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兴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引用/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左传》研究观念的古今演变
阅读导引
一、经史视野中的《左传》
二、古文选本中的《左传》
三、明清时期文章学视野下的《左传》
四、《左传》评论的小说化
五、现代“文学”视野下的《左传》
摘要：《左传》在传统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后世不断受到挑战，宋代以来多将它当文章看，各种古文选本和《左传》选评类著作，从古文、八股文的视角予以阐发，着力文章，兼顾义理，甚至以小说的眼光看待《左传》，肯定其怪诞幻梦叙事，揭示其叙事写人特征，把它纳入文学系统给予阐释。这反映了古今文学观念的转变促使《左传》研究的观念从经史向古文再向文学的位移。基于大文学观念，《左传》对于今天文章写作的启示意义尚待进一步挖掘。关键词：左传;经史;文章;小说
《左传》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具有经、史、文的三重特征。但《左传》的经学地位在后世不断地受到挑战，在史学上始终一贯地被标举为典范，其文章学价值在后世愈益凸显，近人又另以一副文学眼光视之。其中的演变轨迹和理论问题须梳理和探究。
一、经史视野中的《左传》
汉代的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公羊》《?梁》和《左传》虽先后立于学官，但它们是解经之传，本身还不是经，并没有改变“五经”的格局。到了唐代，礼分为《仪礼》《周礼》和《礼记》，《春秋》分为《公羊》《?梁》和《左传》，于是有“九经”，后又有“十二经”“十一经”，最终确立了“十三经”，《左传》为其中之一经，确立了在传统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左传》的传经性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有明确的记载。但由于此书在西汉大部分时间里湮没不彰，直到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古文本《左传》，而当时《公羊》《?梁》已立于学官，于是今文经学家坚称“《左氏》不为传《春秋》”，导致刘歆与今文学家之间的今古文之争。东汉以降，古文经学渐为盛行，《左传》的地位更有所提高。但《春秋》与《左传》即经与传的关系一直是《左传》学史上争论的一个焦点。另一个焦点是《左传》的作者问题，汉代司马迁、刘歆、许慎等都认为作者是左丘明。至唐代，啖助、赵匡先后否定左丘明为《左传》的作者，清代刘逢禄不仅否定左丘明，更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并非解经之作。
但《左传》作为史学之首，历来是无人否认的。扬雄以“品藻”概括《左传》，谓《左传》“君子曰”论其善否，皆得其当。范宁《?梁传序》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富艳，指文辞之美;巫，指《左传》中有鬼神、预言之事，不符合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史书信实的原则。刘勰《文心雕龙》虽然《征圣》篇引述《左传》，但主要是借用孔子论言辞，即“验征乎圣人”，《宗经》篇提到五经并不包括《左传》。《史传》篇称“丘明同时，实得微言”，创为传体，“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从史书撰写的角度给予称赞，是史学兼文章学的立场。《公羊》《?梁》是单纯地解经之作，《左传》传经而多叙史，唐代刘知幾从史学家立场高度推崇《左传》，《史通·鉴识》曰:“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他批评儒者折抑《左传》而盛推《公羊》《?梁》二传，其《史通》专设《申左》篇，并称赞说:“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唐代古文家韩愈、柳宗元等无不向《左传》学习文法，但韩愈《进学解》对比经传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柳宗元《非国语》也从纪实的角度批评左氏之陋。这类批评还是本于范宁“其失也巫”的判断。宋代以降，一般认为《左传》是史学，叙事详而义理不足;《公》《?》是经学，发明义理而记事多误，如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这种看法颇有代表性，影响后人从史学乃至文章学角度品评和阐释《左传》。宋代吕祖谦《东莱博议》《左氏传说》从史学论《左传》而兼及义理，其中涉及叙事文法，如比较论事之体与叙事之体的不同，又评析郑庄公所言“彼曲我直”之言说:“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正体现了吕祖谦批《古文关键》所谓“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的观点。