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即位后，立即攻打鲁国。公元前年，桓公率军讨伐鲁国，战于长勺，最终鲁军大败齐师。而齐桓公并不甘心，又联合宋一起伐鲁，战于承丘，齐、宋之师又败。
战争的失利给齐桓公以沉重打击，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开明君主，齐桓公进行了深刻地反思，意识到了他对齐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错误的预判，长期的内乱和战争使齐国的国力大国削弱，在春秋形势中已处于不利地位。并痛定思痛，进一步意识到齐国的当务之急不在外交而在内政，需要修务内政，富国强民。
齐桓公广纳贤士，鲍叔牙向桓公举荐管仲。于是桓公重用管仲，破格提拔其为上卿，尊为仲父，全力支持管仲改革。管仲励精图治，深耕改革，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建树卓越，使齐国一跃而成为春秋强国，并进一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改革奠定了齐国霸权外交的基础，而改革后的富国强兵也为齐桓公推行霸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一、管仲政治改革
管仲政治改革的纲领是具体来说表现为，改革地方行政区划，叁其国而伍其鄙；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继承和变革周礼，服务于齐国的内政、外交，助桓公行霸道。
“叁其国而伍其鄙”指的是行政区划在“既定的政治目的与行政管理需要的指导下”，对国土和权力进行再分配。管仲为加强控制和组织管理，推行法治，提出了新的地方行政区划“叁其国而伍其鄙”，即三分国都而五分鄙野，将国都分为士、工、商三乡，将鄙野分为五属，然后在乡、属之下再划分出各级行政组织，分别设官立职管理之。
这就是管仲推行的地方行政组织机构的改革措施。以这些基层行政组织为基础，构建形成了齐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在鄙野五个属中，分别在五个属大夫之下设置五正，共同管理行政、军政要务。
上下统属的官僚行政机构，保证行政命令的有效传达，保证各级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四民分业定居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社会需要，同时为了加强对各阶层的控制，管仲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按照士、农、工、商的职业结构，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所、各居其职，不使其杂处，这样便于相互切磋，精益求精地发展各自的技艺，以增加产出，增强实力。
这是管仲改革的战略总布局。继承、变革周礼，服务齐国内政外交，助行霸道。西周初定，周公制礼作乐，周礼在西周政治秩序建立及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治国的大经之法”。
以治国为第一要务的管仲深谙为政之道，精通于周礼，也明白在春秋之世周礼对齐国的重大意义；同时将其列入治国“五经”之一。由此看出，管仲对周礼的重视程度，既然周礼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管仲当然会将其运用到齐国的内政治理和外交之中，为齐国的霸权服务。管仲精通于周礼，比肩周公助成王行王道，助齐桓公行霸道。
管仲继承和变革周礼，将周礼以各种形式运用到齐国的国家内政治理和对外交往之中，内政用礼以维护秩序、富国强民，外交用礼则服务于齐桓公的霸权。管仲用礼于外交主要是在礼仪方面的继承、变革。
管仲重礼，通过这些外在的仪式和规范来实现齐国在外交上霸权地位的稳定性。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没有统一的礼乐规范约束，违背礼仪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周室衰微，诸侯混战，外族来侵，能团结并率领诸侯“尊王攘夷”，这可谓当时最大的重礼行为，管仲在大的礼仪方面是不僭越的。
最好的证明便是，周襄王曾准备以上卿礼待管仲，而管仲不受，终以下卿之礼受之。此外，管仲对周礼形式的复杂过程进行革新，跳过那些繁文缛节，注重礼仪所能体现的礼治功能。
二、管仲军事改革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实力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管仲深知桓公想要取得霸权，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若明目张胆地扩充军备，其他诸侯国也会作相应抵御的准备，则齐国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志。
于是管仲创造了一种隐蔽的方式，借建立的行政机构组织，寓兵于民，把人民群众纳入军事编制，建立军政合一的体制，即“作内政而寄军令”。齐国国都十五士乡分设三军，万人为一军，齐国便有三万的常备军及更多的后备军。
在十五士乡设立的轨、里、连、乡的行政编制组织，即是保甲组织，又是军事组织。管仲这种寓兵于政、军政合一的体制，连五家之兵足兵之法，是整军经武、张大齐国国威的一个创举。军事编制调整以后，要对士兵进行训练，以提高战斗力。
在春、秋两季的田猎时，三军训练战阵攻守，不断适应战争环境，提高战斗素养，增强战斗能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加之先前管仲实行的“四民分业定居”政策，士只聚居在在国都的十五士乡之中。
这样，士兵的聚居为其训练作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疆。”有了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士兵保持战斗力必须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
齐国虽然日渐强大，但桓公即位时的夺位之乱及后来与鲁国的几次战争，使得齐国劳民伤财，国力空虚，没有条件给所有士兵装备精良的武器。
于是，管仲采取了“宽刑赎罪”的措施来解决军队的供应问题。简而言之，假如一个人犯了罪，可以以甲兵赎罪的方式来减轻他的罪过。可以用一副犀甲和一副车戟赎种罪，可以用皮盾和一副车戟赎轻罪，小罪要用不同数量的铜铁来赎，诉讼者要上交十二支箭作为费用。
这样一来，管仲通过“宽刑赎罪”的措施，不但解决了齐国的军备紧张的问题，还扩大了齐国的财政的来源。管仲的军事改革构建了完整的军事政治体制，改变了齐国的军事面貌，极大地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的军事强国，为齐桓公争夺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军事政治基础。
三、管仲经济改革
