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体系,小农经济不行,那靠什么呢?依靠国家经济。国家经济当然不是单个小农经济的总和,好比一包土豆。而国家,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装着土豆的口袋,但是这个口袋还没有成为经济,只是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只是把人民和土地,通过政治手段,通过行政权的形式结合起来。
传统民族和现代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民族以政治体制为主,而经济因素相对较少;然而,现代国家除了要成为政治主体之外,还要成为经济主体,并且以经济为主体。这就使政治权力从控制经济的权力转向控制经济的权力。国家利益由单纯的人口、土地利益转移到市场、交易利益,体现为国家中心的重商和资本主义经济。十一世纪初,王安石早已站在传统与近代转换的风口浪尖,他在思想上“返璞归真”,在周孔之的孔孟的教导下,也希望在体制上“返璞归真”,在“秦制”中回顾周制,在“周礼”中提出《周礼新义》,在“封邑”的土壤中寻求近代人性的根源,寻求国家转换的良机。
纵观近代世界历史,从传统的国家到近代的转变,有封地建制和都市化两种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相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更接近于现代化,换言之,周制的现代性要强于秦制,所以中国的改革一直都是怀旧的。孔子有一句话,名为“先人说尧舜律文武”,即“吾从周”.复古风,为何“从周”?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东西方的历史之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已经从全人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条分裂的道路。西部以西亚的两个河谷为中心,在青铜文化的发展上首当其冲;在东亚地区,以两河流域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形成了由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而来的“玉质”美学形式。欧亚大陆,当西方的青铜器文化寻求世界体系的时候,东方的玉器文化也与青铜器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青铜器文化体系,于是,中国就成为了青铜器文化所代表的古代文明,在前三个古代文明国家纷纷衰落之后,中国就崛起成为了第四个古代文明国家。周公制礼、金声玉震,既在礼乐、文明方面完成了铜玉文化的交融,又在制度安排方面实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王朝的统一,体现了“封国立国”的“天下”观念,是古代文明国家世界体系的改良与集大成者,将古代文明带入古典时代。那个时候,正是“元始”时期,将古老的文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诗,书,礼,乐,易”等政治和宗教风格,被后世的儒学所推崇,而且还是在三千多年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这样完整的封建文明。放眼天下,如此文明的古之国度,也是难寻第二个。欧洲诸国接受封邑制度的时间更晚,又是在希腊、古罗马等城市文明毁灭之后,才以“上吊”的方式降临,故而欧洲的封建文明比起西周时期的政治神权还要粗犷,但仍有残余的城市文明成分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封建时代,中国自命为“天朝”,在文明的“舒适区”,即使在历史的转型期,也不过是在同样的文明内部重组,由周制改成秦制,以此来减轻文明的危险。但是周制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国和中国王朝相结合的国家体制,而秦制是这个国家体制下的新政体,其体制没有改变,仍然是周的延续。从政治制度的革新,从封邑变成了中心,从藩王变成了作郡县,从秦制向国家体制的许诺,就是要有一个更广阔的文明和舒适的空间,一个统一的中国。这种面貌,就像是玉质文明对于新石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延伸,在美学上,「秦制之周制」,也就是周制,是统一的统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惯例:当作为政体的秦制遇到问题时,往往会回归周制这个国家的国体,寻求解决之道;以《周礼》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也成为王莽、王安石、康有为的政治制度变革,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历史上的秦国,为了拯救秦偏而接受秦于周,从而形成周秦的制度。是以其治世之法,亦兼有霸王之道,其为秦之法,其为国之法,其为王道之法,其为国之法。汉末,秦制已尽,王莽返周制,以古文为书,以改革为政,开朝代,其业虽败,其国虽亡,其势不灭,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和六部制,都是古代《周礼》的意思。到唐末,五代之势已尽,藩镇割据,五代十国重演了春秋时代的故事。宋朝初回秦时,更是集权,尤其是在钱和兵两面,不敢放手,那时,皆在开封,比之关洛,只有运河为界,可使财政和兵权更为集中。然而,秦制之集权,亦有弊端,以致富国而穷,兵强马壮而弱,是故王安石之改革,意在改变秦制之集权之道,重启《周礼》,建立宋初《周礼新义》。秦制之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直接参与的,它对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权力上,即以控制人口、土地、赋税、征兵、赋役等手段来实现国家政权的意愿。西方的民族概念中有一个“巨兽”,中国也有一个“饕餮”,在秦的制度中,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官僚主义的机械特性,其本质亦是民族的本质。欲苟其命,则戒其暴饮暴食,此乃百姓之“仁政”。司马光等,亦以此为鉴。王安石却非如此,他不欲食人之食,而欲将整个民族的饕餮天性转变为“天下为公”的大锅米饭,并建立一个“人民以食为天”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