因为唐宋古文运动主要成员学习先秦两汉文取得巨大成就，宋人已较为注重从文章学角度品评《左传》，如吕本中说:“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惟《左传》为然”;“左氏之文，语有尽而意无穷，如‘献子辞梗阳人’一段，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如此等处，皆是学文养气之本，不可不深思也。”但是自《文选》不录经、子、史以来，各种文章选本如《古文真宝》《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均不选《左传》;南宋楼昉《崇古文诀》也不选《左传》，而从《战国策》选入乐毅《答燕惠王书》作为先秦文的首篇。明初的《古文精粹》选文也以《报燕惠王书》居首。他们之所以不选《左传》，盖出于尊经。一直到清代，方苞编《古文约选》认为《左传》《史记》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姚鼐《古文辞类纂》不录经子史传，《左传》也未入选。在中国古代的学术系统中，经书居四部之首，集则为四部之末。如果尊《左传》为经传，便不能把它降格编入文集。
二、古文选本中的《左传》
南宋末年大儒真德秀《文章正宗》开创了《左传》进入文章选本的先河。《文章正宗》把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前三类都选入《左传》片段。其中辞命类入选《左传》39篇，议论类入选66篇，叙事类入选21篇。真德秀有浓厚的理学思想，他编此书以“明义理，切世用”为宗旨，如辞命类把“周天子告谕诸侯之辞”与“春秋列国往来应对之辞”分开，在《敬王告晋请成周》后批曰:“周之望于晋者切矣，而范鞍乃曰:‘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岂诚于图王室者哉?此伯业之所以衰也。”联系真德秀编选此书的南宋绍定五年()宰相史弥远专权的政局，这则评语是有现实所指的。真德秀为《左传》每篇设置题目，对一些文字略作删节，如僖公二十六年《鲁展喜犒齐师》“齐孝公伐我北鄙”下删去枝蔓的“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是语篇意义上的剪裁。把《左传》当古文篇章读，这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真德秀《文章正宗》（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
高嵣《左传钞自序》说:“自宋西山真氏《文章正宗》截录《左传》，分为叙事、议论、词命三体，嗣是讲古文者无不取之以贯集首。”在《文章正宗》的影响下，明清以降的一些古文选本把《左传》视为文章之祖，加以节选，从文章学角度给予品评阐释。明初复兴理学，《文章正宗》得到朝廷重视，朱元璋曾“颁示博士弟子，著在令甲”。《文章正宗》选《左传》这一特点也为当时的古文选本所效法，如明洪武三十一年()皇室朱栴的宾客编纂一部《文章类选》，按体编排，卷十二“论类”选20篇，其中17篇来自《左传》，均同于《文章正宗》“议论”类;卷二十“论谏类”选18篇，其中8篇来自《左传》，均同于《文章正宗》“辞命类”;卷三十五“序事类”从《左传》选入《左氏叙隐桓嫡庶本末》《叙郑庄公叔段本末》，均同于《文章正宗》“叙事类”，可见其受《文章正宗》之直接影响。数十年后，吴讷编《文章辨体》谕告、论、书、箴等文体下录有《左传》篇章。此后，如赵耀编选《古文隽》、徐宗夔编选《古今旷世文渊评林》、葛鼒评选《古文正集》、钟惺选辑《古文备体奇钞》、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徐乾学《古文渊鉴》、王相选注《奎壁斋选订详注古文初集》、殷承爵选定《古文英华》、徐陈发评选《读书堂精选古文晨书》、浦起龙论次《古文眉诠》、唐德宜编《古文翼》、吴乘榷等辑《古文观止》、王寿康辑《古文资镜》等古文选本都选入《左传》，《左传》已成为“古文”的典范。
古文选本对《左传》的品评，或着力于文章，或侧重于义理，多能二者兼顾。着力于文章者，如金圣叹《唱经堂左传释》和《天下才子必读书》，他批《宫之奇谏假道》曰:“事险便作险语。看其段段俱是峭笔健笔，更不下一宽句宽字。古人文，必照事用笔，每每如此。”金氏多从叙事、文势、笔法等角度品评。侧重于义理的，如清人王寿康《古文资镜》，重在遴选有裨于伦常日用之作和农桑、役赋、货殖、学术之文，其中选了《子产劝范宣子轻币》《晏子论和与同异》《子产论政宽猛》，都是有关政事的，他批《晏子论和与同异》曰:“专一之弊，大之在朝廷之设施，微之在声音之感召，约之在人伦日用性情心术之间，皆当济其不及，以抑其过，始足召和泯害焉。和之未可伪托也如是。”另外两则批语也是就政治立论。值得注意的是，徐乾学深受《文章正宗》影响而编选的《古文渊鉴》大量选录《左传》篇章，页眉的康熙帝御批除了就义理和史事发论外，也有从文章学着眼的，如批隐公六年《郑伯侵陈》曰:“一篇之中论断多于序事，是史家又一格，欧阳五代诸传每得此法。”批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曰:“前段文势紧峭，后段藻色纷披。”稍后的蒙学读物《古文观止》选《左传》文34篇，批语也兼顾义理与文章两方面，如批桓公六年《季梁谏追楚师》曰:“起手将忠民、信神并提，转到民为神主，先民后神，乃千古不易之论。篇中偏从致力于神处看出成民作用来，故足以破随侯之惑，而起其惧心。至其行文，如流云织锦，天花乱坠，令人应接不暇。”现代的国文、古文选本解说《左传》时一般多能兼顾义理与文章，认识到它的两方面价值。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所持的义理观念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较大的不同;对文章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三、明清时期文章学视野下的《左传》
