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餐桌上的事素来不简单。什么人，什么时候，吃什么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华夏之礼节。但与此礼节相对应的，是自古以来，华夏人民崇尚的敬天惜粮、勤俭节约。我国历朝历代都曾对餐饮浪费进行过立法，更有皇帝曾专门下发过圣旨，指点剩菜剩饭怎么处置。
朝廷立法惩罚餐饮浪费
一餐到底吃几个菜？《礼记》记载，“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这是乡饮酒之礼：六十岁以上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着侍候，听候使唤，这表示对年长者的尊敬。六十岁的人上三个菜，七十岁的人四个菜，八十岁的人五个菜，九十岁的人六个菜，以表示对老人的尊敬。
那么皇帝与臣子一起吃饭呢？则“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所有食器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以此表示君臣有别。
由此看出，什么年纪、什么身份的人，吃几个菜，在阶级社会里都有明文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并不意味着王公贵族就能暴殄天物，相反，无论在哪个时代，肆意浪费粮食，都是被鄙视的，朝廷也立法对浪费行为进行惩罚和整治。
历朝历代统治者曾针对奢侈消费以及由奢侈引发的僭越行为，不厌其烦地颁布了诸多禁令。这些禁奢令，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也十分详尽，包括饮食、服饰、建筑、车舆、婚丧等。饮食方面，最为强调的就是不得浪费粮食。
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颁诏要求民众不得浪费粮食。“常岁所入，除租调外，不得以食犬鼠，多为酒醪，嫁娶丧葬之具，并从简俭；少年无赖辈相聚蒲博饮酒者，邻里共捕之”，应当储蓄起来，以杜绝“年饥则妻子不厌于糟糠，罕能固穷，遂至冒法”的现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明代史话》载：其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财害民”。他经常告诫臣下“奢侈乃丧家之源”，“节俭二字非徒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
万历年间，京城的酒楼里悄然兴起“轮转宴”，即官员之间请客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分次上菜，每次上四碟八碗十二道菜，待品尝后撤下，再上一轮，循环往复，多至五六轮。而所上菜肴大多吃不了几口，就被倒掉了，为的是摆谱儿、要场面。万历皇帝得知后令人彻查，摆“轮转宴”的大小官员十余人一律重笞，并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雍正皇帝曾为剩粥剩菜下圣旨
点菜应该量力而行，尽量光盘，那万一点多了，做多了，吃不完，该怎么办？清代雍正皇帝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还曾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和针对浪费粮食现象，先后下了两道圣旨。
雍正二年（），雍正帝下圣旨：“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这道圣旨将剩粥剩饭如何处理，交代得十分详尽：吃不完的饭菜，不能扔到沟渠里，可以分给下人吃，不能给人吃的，也要用来喂猫喂狗，猫狗也吃不了的，就要晒干作为饲料喂鸡喂鸟。此外，圣旨还厉言告诫，违者必予以治罪。
雍正五年（），他再发圣旨，针对剩饭被“抛弃沟中，不知爱惜”的现象，强调“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就是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并说：“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领、太监，见有米粟饭粒，即当捡起。如此不但仰体朕惜福之意，即尔等亦免暴殄天物。应不时查拿，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领、太监，重责四十大板。如尔等仍前纵容，经朕察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
《北京漕运及仓场》还记载了雍正在码头视察漕运的一件事，有一次他登上一只刚刚卸完漕粮的漕船，见甲板上也有不少散落的稻谷，有个船工正用扫帚将甲板上散落的稻谷扫到河里，随即上前拦住，问道：“漕粮乃历经千里运至京城，理当珍惜，你为何如此糟蹋？”可这位船工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漕运粮谷千石万石，不在乎这一点！”雍正厉声训斥，“古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待粮谷不屑一顾，实属可恶！”随即将船工押解京城重笞后被枷号，船主所置漕船没收，不许其再从事漕运之营生。不久又下旨，所有漕运船只如有糟蹋、浪费漕粮者，定当严惩。
