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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词经典：从上古到南宋》
李广宇著
法律出版社年版
ISBN：2
李广宇
河北宁晋人，先后就读于河北大学、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一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著有《裁判是怎样写成的》《判词例话》《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如何裁判行政案件》《诉讼类型化与诉的利益》《司法的温度与界限》《理性诉权观与实质法治主义》《猎书家的假日》《纽约寻书》《香港寻书》《行囊有书》《我在德国淘旧书》《叶灵凤传》等著作多部。两度荣获法律出版社年度十大好书。本期推送节选自李广宇法官《判词经典：从上古到南宋》“贰壹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第-页）。就是打证据
打官司
判
词
经
典
常言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对于裁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写证据，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常见的做法是，把所有证据都分类标号，子丑寅卯、甲乙丙丁，连篇累牍，照抄不误；对于证据的分析，却常常惜墨如金，甚至付诸阙如。我们说裁判文书越写越长，一味罗列堆积证据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长，实在是长而不当——那些个证据，就如一堆堆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除了添堵，没有任何用处。
我们今天专门谈谈证据的写法，所用的例示，仍以南宋时期形成的古代判词的巅峰之作《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在说到南宋之前，我们也不妨先简短地往前回溯一番。
说起来，中华传统司法是非常重视证据的，上古文献当中有许多相关记载，例如《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意思是说：凡民众有争讼，就依据当地清查的簿册来判决；有关土地的争讼，就依据地图来判决。官府也会要求两造举证，提供不出证据的一方，通常会败诉。例如《左传·襄公十年》就记载了一件“王叔与伯舆”之间的诉讼，范宣子审案时，“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
中国古代的杖刑
古代在处理刑事诉讼时，特别注重口供，以至于视口供为“证据之王”。《徐道隣法政文集》曾说：“但是有些凶恶硬汉，就是面对着十分齐全的人证物证，也硬不招认，自然不免引起法官光火，用刑拷打，逼他招认，因而也不免常有‘屈打成招’的事情发生。”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战国时的张仪就是这样一个惨遭掠笞也硬不招认的硬汉：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到了宋朝的时候，司法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刑讯受到严格控制，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也遇到挑战，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司法检验报告的法律效力开始超过供词。明代张景撰《补疑狱集》里有一篇《邻妇证伪奸》，就可以看出证人证言的作用已是举足轻重：
宋景定间，福建张氏遣女。里中有不检少年，闻茶汤担有玻璃杯，先一夕饰为妇人，随女伴入，欲盗之。被执，极其拷掠。有邻妇，每事女沐浴，少年询知女僻处有双痣相联，赴官陈云：“元与女私，前后骗取某物若干。”官追女出对，皆无实状。少年指僻处双痣为证，女愧无辞，验之果然。拟罪将断，邻妇赴官陈告，少年遂伏辜焉。中国古代的杖刑
