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左传研究观念的古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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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兴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引用/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左传》研究观念的古今演变

阅读导引

一、经史视野中的《左传》

二、古文选本中的《左传》

三、明清时期文章学视野下的《左传》

四、《左传》评论的小说化

五、现代“文学”视野下的《左传》

摘要:《左传》在传统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后世不断受到挑战,宋代以来多将它当文章看,各种古文选本和《左传》选评类著作,从古文、八股文的视角予以阐发,着力文章,兼顾义理,甚至以小说的眼光看待《左传》,肯定其怪诞幻梦叙事,揭示其叙事写人特征,把它纳入文学系统给予阐释。这反映了古今文学观念的转变促使《左传》研究的观念从经史向古文再向文学的位移。基于大文学观念,《左传》对于今天文章写作的启示意义尚待进一步挖掘。关键词:左传;经史;文章;小说

《左传》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具有经、史、文的三重特征。但《左传》的经学地位在后世不断地受到挑战,在史学上始终一贯地被标举为典范,其文章学价值在后世愈益凸显,近人又另以一副文学眼光视之。其中的演变轨迹和理论问题须梳理和探究。

一、经史视野中的《左传》

汉代的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公羊》《?梁》和《左传》虽先后立于学官,但它们是解经之传,本身还不是经,并没有改变“五经”的格局。到了唐代,礼分为《仪礼》《周礼》和《礼记》,《春秋》分为《公羊》《?梁》和《左传》,于是有“九经”,后又有“十二经”“十一经”,最终确立了“十三经”,《左传》为其中之一经,确立了在传统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左传》的传经性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有明确的记载。但由于此书在西汉大部分时间里湮没不彰,直到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古文本《左传》,而当时《公羊》《?梁》已立于学官,于是今文经学家坚称“《左氏》不为传《春秋》”,导致刘歆与今文学家之间的今古文之争。东汉以降,古文经学渐为盛行,《左传》的地位更有所提高。但《春秋》与《左传》即经与传的关系一直是《左传》学史上争论的一个焦点。另一个焦点是《左传》的作者问题,汉代司马迁、刘歆、许慎等都认为作者是左丘明。至唐代,啖助、赵匡先后否定左丘明为《左传》的作者,清代刘逢禄不仅否定左丘明,更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并非解经之作。

但《左传》作为史学之首,历来是无人否认的。扬雄以“品藻”概括《左传》,谓《左传》“君子曰”论其善否,皆得其当。范宁《?梁传序》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富艳,指文辞之美;巫,指《左传》中有鬼神、预言之事,不符合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史书信实的原则。刘勰《文心雕龙》虽然《征圣》篇引述《左传》,但主要是借用孔子论言辞,即“验征乎圣人”,《宗经》篇提到五经并不包括《左传》。《史传》篇称“丘明同时,实得微言”,创为传体,“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从史书撰写的角度给予称赞,是史学兼文章学的立场。《公羊》《?梁》是单纯地解经之作,《左传》传经而多叙史,唐代刘知幾从史学家立场高度推崇《左传》,《史通·鉴识》曰:“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他批评儒者折抑《左传》而盛推《公羊》《?梁》二传,其《史通》专设《申左》篇,并称赞说:“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唐代古文家韩愈、柳宗元等无不向《左传》学习文法,但韩愈《进学解》对比经传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柳宗元《非国语》也从纪实的角度批评左氏之陋。这类批评还是本于范宁“其失也巫”的判断。宋代以降,一般认为《左传》是史学,叙事详而义理不足;《公》《?》是经学,发明义理而记事多误,如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这种看法颇有代表性,影响后人从史学乃至文章学角度品评和阐释《左传》。宋代吕祖谦《东莱博议》《左氏传说》从史学论《左传》而兼及义理,其中涉及叙事文法,如比较论事之体与叙事之体的不同,又评析郑庄公所言“彼曲我直”之言说:“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正体现了吕祖谦批《古文关键》所谓“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的观点。因为唐宋古文运动主要成员学习先秦两汉文取得巨大成就,宋人已较为注重从文章学角度品评《左传》,如吕本中说:“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惟《左传》为然”;“左氏之文,语有尽而意无穷,如‘献子辞梗阳人’一段,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如此等处,皆是学文养气之本,不可不深思也。”但是自《文选》不录经、子、史以来,各种文章选本如《古文真宝》《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均不选《左传》;南宋楼昉《崇古文诀》也不选《左传》,而从《战国策》选入乐毅《答燕惠王书》作为先秦文的首篇。明初的《古文精粹》选文也以《报燕惠王书》居首。他们之所以不选《左传》,盖出于尊经。一直到清代,方苞编《古文约选》认为《左传》《史记》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姚鼐《古文辞类纂》不录经子史传,《左传》也未入选。在中国古代的学术系统中,经书居四部之首,集则为四部之末。如果尊《左传》为经传,便不能把它降格编入文集。