道光继位时，国家内有不断兴起的农民起义，外有西方列强不断的挑衅侵略，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得花银子，可国库已空空如也。于是他从宫内到宫外刮起一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运动。道光还曾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第二，停止各省进贡。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文章不仅着重阐述了节俭的重大意义和远大目标，也号召广大人民积极响应自己的倡议。道光皇帝的倡议首先是从自己做起的。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止各省进贡荔枝、扬州玉等珍稀特产；接着，又取消了热河避暑、木兰秋狝等清朝皇室相沿成习的活动。除了每年祭扫祖陵，他也很少离开京城。清朝皇帝标准的御膳是正餐每顿要上一百二十道菜，另外还要点心、水果。《清宫逸事录》载：道光皇帝曾经规定，在工作日内，皇帝每餐只点四个素菜，而晚膳更为简单，多是烧饼、小米粥，外加两道小菜。
道光也规定后妃们不能浓妆艳抹，不能穿锦绣华服，肉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唯有一次为皇后祝寿破了例摆了寿宴，不过也仅仅只是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给每人上了一碗打卤面。
每个朝代都颁布过“禁酒令”
作为一项饮食发明，人类所有的饮食文明形态中都可以见到酒的存在。《淮南子》曾记载：“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早在五千年以前，华夏先民就从谷物的发酵中获得了酒，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畅饮和陶醉。早在周朝就诞生过与酒有关的官职——酒正。《周礼·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酒足饭饱、酒逢知己，是中国人的一大乐事。但是，在古代以及兵荒马乱的近代，酒足饭饱没办法同时实现，为了丰裕粮仓、节省粮食，禁酒令在历朝历代频频发布。
最早产生“酒官”的周朝，也曾最早出现禁酒令。周朝禁酒一来是以商纣王为戒，杜绝殷商好酒淫乐的放纵之风，二来与粮食紧密相连。周朝初年，战事连连，粮食消耗巨大。当时酿酒的原料主要以黍、稷、稻、麦、菽等粮食为主，连年的战乱使得劳动人口减少，粮食产量锐减，已经无法承受酿酒再耗费大量粮食，因此，周朝不得不推行禁酒。这个为了节约粮食而禁酒的措施，日后作为传统在历朝历代被保留了下来。
那么酿酒是否真的与粮食短缺有关联呢？不妨来看看当时酿酒的用粮情况。《汉书》中记载：“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份粮食只能酿出同等体积的好酒。也有质量差一点的酒，“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即一份粮食可酿出两份的酒。那时候的酒度数并不高，普通人可饮数升而不醉，则等于喝掉数升粮食。如果把这些酿酒用的粮食节约出来，确实能救济许多灾民，这也是两汉与三国，每逢灾年战乱，必定出台禁酒令的原因。所以在西汉初年，萧何制定的《汉律》中规定：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的处以“罚金四两”。汉文帝为减少谷物的浪费而下诏戒酒。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年）夏发生旱灾，庄稼歉收，政府下令禁止酒的买卖，间接地杜绝了饮酒。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发生水灾，政府下令这几个地方禁止有关酒的一切活动。汉顺帝时也因天灾而禁酒。
到唐朝时，中国已经出现蒸馏酒，酒精度数不断升高，这使得酿酒需要更多的粮食。所以唐朝从高祖到太宗，都一直维持着禁酒令，直到安史之乱后，这一局面才被打破。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崩溃，无处收税，但朝廷发现酒税有利可图，可以成为财政来源，于是便由全面禁酒，改成允许官方酿酒，收取费用，补贴军队。
宋朝延续了这种“禁止购买民间所酿之酒”的禁酒令，为了保护“官酿”这个大产业，开始大肆禁止民间酿酒，也加大了官营酒业的生产。但朝廷在获得酒利时也担心酿酒会导致粮食浪费与短缺，此外用于备荒养兵的仓粮也绝不会拿去酿酒的。
元朝统治者发现自己的农业经济远远不及宋朝发达，没法提升生产力，那就只能减少材料使用了，于是在粮食危机频频发生的元朝，每一位皇帝都颁布过禁酒令，“禁酿”和“岁饥”两个词一直贯穿元朝历史。
明太祖朱元璋在定都金陵时便制定了禁酒令，以减少米麦的浪费。后来又下令农民不准种糯稻，以阻塞造酒之源。这个禁酒措施可谓更坚决更彻底。清朝的禁酒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发现民间大肆酿酒而导致粮食浪费，为此，康熙提出“酒乃无益之物”，每逢歉收时节就重申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