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临床白癜风研究的专家 https://m.yiyuan.99.com.cn/bjzkbdfyy/yyzj/260592.html周公明堂礼是儒家经典中明堂礼的典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关于周公明堂礼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孝经》、《吕氏春秋》、《周礼》等史料。清代秦蕙田总结说：“明堂之制，详于《考工记》（《周礼·考工记》）；严父配天，见于《孝经》；十二月布政，见于《月令》（《礼记·月令》）；负扆朝诸侯，见于《明堂位》（《礼记·明堂位》）。然则明堂者，祀天享亲之所，而布政事、朝诸侯咸在。…然自汉儒已莫能明其义。《大戴礼》、《白虎通》、蔡邕，所说制度，各不相符，且合太庙、灵台、辟雍、路寝为一，以为与明堂异名同事。后儒虽能辨之，而说犹难定。”清人阮元甚至认为，“自汉以来，儒者唯蔡邕、卢植，实指异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后之儒者执其一端以蔽众说，分合无定，制度鲜通。”自汉以来，明堂礼制已经是一个纷争不断、说不清楚的制度。实际上，《孝经》、《吕氏春秋》、《周礼》关于周公明堂礼的记载极其疏阔且各有侧重。只是经过两汉、魏晋以来蔡邕、郑玄、戴圣、戴铎等学者长期以来大量的附会、注释、考辨工作之后，周公明堂礼记载日渐丰富，逐渐成为儒家经典中的典范。正如郑樵评价《周礼》记载的西周制度是否存在意义一样，“（《周礼》）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3周公明堂礼实施与否不重要，重要地是周公明堂礼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仿效的典范。同时，其简略、疏阔的制度，又为后世仿效主旨，而临时损益其具体制度提供了空间。因此，无论是实践上，或是理论上，两汉时期的明堂礼制尚不完善，处于初步发展期。秦朝未见行明堂礼的记载。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年）封泰山时，见古时明堂处，而此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于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元封二年（前年）汉武帝下令按照公玉带之图于奉高作明堂。至元封五年（前年）“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此时的明堂礼祭祀对象乃太一、五帝，无配享对象，“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对也。光武以来乃配”。2此后，汉武帝多次封泰山、行明堂大礼，其时间十月、十一月、三月不等，祭祀对象又改为“上帝”。武帝的明堂大礼从各方面来讲，与西周明堂礼都不尽相同。就时间而言，汉武帝元封五年（前年）三月、四月、十一月不等，而非九月吉辛日。就行礼场所而言，汉武帝明堂大礼不在都城。就明堂形制而言，汉武帝明堂未采用周公明堂形制，而用公玉带所上《黄帝明堂图》，简朴实用。就祭祀对象而言，汉武帝时期祭祀的是太一神和五帝，而不是西周时的“帝”，也不是后世的昊天上帝。太一是汉武帝时新出现地单一至上神，“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4即汉武帝明堂礼祭祀对象不是儒家塑造的至上神而是道家方士杜撰的至上神。就配享对象而言，汉武帝的明堂大礼尚无配享之制。就祭祀仪式、规格而言，汉武帝明堂大礼依照南郊大礼制度，与西周二礼有别相去甚远。因此，可以说，西汉的明堂大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明堂大礼。汉武帝时期明堂礼与儒家经典所推崇地周公明堂礼制诸多不同，表明：其一，“尽管汉武帝时代随着儒家思想兴起，董仲舒等也开始构筑以天为核心信仰的神学体系，但是还不足以立即影响到汉武帝的郊祀活动”，5明堂礼制此时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其二，明堂制度一开始即具有适时而变的特征。汉武帝一心营建明堂，行明堂大礼，然“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此时，与其说西周明堂礼制因战乱、时间久远等原因无从得知，不如说儒家知识分子对他们所推崇的周公明堂礼制塑造尚未完成。因此，汉武帝君臣不是尽力从残留的儒家经典中寻找可供借鉴的制度，既不用周公明堂形制，又不尊周公明堂礼制，只是自我创造，为现实所用。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大力提倡恢复周礼，托古改制。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任命刘歆等十二人主持修建明堂。元始五年（5年）正月，王莽“祫祭明堂”，1后，又在明堂合祭天地、行大射礼、养老礼等，企图恢复西周明堂的诸多功能，并非只是周公宗祀文王的祭天礼。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被杀，明堂被毁，西汉明堂礼至此宣告结束。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称之为“三雍宫”，但却未行明堂大礼。“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惟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为国子监。”光武帝在都城洛阳建明堂，虽未在此行明堂礼。后世却在使之发挥了养老、教育等功能，这实际上是恢复西周明堂的部分功能，符合儒家经典中周公明堂的记载。汉明帝于永平二年（59年）正月辛未，“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可见，东汉明堂礼制祭祀对象为五帝，即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颛顼，其神位依南郊礼，配享对象则为开创基业之光武帝，地点应是在洛阳明堂。明堂礼成，皇帝又登灵台“望云物”。可见，东汉明堂礼制尚未形成单一功能的祭祀礼，与灵台、辟雍教育、养老等功能密不可分。元和二年（85年）二月，汉章帝东巡泰山时，“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阳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觐东后，飨赐王侯、群臣。”汉章帝明堂礼地点改在汉武帝汶上明堂，礼后更赏赐王侯、群臣，其仪式、配享等等同于汉明帝明堂礼。此后，汉安帝、和帝、顺帝等或在洛阳或在汶上行明堂礼，制度上无变化。与汉武帝明堂礼相比，王莽明堂礼及在光武帝明堂所行明堂礼更具有周公明堂礼的部分功能，在祭祀对象方面，二者都抛弃了汉武帝时对至上神“太一”的祭祀而恢复了对“五帝”（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颛顼）的祭祀，与周公礼制逐渐契合。在明堂礼的性质与功能方面，二者都不是单一祭天礼，还有其它附加活动，如王莽“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东汉明堂礼礼毕，大赦天下、飨赐王侯、群臣等。总体而言，两汉明堂礼尚处于初步发展期，其礼制尚不完善。就祭祀对象和性质而言，两汉明堂礼祭祀的是道家的至上神“太一”神或太皥等五帝，尚未上升到儒家思想的至上神“天”的层面，不属于祭天礼。就功能而言，两汉明堂礼尚与封禅、养老、教育等礼制相关联，尚未形成唐宋时期单一祭祀功能的明堂礼。就两汉明堂礼的发展而言，五帝的地位再次得以肯定，其明堂地点由泰山移向都城明堂，由汉武帝独创的汶上明堂形制、明堂礼仪式也逐渐与儒家经典中的周公礼相契合，说明儒家思想影响逐渐增强，明堂礼初步发展。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gz/741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