二、古文选本中的《左传》

南宋末年大儒真德秀《文章正宗》开创了《左传》进入文章选本的先河。《文章正宗》把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前三类都选入《左传》片段。其中辞命类入选《左传》39篇,议论类入选66篇,叙事类入选21篇。真德秀有浓厚的理学思想,他编此书以“明义理,切世用”为宗旨,如辞命类把“周天子告谕诸侯之辞”与“春秋列国往来应对之辞”分开,在《敬王告晋请成周》后批曰:“周之望于晋者切矣,而范鞍乃曰:‘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岂诚于图王室者哉?此伯业之所以衰也。”联系真德秀编选此书的南宋绍定五年()宰相史弥远专权的政局,这则评语是有现实所指的。真德秀为《左传》每篇设置题目,对一些文字略作删节,如僖公二十六年《鲁展喜犒齐师》“齐孝公伐我北鄙”下删去枝蔓的“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是语篇意义上的剪裁。把《左传》当古文篇章读,这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真德秀《文章正宗》(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

高嵣《左传钞自序》说:“自宋西山真氏《文章正宗》截录《左传》,分为叙事、议论、词命三体,嗣是讲古文者无不取之以贯集首。”在《文章正宗》的影响下,明清以降的一些古文选本把《左传》视为文章之祖,加以节选,从文章学角度给予品评阐释。明初复兴理学,《文章正宗》得到朝廷重视,朱元璋曾“颁示博士弟子,著在令甲”。《文章正宗》选《左传》这一特点也为当时的古文选本所效法,如明洪武三十一年()皇室朱栴的宾客编纂一部《文章类选》,按体编排,卷十二“论类”选20篇,其中17篇来自《左传》,均同于《文章正宗》“议论”类;卷二十“论谏类”选18篇,其中8篇来自《左传》,均同于《文章正宗》“辞命类”;卷三十五“序事类”从《左传》选入《左氏叙隐桓嫡庶本末》《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均同于《文章正宗》“叙事类”,可见其受《文章正宗》之直接影响。数十年后,吴讷编《文章辨体》谕告、论、书、箴等文体下录有《左传》篇章。此后,如赵耀编选《古文隽》、徐宗夔编选《古今旷世文渊评林》、葛鼒评选《古文正集》、钟惺选辑《古文备体奇钞》、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徐乾学《古文渊鉴》、王相选注《奎壁斋选订详注古文初集》、殷承爵选定《古文英华》、徐陈发评选《读书堂精选古文晨书》、浦起龙论次《古文眉诠》、唐德宜编《古文翼》、吴乘榷等辑《古文观止》、王寿康辑《古文资镜》等古文选本都选入《左传》,《左传》已成为“古文”的典范。

古文选本对《左传》的品评,或着力于文章,或侧重于义理,多能二者兼顾。着力于文章者,如金圣叹《唱经堂左传释》和《天下才子必读书》,他批《宫之奇谏假道》曰:“事险便作险语。看其段段俱是峭笔健笔,更不下一宽句宽字。古人文,必照事用笔,每每如此。”金氏多从叙事、文势、笔法等角度品评。侧重于义理的,如清人王寿康《古文资镜》,重在遴选有裨于伦常日用之作和农桑、役赋、货殖、学术之文,其中选了《子产劝范宣子轻币》《晏子论和与同异》《子产论政宽猛》,都是有关政事的,他批《晏子论和与同异》曰:“专一之弊,大之在朝廷之设施,微之在声音之感召,约之在人伦日用性情心术之间,皆当济其不及,以抑其过,始足召和泯害焉。和之未可伪托也如是。”另外两则批语也是就政治立论。值得注意的是,徐乾学深受《文章正宗》影响而编选的《古文渊鉴》大量选录《左传》篇章,页眉的康熙帝御批除了就义理和史事发论外,也有从文章学着眼的,如批隐公六年《郑伯侵陈》曰:“一篇之中论断多于序事,是史家又一格,欧阳五代诸传每得此法。”批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曰:“前段文势紧峭,后段藻色纷披。”稍后的蒙学读物《古文观止》选《左传》文34篇,批语也兼顾义理与文章两方面,如批桓公六年《季梁谏追楚师》曰:“起手将忠民、信神并提,转到民为神主,先民后神,乃千古不易之论。篇中偏从致力于神处看出成民作用来,故足以破随侯之惑,而起其惧心。至其行文,如流云织锦,天花乱坠,令人应接不暇。”现代的国文、古文选本解说《左传》时一般多能兼顾义理与文章,认识到它的两方面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所持的义理观念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较大的不同;对文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三、明清时期文章学视野下的《左传》