除了古文选本外，明清时期陆续出现了一批《左传》选本和评点本，一些论者秉承前人对《左传》解经的批评，不再把《左传》视为对《春秋》的解说，而视之为文章鼻祖，从文章学角度予以阐释和品评。晚明郝敬就曾非难《左传》，但又作《左氏新语》论其文章，题词说:“非《左》之说经耳，而不能不新《左》之为文也。《左》之为文，堂堂不足，而鼎鼎有馀。……叙事纡曲旁引，妆缀细琐而时或散漫不收，修饰边幅而跼蹐伤气，牵帅附会而浮夸少理。无长风扶摇万里之势，有翩翩游冶、顾影自怜之情。故人喜之，修辞采者採华焉。”意即《左传》说经虽不足，为文而有余。康熙年间朱轼为冯李骅《左绣》作序说:
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文则论其文，传则绎其义，不易之规也。昌黎韩氏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诚哉斯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乱，《春秋》言人而《左氏》称神，举圣人之所必不语者而津津道之，有馀甘焉。然则《春秋》之旨，其与几何矣?近《庄》《列》诡谲之风，启战国纵横之习，大率定、哀以后有绝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囷离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经传也。
虽然历代论者对《左传》多有批评，但如此径直地说《左传》非经传而只算文章，还是大胆新奇之论。对《左传》性质的这种新认识，促使研究的转型。过去研究《左传》出于尊经的心理，侧重于义理史事，即经传关系的勾稽。但从明清以来，出现了从文章学角度品评《左传》的新趋势。冯李骅就认为“《左传》但当论文，不当论事”，他的《左绣》是“专论文法”的。王系《左传说自序》也认为:“左氏之文，实为千古史家之祖。……惟其文词，名公巨卿所不欲自渎以渎古人者，是则小子之职，亦区区之心所不能自已者也。”因为过去人们较少解说《左传》文词，他就专门在这方面用心力。
王兆符,程崟编《左传义法举要》（清光緒十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左传》研究从经学向文章学的转变，不是否定其价值，而是适应当时新的文化需求。在明清科举制度的环境中，《左传》被挟为兔园册。朱轼说:“自有明以来四百年，以《四子书》取士，孔孟同时事实莫详此书，是昔为《春秋》一经之传者，今且为《语》《孟》四书之传也。援引驱策，几不可斯须置，而谓是能已乎?”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也曾说:“《四书》文字必读《春秋左传》，为其知孔子之时事，而后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据也。”八股文考《四书》，《四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以《左传》为详。若要读懂读通《四书》，不能不读《左传》。晚明人早已认识到《左传》对于八股文写作的意义。吴默《左传芳润自序》说:“夫自古纪传文章有裨举子业者，无轶于《左》《国》《史》《汉》矣。故我国家迩来厘正文体，力挽士趋，其功令凛凛，唯禁用佛书、语录不经字面。若《左》《国》，若《史》《汉》，雅尊之为修辞指南云。”明代后期出现众多《左传》评选本，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举业家全副要诀”。孙鑛《与吕甥孙天成书》说:
时艺自是切务。今留心于此，亦得矫偏之意。若构句多庸，则又须以古书济之。《左传》《国策》《庄子》《史记》，若取所喜者，日置案头吟绎，每下句必须合于此四籍之轨，以此与时体相参，用左、马之辞，发程朱之意，岂不度越时流哉!
孙鑛批评外孙吕天成的文章闳畅有余，然未切实，不甚工炼，“若以《左传》济之，亦正是对症药也”。所谓“用左、马之辞，发程朱之意”即明清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写作路径。清人称赞方苞八股文:“探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这是时文正途。在八股文视野中，《左传》文章具有新的特征。此前如宋元人往往称赞《左传》文笔简洁，繁简适中。明清人以八股文眼光看《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