高氏三世，最后劝高继冲归宋。他自号葆光子，显然是在乱世不宜太露锋芒的意思，与司空图的别号用意相似。他搜集大量图书，校勘抄写，到老不止；又集所知士大夫轶事和社会风俗，写成《北梦琐言》一书，所作的词，意境高远，大部分见于《花间集》。
综观他的生平，政治上拥护一统，文化上毕生努力不懈，两个方面都很突出。唐末从关中流亡入蜀的人最多，文学家韦庄是其中名望最高的人（详见下节《词的发展和〈花间集》》）。道士杜光庭字圣宾，他的籍贯有疑问，一说是长安（今西安）人，一说是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但他从关中避乱入蜀，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他在前蜀做过官，得到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的封号，后来隐居春城山。他写了不少道书，又作了一篇传奇小说《虬髯客传》。著名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故事就出于这篇传奇。
故事说唐初军事家李靖早年谒见隋朝权臣杨素，杨家侍女红拂看出他是英雄，与他私奔，遇到侠士虬髯客。虬髯客原来想起兵夺隋朝天下，后见李世民，认为“天命有属”，乃厚赠李靖夫妇，自己远走海外，另立新国。传奇宣扬李世民是“真命天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然而在唐末五代写这样的作品，用意显然在于怀念强盛统一的唐朝，自有它的积极意义。唐末流亡四方、饱经沧桑的文人学士，为数极多，上面所说，只在诗文上成就较著名的人士中，略举数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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