除了古文选本外,明清时期陆续出现了一批《左传》选本和评点本,一些论者秉承前人对《左传》解经的批评,不再把《左传》视为对《春秋》的解说,而视之为文章鼻祖,从文章学角度予以阐释和品评。晚明郝敬就曾非难《左传》,但又作《左氏新语》论其文章,题词说:“非《左》之说经耳,而不能不新《左》之为文也。《左》之为文,堂堂不足,而鼎鼎有馀。……叙事纡曲旁引,妆缀细琐而时或散漫不收,修饰边幅而跼蹐伤气,牵帅附会而浮夸少理。无长风扶摇万里之势,有翩翩游冶、顾影自怜之情。故人喜之,修辞采者採华焉。”意即《左传》说经虽不足,为文而有余。康熙年间朱轼为冯李骅《左绣》作序说:

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文则论其文,传则绎其义,不易之规也。昌黎韩氏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诚哉斯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乱,《春秋》言人而《左氏》称神,举圣人之所必不语者而津津道之,有馀甘焉。然则《春秋》之旨,其与几何矣?近《庄》《列》诡谲之风,启战国纵横之习,大率定、哀以后有绝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囷离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经传也。

虽然历代论者对《左传》多有批评,但如此径直地说《左传》非经传而只算文章,还是大胆新奇之论。对《左传》性质的这种新认识,促使研究的转型。过去研究《左传》出于尊经的心理,侧重于义理史事,即经传关系的勾稽。但从明清以来,出现了从文章学角度品评《左传》的新趋势。冯李骅就认为“《左传》但当论文,不当论事”,他的《左绣》是“专论文法”的。王系《左传说自序》也认为:“左氏之文,实为千古史家之祖。……惟其文词,名公巨卿所不欲自渎以渎古人者,是则小子之职,亦区区之心所不能自已者也。”因为过去人们较少解说《左传》文词,他就专门在这方面用心力。

王兆符,程崟编《左传义法举要》(清光緒十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左传》研究从经学向文章学的转变,不是否定其价值,而是适应当时新的文化需求。在明清科举制度的环境中,《左传》被挟为兔园册。朱轼说:“自有明以来四百年,以《四子书》取士,孔孟同时事实莫详此书,是昔为《春秋》一经之传者,今且为《语》《孟》四书之传也。援引驱策,几不可斯须置,而谓是能已乎?”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也曾说:“《四书》文字必读《春秋左传》,为其知孔子之时事,而后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据也。”八股文考《四书》,《四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以《左传》为详。若要读懂读通《四书》,不能不读《左传》。晚明人早已认识到《左传》对于八股文写作的意义。吴默《左传芳润自序》说:“夫自古纪传文章有裨举子业者,无轶于《左》《国》《史》《汉》矣。故我国家迩来厘正文体,力挽士趋,其功令凛凛,唯禁用佛书、语录不经字面。若《左》《国》,若《史》《汉》,雅尊之为修辞指南云。”明代后期出现众多《左传》评选本,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举业家全副要诀”。孙鑛《与吕甥孙天成书》说:

时艺自是切务。今留心于此,亦得矫偏之意。若构句多庸,则又须以古书济之。《左传》《国策》《庄子》《史记》,若取所喜者,日置案头吟绎,每下句必须合于此四籍之轨,以此与时体相参,用左、马之辞,发程朱之意,岂不度越时流哉!

孙鑛批评外孙吕天成的文章闳畅有余,然未切实,不甚工炼,“若以《左传》济之,亦正是对症药也”。所谓“用左、马之辞,发程朱之意”即明清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写作路径。清人称赞方苞八股文:“探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这是时文正途。在八股文视野中,《左传》文章具有新的特征。此前如宋元人往往称赞《左传》文笔简洁,繁简适中。明清人以八股文眼光看《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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