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23日晚，“新文科与中华经典海外传播”系列讲座第八讲于海琴6号A室举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先生受邀为师生们主讲“分合与错乱：变动中的秦汉儒家经传文本”。讲座由贾智副教授主持，洪晓纯副研究员、孙广博士后参加了对谈。
开讲之初，虞教授特别为同学们指点了挑选入门读物的方法，指出初学者在选择经典著作的入门读物时，需要着重考察作者是否在相关领域有所研究和积累，选出具有专家功底的著作，方为有本之学。随后，虞教授通过由近到古的时间追溯，通过大量的文献示例和典型个案的梳理，系统地讲述了儒家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并指出了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出现的错乱。
首先，虞教授指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儒家经典文本，可以清代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为代表，其中经、传、笺、注、疏融合为一，且分别有明显的标示。由此上溯，《十三经注疏》的历代版本，如清武英殿刻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明李元阳福建刻本（又称“九行本”）、明万历北监本和金元时期的十行本，均为此类形态，这是我们今天最常见的古代儒家经典文本形态。但是，再上溯到宋朝以前，情况却并非如此。今传宋代刻本，如《周礼》等书的单疏本，书中并无经注。而其书中的相关标示，则仅以“〇”间隔而已，不如后世《十三经注疏》一般区别分明。敦煌《五经正义》抄本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这说明当时儒家经典的流传形态，是经注合刊而《正义》单行。五代时期蜀石经中有注无疏，可以证实这一特点。唐代的开成石经虽然只有经文而无注文，但其所用底本则是有注的本子，如《周易》即是用的王弼、韓康伯注本。就现有文献来看，陆德明著《经典释文》时，所见汉魏六朝时期的文本，已经很少见到没有注的单经本了，大多都是经传合一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当时抄本众多，版本差异极大，导致异文众多，《颜氏家训》就对六朝时期的异文现象有所论述。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唐代要求必须说明“习本”（即学习所用的文本）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开成石经则是官方为了统一而颁行的定本。
那么又进一步，儒家经典中经注合一是何时出现的呢？虞教授指出，以《周易正义》为例，孔颖达将王弼注本的六十四卦和韩康伯注本的《十翼》融合为一而作《正义》，尤其是其以《彖传》、《象传》、《文言》分附于六十四卦之下，构成了完整的经注合一本。而在此之前，王弼注本已将《彖传》、《象传》、《文言》等《十翼》与《周易》合在一起。但《汉书·艺文志》所载《易》十二篇，实际是《周易上经》、《周易下经》和《十翼》共十二篇，可见当时《周易》与《十翼》乃是各自单行，并非融合为一。汉代的熹平石经，即是《周易》和《十翼》前后分开的，且所用的是梁丘贺所传的今文本《周易》。这就说明，《周易》经注合一的现象，大致是在汉末至魏晋之间出现的。
不仅经注合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实际上“经”本身也是如此。虞教授指出，以《礼记》为例，我们后世已普遍将其视作“经”，但汉初的“礼经”实际指的是《仪礼》，并不包括《礼记》。《礼记》本是为《仪礼》所作之“记”，即古代师弟讲授传习时所作的笔记，是对《仪礼》的解释。汉代时，戴德、戴圣辑“古记”而成《礼记》，戴德所辑为《大戴礼记》，戴圣所辑为《小戴礼记》。后世颇有学者怀疑其并非出自先秦，但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出土，已经证明先秦确实已有这种“记”。由此可以看出，“经”本身也有一个“层累”的形成过程。
通过以上论述，虞万里教授指出，儒家经典的在不断的演变中形成了多样的文本形态，汉代的不同师法、家法，即是对不同文本的传授。汉代设立五经博士，虽大体确立了后世儒家经典的范围，但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不仅是经典的文字和篇第出现了差异，就连经典本身的传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见的经典，并不能真正展示它的原本形态。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尊重前人的成果和意见，但更要追本溯源，夷考其实。
贾智副教授、洪晓纯副研究员、孙广博士后
在随后的对谈环节中，孙广博士后指出，对于前人的文本“失真”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以“错误”来评价，有一些文本的歧异，例如宋儒的疑经、改经现象，便多是为了阐发他们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思想观点。随后又就《诗序》和《毛传》、郑玄《笺》的文本形态与虞教授进行了互动。
洪晓纯副研究员介绍了西方以《新约》为代表的文本研究、鉴别和还原的情况，提出中西方经典的文本形态、注释体例等都有可资比较的地方，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相互借鉴。虞万里教授也对此表示了认可，并重点指出中国经典流传的早期文献较少，存在客观困难，但目前学界已经在做有关方面的努力，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还原经典。
贾智副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中西对比和方法互鉴，目前学界已有了一些探索，但未来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希望同学们在将来对此类问题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