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①不足征②也；殷礼吾能言之，宋③不足征也。文献④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①杞：春秋时国名，受封于周，是夏禹的后裔。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周之封建，兴灭国，继绝世，故封夏、殷二代之后于杞、宋。②征：证明。③宋：春秋时国名，受封于周，是商汤的后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④文献：文，指保存于书册的历史典籍；献，指传承文化的贤人。
先生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讲清楚，可惜不能在杞国得到充足的印证。殷代的礼，我也能够讲清楚，可惜不能在宋国得到充足的印证。这是因为杞、宋两国保存的典籍和贤人都已经不足了。如果充足，我就能够印证它们了。”
孔子的时代，礼为代表的文化的传承已经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周礼在继承发展了夏商文化的基础上成熟起来，周礼成熟起来以后，夏商的礼制就变成了文档资料，随着时间流逝的冲刷涤荡，关心了解它们的人就很少了。在周礼的制度安排上，杞国和宋国有保留夏商文化的职责，然而，事实上，两国都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想要彻底的恢复其原貌，几乎成为不可能。
这里的文献，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文献一词有所不同。文，指典籍；而献者，贤也，指承载文化的贤人。
文献一词本身，就蕴含着文化保留和传承的方式和方法，包含着文化典籍历史陈迹等各种文化符号，以及承载着这种文化的，对这种文化有深刻理解和体验的贤人，具备这两个方面，文化才可以得到完整的保留和传承。
而到了现代，从对于“文献”一词的理解来看，文化的传承问题就十分令人堪忧，“文献”一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不仅一般民众不甚了了，就是学者们也众说纷纭。在现有社科工具书和学者论著中，对“文献”一词的理解归纳起来就有好几种不同声音：有的指典籍，有的指典籍与口耳相传的资料，有的指典籍与贤才，有的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等等，可见已经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指向。欲明古道，必在此正本清源。
《礼·中庸》：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悠悠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道不凝焉。
在这里，表达了贤人，也就是本章提到的“献”的重要。任凭制度礼法再如何如何，如果没有至德的圣贤之人，道不会聚于其身，因而不能行之于天下。
《礼·中庸》，子曰：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说明道之行于世，时哉时哉!果然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如果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非其时而用之，用之不合时宜，不但不能推行大道，反而有可能会灾及自身。
《礼·中庸》，子曰：
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礼·中庸》：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君子所得之于道而成就的君子之德，本来是发端于自性，以自身为根本，由己及人，而及于社会，乃至及于天下，也就是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从而才有所成就的。顺乎天经地宜(注：天经，天道运行的规律；地宜，适宜于现实客观实际。地，现实客观环境的总称；义者，宜也。)，打通古今上下，使没有滞碍，了达千古人情事理，顺乎天时，夏商周三代之礼都是这样形成的。三代之礼，形式有别，本质则是一样的，都是圣人把握本质，因时而化之的结果，此“化”正是所谓的文化之“化”。
当孔子之时代，虽然夏礼在杞国尚有遗迹，宋国仍存殷商之礼法，但是，这时(即孔子所处的春秋之时)以周礼为通行之礼，圣人明此时势，从周礼即可行道，此正是孔子复兴周礼的理论基础。而且，由此可见，孔子并非仅仅停留在复兴周礼上，而是在夏商周三代之礼中方便地选择周礼，通过复兴周礼，使人心社会复归于道，这恰恰是他强调因时而化，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开出了一个恰当的药方。
所谓的时圣，非常强调时，时之义大矣哉!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是其心法，即知天知人而化礼法；同时，是否合于时宜，也是其检验的标准，孔学正是这样的学问。若不能够如此，那就只是愚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结果是不识时务，只会灾及其身，何其明了!毛泽东有不学宋襄公之论，正是深明此义，又是极好的注解。
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北)作战。宋军已经排阵成列了，而楚军还在踉跄渡河。司马子鱼说：“敌军人多，我们兵少，现在进攻，可以取胜，请下命令吧!”宋襄公不同意。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排成列，立足未稳的混乱之时，子鱼再一次请战，宋襄公还是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战阵排列完毕，宋襄公才下令攻敌，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侍卫被杀，他本人大腿受伤，并因这次受伤而在不久后死去。
两军隔水相遇，敌方渡水来攻，在敌方渡过一半时，我方迎头攻击已经登岸的敌军，这种战术在兵法上被称为半渡而击。《孙子·行军篇》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
在一般条件下，“半渡而击”是获得战场主动的绝佳战术选择，这次泓水之战，在列阵以待楚军半渡的难得时刻，宋襄公以弱小之师面对强大的来犯楚军，却不愿乘人之危，坐失以弱胜强的最佳时机。
宋襄公以自己的前朝殷商之后裔的身份自居，极力模仿前贤仁义得天下的古道，其实质却是借此沽名钓誉，内心里在图谋霸主地位，在向国民解释这次关键战役中他的决策动机时，他就拿出殷商时期的古礼作为他作战决策时的依据。
宋襄公说：“君子兴仁义之师，不使受伤的敌人第二次受伤，不捉敌方白发的年老士卒。古人作战布置军阵，不凭借险要之地，以公平对决向敌方宣誓仁义。我虽然是亡国者(殷商)的后代(其实是在炫耀自己殷商正统的身份)，也不会去攻击敌方还没有排成列的兵卒。”
宋襄公正是因为不合时宜地试图返归于殷商之礼而失势，正是《中庸》中孔子所说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这段话活生生的例子。
至于《论语》本章中引用孔子之言，在谋篇上与上下文有贯通之妙，旨在说明孔子慨叹夏商之礼消亡，是由于文献资料、文化遗迹和承载传承这种文化的贤人已经不足够了，曾经辉煌的夏商两代文明与文化，变成了历史残迹，不能够使她再现于世了，这就实质上为当时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资料和人才还相对完备的周礼，敲响了警钟。
孔子最后之言，“足，则吾能徵之”，恰恰是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周礼而言的，微言之中妙涵警策之语：鉴于前车之覆，周礼可要注重文与贤的保存呀!有足够的文与贤，我还能够还原他的本来面目，否则，必将也同夏商之礼一样，仅仅作为人们怀恋的历史遗迹了。只是圣人不忍说出此言。
当孔子的时代，承载传承周礼的文与贤尚还足够，所以孔子能够藉以及时地整理周礼，使之保存了下来。有鉴于夏商两代之礼的丧失，周礼还能够保持多久呢？《论语》作者借用孔子之言，提请后世学者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文化传承到我们的时代，面对日渐凋零的传统文化，每一个炎黄子孙，在看到《论语》孔子此言的时候，内心会是何种感受呢!夏商两代对于我们现在文化研究来说，已经是艰难的“断代”工程了，在现如今全球化大潮的鼓荡之下，中国的传统文明礼仪之邦的郁郁乎文哉的文化形象，能否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而再现于世呢？值得我们在此掩卷而深思之!
本章在全篇中也是一个转折，接下来后续的几章，说明了周礼经历五百余年后，礼乐已经出现崩坏的迹象，文与贤遗失的状况，贤是指传承周礼的人才。
孔子杏坛讲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