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武汉因新冠肺炎病毒的爆发引发热议，时隔两年多，武汉再次因为武汉大学出现霍乱而登上热搜。在人类历史上，疫病带来的痛苦与别离是数不胜数的。欧洲黑死病爆发痛苦仍需铭记，多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的灾难仿佛就在昨日。
即使是在医疗卫生条件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病毒在我们生活中依旧无处不在，病魔也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我们。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缓慢、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情况，古人是如何应对疫病的呢？
东汉末年是一个英雄并起的时代，却也是瘟疫纵横的时代。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瘟疫就是伤寒，用如今的话说，即流行性出血热或是鼠疫。伤寒的发病极快，传染性极强，再加上落后的医疗手段，患上伤寒即被判决了死刑。
医圣张仲景对伤寒有这样一段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类似的名门大族因瘟疫而衰落者不计其数，当时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十分兴盛，建安七子也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但让人惋惜的是，建安七子中除了被曹操所杀的孔融和早逝的阮瑀外，其余五人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全部死于此种瘟疫。
当一个朝代即将走向终结时，瘟疫、饥荒总会接踵而来，起义必定如期而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军揭竿而起，无数农民加入起义军，企图推翻桓灵以来的腐朽王朝。本就肆虐的伤害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战争是它最喜爱的中介。随着牛羊马这些动物的广泛流动，伤寒从一个村子来到另一个村子，再蔓延至乡、镇、县，当诸侯以保卫王权的名义起军，伤寒张牙舞爪地从一县奔到一洲、数洲之地。以天下灾荒不断为借口的黄巾军领袖张角，竟也没逃过瘟疫索命。
设想一下，你是生活在东汉末年的一个普通百姓，本该和父母在征兵前一同享受宁静生活。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村口的一户人家再没出现过，家门口还有几头死牛。你因为谨慎没有去收起那些死牛，劳作后急忙回到家中，将这一消息告知父母。渐渐你发现身边的村民都开始咳嗽，用老土方都没有任何效果。
这时你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父母闭门不出，但父母也开始病倒在床上，咳嗽地比你还要厉害。你想出去求医，却发现就连村医也死在了家里。等再次回到家时，已经发现父母没了动静，你等待着官府，但不知他们还得去照料那些世家大族、富贵人家，等赶到时一个村子里再没一个活人。
东汉光武帝始，全国共有2万人口，到鼎盛时，东汉人口达余万。而到三国结束时，全国人口剩下一千万不到。与战争相伴的伤寒带走无数生命，瘟疫横行，饿殍千里，邻里亲朋，无一再见。天下布衣去其八，伤寒哀天下，生者徒悲伤。乱世中普通人甚至不能有悲伤的时间，为生存只能背井离乡，从此孤独地活下去。
——虞问
疫病发生的原因
各种原因都可能会造成疫病的发生，正如周礼中所言，“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春夏秋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疫病肆虐。《周礼·天官·冢宰》“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那年，时疫流行，建安七子中的五子皆因此去世。我们如今很少见到的天花、霍乱，他们正在一次次经历着。
医者葛洪在多年前《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当中就说过“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病从口入的道理大家都懂；《汉书》有言：“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呕吐、下利二者兼有，表里皆病，便称之为霍乱。世界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七次霍乱大流行，上亿人感染，死亡率一度居高不下，无不令人闻风丧胆。
天花发源于古埃及，天花何时传入中国尚有争议，大约是在东汉，它的标志性症状是一种独特的皮疹，随着疾病的发展，皮疹的外观也会发生变化，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康熙皇帝小的时候就得过天花，有记载表明，康熙是一个有满脸麻子的皇帝。那个时候它疯狂的挥动死神的镰刀，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从对它无计可施到彻底战胜它，用了近年。
——小柯
古人应对疫病的方式
古人应对疫病的方式，在笔者看来，可以分为两种：有效防治与无效防治。首先来谈谈无效防治，这里的无效是指明显与现代自然科学相背离的具有明显主观色彩和唯心主义的防治方式。在中国古代，佛道思想盛行，唯心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在遇到疫情或者严重的疾病时，古人认为是鬼神在发挥作用，会采用求神拜佛，虔诚烧香的方法祈求神佛原谅，甚至皇帝官员在遇到疫灾时都会供奉神佛。
除去采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应对，古人也会实施基于长期的经验总结一些相对科学的办法：
一、预防为先
在长期的观察学习中，古人发现了疫病并总结出其出现的规律，多年前的商代对疫病传染已有了朴素的认识，战国时期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已明确将传染性病症称为“疫”和“疬”.在时间上，认为疫情的产生是由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只有顺应节气的规律作息才能避免。在空间上，提出南方湿热地区的瘴气，丛林存在毒气，要避免误入。
二、隔离患者
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睡虎地秦简》中就有相关记载，同时也记载了最早的对疫病患者实行隔离以免传染的法律规定。汉代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以免传染,并给予检查诊治。唐代初年，僧人释智岩曾住进石头城下的疠人坊（麻风病院），为病人治疗，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民间传染病隔离治疗场所，也是迄今发现对传
染病患者加以隔离护理和救治的最早记载。强制隔离对防止疫病的扩散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三、提倡公共卫生
这个略显现代的词汇在古代却格格不入，但事实上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疫情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紧密联系，排水系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环节，在河南淮阳平粮台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中就发现陶制的排水管道，这是我国所知最早的排水系统，该系统不仅解决了饮水安全，也合理实现了污水处理。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可以说是极为先进。
同时，我国古代也较为重视垃圾处理，设置了专门的垃圾处理官员条狼氏”，也通过立法禁止随意丢弃垃圾。
另外，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周代设有“宫人”来负责管理街道的厕所打扫。唐代还专设管理公厕的右校署丞掌管“匽厕之事”等。清代北京的公厕更为普及，并配有掏粪工和专车。
四、医疗救治
疫病最终还是要通过医疗救治来将其消灭，历代医家们勇于担当，不避风险，刻苦钻研，大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愤力写成《伤寒杂病论》；金末汴京大疫，李杲著就《内外伤辨惑论》；明末崇祯年间疫病肆虐，吴有性创著《温疫论》。这都是古代医学家在医学专著上的努力。
在实际操作上，我国古代创制出许多防治疫病的药剂方法。如孙思邈研制雄黄丸，吴又可创制达原饮、杨栗山创制升降散等，葛洪利用青蒿素来治疗疟疾与用人痘接种法天花的方法更是一大创举。
五．其他方法
在古代，为了预防疫病，还采取了很多方法，像掩埋尸体、以蜃炭攻杀貍虫法、杼井防疫法、萩室防疫法，都是古人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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