管仲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则，是将齐国经济结构由发展工商业为主逐渐向农工商并重并着重发展农业的方向转变。这是管仲在审时度势之后做出的重大决断。太公立国时确立“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工商立国政策，是由当时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新立齐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当时是十分行之有效的。
而发展到桓公时期，齐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国情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历史逐渐向封建农业社会过渡，管仲作为改革家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越发认识到发展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农业生产不仅涉及到农民的生活，还事关国家安定和民心向背，所以管仲果断地将齐国引向以农业立国并农工商协调发展的道路上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决策。
管仲的经济改革，主要是通过利民富民而求得利国富国，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具体来说，以相地而衰征的土地赋税制度改革来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一以贯之地促进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官山海和盐铁专卖制度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所以，整顿赋税、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扩大财源是管仲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
以农业为本，实行相地衰征的土地赋税改革管仲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以农业为本业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此，他重点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改革土地赋税制度，以适应当时生产力的不断变革。
对此，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征，民不移”的政策。具体来说，该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相地、均田分力、与之分货。首先是相地。相地，即视察土地情况，对当时齐国全境内的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彻底的测量，不仅仅是耕地，山林川泽及旱地洼地等都包括在内，并登记造册。
无论土地是类型、宽狭、大小、质量好坏，都要测量并分出等级，将土地分为上壤、间壤、下壤三个等级，求得土地的地均。所言地均，不是指自然状态下的每亩土地，而是与耕地粮食产量相当的标准亩，而山林川泽等土地中不能生产粮食，那就依其生产树木、鱼虾等按照要求折合成标准亩。
各类土地都要折合成以耕地粮食产量为标准的标准亩。其次是均田分力。所谓均田，就是将公田拿出来同各家原有的份地一起平均分配；所谓分力，就是实行各家各户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
这就是国家授田制，是土地关系的新调整，是经济改革中关键的一步。在均田分力政策的鼓励下，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达到了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目的。
再次是与之分货。这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地租分成制，且分成比例固定，农民尽力愈多所得愈多。正如马克思所说：实行实物地租后，农民“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已不再明显分开”。
这就意味着农民自主经营权在扩大，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对减弱，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安排农事，这对农业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相地衰征的份地并不是长期占有，而会定期轮换，以保证分配公平。
同时，管仲还提醒桓公予民以时；还主张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管仲的这些措施，调整了农业生产关系，为齐国振兴农业、富国强兵打下了基础。
发展工商业，鼓励对外贸易春秋时期生产力的进步要求工商业有新的发展，但分裂混乱的局面又使得各国商业往来备受限制，这就要求各国统治者采取相应的贸易政策。管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发展趋势，便在齐国实行了开明的商业和贸易政策。
管仲确立以农为本的经济原则，同时一以贯之地秉承了太公时期的重商传统，兼顾工商业的发展。管仲深知工商业与农业都是国家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是立国之本，而重视发展工商业则是民富国强的最为重要的途径。管仲对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对手工业者和商人得地位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管仲重视手工业的发展。依托齐国独特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滨海产鱼，渔业发达；山泽、丘渎所出，林牧业产出丰富；桑麻、百果、六畜等经济作，都鼓励经营，由此齐国的渔业、林牧副业、纺织业、制陶业等手工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管仲尤为重视齐国的纺织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使得春秋时期的山东地区一跃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蚕桑丝绸业中心。管仲对手工业的重视极大地调动了从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产品大增，为齐国的商业贸易提供了滚滚货源。管仲也极为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