关于物证，《宋刑统》则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这说明，物证的作用也超过了口供。书证的发达更是宋朝证据制度的一大特点，这可能得益于土地私有制发展带来的田产所有权的频繁流动，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业交易的增加。
我们在《清明集》中，频繁见到司法官对于书证的尊崇，例如：吴恕斋在“争田业”判中云：“大凡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人境在“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判中谓：“殊不知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佚名在“争业以奸事盖其妻”判中称：“争业，当论契照先后；争奸，当论踪迹虚实。”胡石壁“质库利息与私债不同”判则说：“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焉，则难乎片言折狱矣。”
吴兴嘉业堂刻本《宋刑统》
《洗冤集录》之诞生于南宋，也说明那个时候对于检查、勘验的重视程度。就如宋慈在《洗冤集录》序文中所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检验就是为了获取证据，以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宋慈还曾自谓：“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审之又审，就体现在“重证据实”。在他担任湖南提点刑狱时，遇到一个“累次追查不到”的恶棍，名叫杨子高。杨子高暴于虎狼，恶贯满盈，宋慈早就想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办案时仍然坚持用证据说话。他在判词中这样说：
然而殴死人力，犹须见证追会，旁夺田产，亦要干证索齐。至如假官一节，索到告身批书，皆是揩洗书填，难掩踪迹，唤取前项书铺辨验，造伪晓然。书铺，可不是卖书的铺子，而是为当事人代写各种书状的专门机构，除此之外，书铺还扮演者鉴定、公证的角色，经常协助官府鉴别辨验契约、婚帖、印记、告身批书等各种书证的真伪。
在《清明集》中，可以随处找到这种例子。例如吴恕斋“孤女赎父田”判云：“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惟本县但以契书为可凭，而不知契之真伪尤当辨，此所以固士壬执留之心，而激应龙纷纭之争也。今索到戴士壬原典卖俞梁田契，唤上书铺，当厅辨验，典于开禧，卖于绍定，俞梁书押，夐出两手，笔迹显然。典契是真，卖契是伪，三尺童子不可欺也。”
日积月累，司法官也练就了一番辨别书证真伪的本领，有的判词还对此做过一些系统整理。例如人境在“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判的开头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窃见退败人家，物业垂尽，每于交易立契之时，多用奸谋，规图昏赖，虽系至亲，不暇顾恤。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异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凡此等类，未易殚数。其得业之人，或亦相信大过，失于点检。及至兴讼，一时官司又但知有怜贫扶弱之说，不复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夺不当，词诉不绝，公私被扰，利害非轻。在另一道“揩改文字”判中，人境更为人们展示了一番分辨真伪的本领：
照得龚敷与游伯熙互争第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二百八十九共三号地，两下各执其说，官司初亦未知其谁是谁非。及将本厅出产图簿与两家所执干照参对，得见二百八十七号及二百八十八号地，见系龚敷管佃；二百八十九号地，见系游伯熙管佃。其二百八十七号地计五亩四十五步，其二百八十八号地计四亩一角三十二步，参之官簿，并无毫发差舛。其二百八十九号地，据游伯熙干照内具载，计一十亩五十五步，参之官簿，却只计五亩一十五步。及与之研穷契勘，乃是续于干照内增益亩数，更改字画，浓淡踈密，班班可考。况各人管业年深，前此即无词讼，是则游伯熙用意包占龚敷地段分明。合押两争人到地头，集邻保从公照古来堑界摽迁，付两家管业。今据龚敷所陈，乃称古来活树篱堑，已被游伯熙锄斫，然亦须有锄斫踪迹可考，并仰从公指定摽迁，不得观望。如再惹词诉，定追邻保勘断。分辨是基础，真伪既明，谁是谁非也就大白于天下。分辨之外，司法官通常还会结合证据进行分析。我们且读一篇吴恕斋的“诉姪盗卖田”判，揣摩一下他是如何进行分析的：
