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video_bjzkbdfyy/由政治和宗法伦理观念出发制定具体的仪式和行为规范，共同的价值观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规范中，形成相对固定的礼仪和行为模式，姬周系统化的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诸礼由此而生。古籍多载周公制礼作乐之事，如《礼记明堂位》、《逸周书明堂解》等。然而周礼显然并非尽出于周公，周公制礼只是周礼制度化的开始而非完结，周礼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周礼多源自殷商巫祭文化，如祭祀礼、乡饮酒礼等，因而孔子认为“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人在损益过程中注入了政治和宗法伦理观念，如周人重视人鬼祭祀，但强调祭祀对象需有功德于民，《礼记祭法》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菌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三是建立相关的礼仪机构。礼制的实施要由组织机构保证，礼仪的制度化过程也是礼仪组织机构不断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姬周礼仪机构主要属于春官系统，《周礼》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春官以大宗伯为首，包括小宗伯、肆师、郁人、鬯人、鸡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司服、典祀等七十个官职。由于周代乐被礼制化，大师、小师、瞽蒙、大司乐、乐师等乐官也被归于“礼官之属”。西周礼仪机构的庞大细密由此可见一斑。礼官一方面负责制度化礼仪程序的正常运行，如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另一方面也有教育、惩罚等职责，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肆师“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等。西周至春秋是周礼制度化成型及有效维系时期，周礼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基本规范，指导、制约贵族言行举止。周礼制度化对文学影响的典型例子是《诗经》文本的编辑整理。《诗经》所收诗歌时间跨度大，作者众多，涉及地域广，但其形式多为整齐四言诗，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也多相似，其篇名多截取篇首之语，当经过有意识地整理。战国秦汉间采诗、献诗、删诗诸说也从不同侧面说明《诗经》经编辑整理而成书的过程。《诗经》作品最初都是乐歌，古籍中多有关于诗入乐的记载。《诗经》的编辑成书与入乐传唱也主要由周王朝乐官完成，包括大师、小师、大司乐、乐师等。《诗经》早期的编辑、加工常有较为明确的目的，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的职责和服务于礼制的目的。他们在《诗经》编辑、结集的过程中按照周代的礼制及伦理观念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诗经》作品中最初具有的巫术文化、鬼神观念、图腾文化、男女恋情等内容与以礼文化为代表的周朝统治制度、道德规范多相扞格，因而作者意图被文本编辑者遮蔽，也多隐没不闻。由此可见《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诗经》的编辑、结集和《诗》义的系统整合及重新解释均是周王室大师等乐官“礼制化”选择的结果，“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事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语言产品的体制化”。周王室大师等乐官重新确定的《诗》义，经过传播流布，之后很长时间都是贵族阶层普遍认可的《诗经》本义，“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春秋时期盛行的赋《诗》言志也可佐证。赋《诗》言志是当时春秋诸国主要外交形式之一，人们常由《诗》中截出一章或几句，结合所处场景阐发以形成新的意义，表面看似乎不符合周王室大师等乐官重新确定的《诗》义，有“断章取义”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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