在商业流通过程中，管仲在尊重市场调控运行的基础上，运用“轻重之术”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当粮食布帛等商品供过于求，物价下跌时，国家用货币收购剩余的商品。当粮食布帛等供不应求，物价上涨时，国家向市场抛售商品。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为了使物价保持稳定，施惠于民，另一方面是防止商人牟取暴利，由国家持轻重之权，在这一过程中增收国家财政。总之，轻重之术与市场规律的互补运行，共同促进着经济的良性发展。
轻重之术在对外贸易中也同样得到适用。管仲依托齐国丰富的资源和产品，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齐国将鱼、盐、丝织品、陶器等产品销往他国，同时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他国商人来齐经商，以达到“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的目的。
例如，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管仲针对不同的商业贸易类型采取不同的优惠措施；设立专门的官员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在这些优厚条件的吸引下，各国商贾源源不断地涌入齐国。
除陆地贸易外，齐国还经营与燕国的海上贸易。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齐国工商贸易的发展，增强了国家实力，达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的，使齐国成为中原的经济强国。
财政上，实行官山海盐铁专卖制度管仲在财政上的改革是属于工商业的部分，但考虑到国家财政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于内政治稳定、发展生产，于外发展外交、军事战争等，都是以国家的财政实力作为基础，所以有必要拿出来作为一小节单独进行研究概述。
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管仲充分利用了齐国依山负海的地理环境优势和重商传统，对经济生产方式进行局部改革，实行“官山海”，首创盐铁专卖。官山海概括为“民产官营”，即民间生产，官府统销统购，在加强流通领域的控制。
这些财政政策得益于管仲的财政思想，即减轻赋税收入，增加经济收入，所谓经济收入，“都是通过贸易交换方式所获得的收入，而不是国家直接经营生产活动获得的利润”。
何谓“官山海”？意为以负海之利而成就王业的国家，要对盐进行专卖。所以官山海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盐铁的直接专卖。由官府专卖，利润落入国家手中，这对改善并充实国家财政收入有巨大的帮助。管仲深知“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便创立的了盐铁专卖的制度。
管仲不是一次性的把盐铁生产销售全部收归官营，而是采用民产官营的方式，把生产权放给人民，由官府收购成品，运输调剂供求关系，通过盐斤加价、铁品加价的办法销售国内外。这种方式的流程可以归结为“民产、管收、官运、官销”。
官府在民间以五十的低价收购，再以加价一百的价格售出，这中间官府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只是将盐铁的流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不停的买进卖出中获取巨额的利润收入。管仲将税收隐蔽于售价之中，既缓和了因苛捐杂税引起的阶级矛盾，又使国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另外，盐铁生产下方民间，鼓励工商业者从事大规模生产，从而改变了齐国的生产结构，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总之，盐铁专卖制度的实施直接充盈了齐国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生产和工商业的发展，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四、管仲外交改革
春秋时期正处于政权下移的时代，这正为齐国推行霸王外交提供了契合的外部环境。齐桓公时期的外交政策大多是以管仲的外交思想为基础展开的，而管仲外交思想的付诸实践也是以其前期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基本前提的，管仲的外交思想指导着齐国的外交政策，而齐国实行的一系列的外交政策都是为齐国的霸政服务的。
管仲外交思想的首要原则:天子之臣诸兼侯之长的强霸外交。这要在两个方面加以阐述，首先，天子之臣，表面上是齐国仍要尊奉周天子，辅佐周王室，维护周礼，继续帮助周室维持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实则是齐桓公借助周天子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威望。
其次，诸侯之长，表明齐国要奉行霸政，统率领导诸侯，通过建立诸侯联盟的形式来维护齐国的霸权，履行其团结诸侯、抵御外夷、保卫中原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尊王攘夷”也就成为管仲外交政策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内容。管仲外交思想的核心，运用外交手段不战而胜。以利益、好处拉拢诸侯，诸侯从之，“利”来源于齐国的经济实力；以信、德、礼、义使诸侯团结、臣服，诸侯从之，“信”来源于齐国的政治威信；以武力镇威于诸侯，诸侯从之，“武”来源于齐国的军事实力。
由此可见，管仲外交思想是以齐国的综合实力为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外交政策，最终实现了“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人，畏其武”的称霸目的。
五、总结
管仲在桓公的大力支持下推行的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政治改革调整齐国的社会结构，稳定了齐国的政治大局，缓和了国内的种种矛盾，使齐国人心思治、政治清明开化，形成了稳定和谐的内部局面。
军事改革使齐国建立了系统的军政合一的军事政治体制，为齐国争夺春秋霸权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经济改革的推行全面促进了齐国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贸易的繁荣，在此基础上的财政政策充盈了国库，达到了“通国积财，国富兵强”的目的，使齐国成为经济强国，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齐国国内稳定繁荣的局面为依托，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积极地对外扩张，开展多种形式的外交活动，采取丰富的外交政策，维护周礼，内尊周王；亲邻安邻，外攘夷狄；军事征伐，武力征讨；推行霸权外交，重塑春秋新秩序。齐桓公在此基础上开创了春秋一代的霸权迭兴之风，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