华纲、华纬及其子惟德、惟忠，绍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后十契，将田六亩有奇，正典断卖与陈舜臣为业，并已经官投印。华纲、华纬死，陈舜臣亦死，而华大成者，乃以为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诉其姪惟忠、惟德瞒昧盗卖与陈舜臣之子可久。县追各人供对，大成则曰：“此系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惟德、惟忠则曰：“此系故父华纲、华纬自己分受之田。”官司于此且合追索两家干照，究证是与不是未分之田，则曲直予夺瞭然矣。夫何含糊于已分、未分之间，依阿乎有分、无分之说，但令华大成备二亩价钱，于可久家拨赎二亩。惟其是非未明，此大成望蜀之心，独不止于得二亩；可久全璧之意，又未忍于割二亩，其讼所以不已也。要之，拨二亩之说未为至当，而已分、未分之争合与究竟。使其果是未分之田，则华咏生四子，祖业作四分，此田合四分分赎，岂止大成一分可赎二亩而已。照得华咏四子，先分析于开禧二年，华纲、华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间，何为已分析三十年，而尚有未分之田耶？又何为不争诉于三十年前华纲未死之日耶？又为何诸分不争，而一分独争耶？此田谓之未分，官司何所凭据？若曰故祖遗下未分之田，则必有众存文约，又必有各分分书，互载可照。所合索上究证，则无者不得尽其辞矣。但两争干涉人众，若一一追到府，恐成烦扰，欲送富阳县，详所拟追索干照，从公结绝。限五日申。钦差验骨
在这个案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是与不是未分之田”。一方曰是，一方曰不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吴恕斋首先摆明：“官司于此且合追索两家干照，究证是与不是未分之田，则曲直予夺瞭然矣。”接着指出：正是由于县府的原判不以证据说话，“含糊于已分、未分之间，依阿乎有分、无分之说”，才使得两造各存“望蜀之心”与“全璧之意”，最终导致“其讼所以不已也”。不重视证据，则会“是非未明”；不分清是非，则会嚣讼不已。
为给县府作出示范，吴恕斋对于关键事实发出一连串疑问，最终的结论是：“所合索上究证，则无者不得尽其辞矣。”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亮点——考虑到“一一追到府”会给“两争干涉人众”造成烦扰，所以将案件发还富阳县重审，令其五日内“追索干照，从公结绝”。对于证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与保护，也是证据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证据情伪是否能够剖析到位，直接关系着能否绝词息争；换句话说，对于证据情伪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本身就会成为一篇法律关系宣言书。吴恕斋对于此道无疑有着清醒的自觉，他在“王直之朱氏争地”判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切详两人之辞，仅争一角之地，展转逾年，道路经营之费，不知其直几角矣。昧于逊畔，至于此极，深可念也。今将两家契书反复究问，期于息争。朱氏当全有桑地，王直之只合得屋基，彼此不容昏赖。本县虽曾委主簿摽迁，以桑地还朱氏，以屋基还王直之，但剖析两家情伪，全不分明，故直之尚欲徼觊于万一。欲当厅责状，将各人干照逐一给还，庶可绝词。回过头来，我们再欣赏一下吴恕斋在这道判词中是如何“切详两人之辞”、“剖析两家情伪”的：
南宋土地买卖契约
交争田地，官凭契书。徐监狱媳妇朱氏执出绍熙、庆元间典买施文霸桑地七契，计二亩一角十九步，该载亩步四至，坦然明白，末后两契，且声说除将住屋及屋基，滴水为界，典卖与施王德外，余并系卖与徐宅之数，此朱氏契书也。王直之执出嘉熙三年、四年典买施王德屋地四契，且缴到施王德元置施文霸屋地未印老契，该载屋宇间架及随屋地基，明即不曾声说有屋外桑地亩角，此王直之契书也。以两家契书考之，朱氏当尽有桑地，直之仅买得屋基，彼此干照，极是分晓。今直之施王德死后，乃欲于屋基外，冒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何所凭据？若曰缴到施王德原置文霸老契可照，四十余年一幅竹纸，竟不投税，已是难凭。今纵以为可凭，则契内只言“住房基”，即无“桑地一角”四字。但是施王德初典契内平白撰出“桑地”二字，又无亩角四至。续于嘉熙四年闰月，施百二娘断卖于施王德既死之后，又旋添“一角”之语。不知施王德、施百二娘何所据而卖桑地一角，王直之又何所据而买桑地一角乎？盖朱氏桑地，原系施王德承租，及据施百二娘供证，当来止是出卖住屋基地，即不曾滚同桑地卖与直之。此非直之有意贪图，则是施王德盗卖主产，无可言者。今直之不自反其契书之不正，乃推求朱氏契书，谓其不合投税于嘉熙年间，必是假伪。照得朱氏七契，一契印于绍定三年，六契印于嘉熙四年，其印于嘉熙四年者固若可疑，但所置施文霸桑地，其一亩已于绍熙四年经官批上砧基簿，其二亩一角十九步又于庆元五年经官批上砧基簿，又该载嘉定六年分书，并有官印官押分明。直之尚欲将庆元元年至今未印之片纸为可据，而朱氏绍熙、庆元、嘉定已印之砧基、分书乃不可凭乎？无缘朱氏预于绍熙、嘉定年间伪造砧基、分书，以为昏赖嘉熙四年产业之理？分析的过程就是是非曲直渐次明确的过程，分析清楚之后，则会是分配。所谓分配，也就是依据事实证据定分予夺。我们来看一看吴恕斋“叔姪争”判的“再判”：
盛荣诉友能强占竹地、桑地二段事，今追到友闻、友能供对。照得桑地一段，委系盛荣父文旺先买得文智之产，绍定年间，其姪友闻盗卖与友能为业。友能不问来历，不收上手契照，卤莽交易，宜有今日之讼。但县判谓：“盛荣与友能为族叔姪，居止相近，安有绍定二年卖过此产，而不知之理？况友能自得此地，筑屋其上，种竹成林，已十四五年，而盛荣始有词诉，何邪？”在法：“诸同居卑幼私辄典卖田地，在五年内者，听尊者理诉。”又：“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卖众分田地，私辄费用者，准分法追还，令原典卖人还价，即满十年者免追，止偿其价。”揆之条法，酌之人情，历年既深，在盛荣只合得价，不应得产。欲帖县，监友闻，先卖契字仍给还友能管业。外所争竹地一段，据盛荣执出分书，委系文旺、文贵各得其半，盛荣即文旺之子，友能即文贵之孙，今友能乃全有之，别无片纸干照，必是影带包占，此盛荣所以反复嚣讼不已也。欲并帖委官，照分书将上件竹地标钉界至，作两分管业，庶几予夺各得其当。如盛荣再敢健讼，照已判断治施行。虽然有证据清楚说明，盛荣的桑地系友闻盗卖与友能为业，但案件的处理却不是只凭证据说话，还要“揆之条法，酌之人情”，既然“历年既深，在盛荣只合得价，不应得产”。这是吴恕斋对于桑地一段的处理。至于竹地一段，情况则有不同。盛荣一方能够提供当年的分书，委系“各得其半”；友能一方独占竹地，却“别无片纸干照”。因此，盛荣“反复嚣讼不已”，实乃事出有因；友能“必是影带包占”，亦是不言自明。是非既明，合当重新分配，于是乎判决“照分书标钉界至，作两分管业”。真是“予夺各得其当”，读罢大呼过瘾。
大凡法官中的高手，既能认真对待证据，又能在必要时跳出证据。吴恕斋在“兄弟争业”判中说：“官司予夺，若不将两词究竟到底，则无以绝其诬罔之根。”在这个案件中，吴恕斋确实做到了“究竟到底”——将所争赤契逐一从公比对，细如毫发，慧眼辣手，但他又不完全拘泥于证据之中，考虑到争议双方是一对亲兄弟，便从大处着眼，对两兄弟施以教化：“小人为气所使，唯利是趋，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官司更不早与剖决，则阋墙之祸，何时而已？”
在“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诲之意”判中，赵知县也表达了注重教化的倾向。判词开头就讲：“词讼到官，事有关繋，若但剖析曲直，收坐罪名，而不少寓教化之意，非善政也。”在赵知县的心目中，仅仅剖析曲直都不是善政，更何况只是满足于照抄“供对”，因此，在剖析曲直之后，拿出很大篇幅施以教诲。他说的是：“婚以礼成，妻由义合，天伦所在，岂容或亏？县令奉为，正救此事。”当然，任何教化之词都应是建立在“供对既明”的基础之上。虽然判词通篇都没有援引具体的“供对”，但那“供对”显然是查明了的，所以判词才说：“两造在庭，供对既明，合行予决。”
还有很多判词，干脆直接认定事实，对于具体的供证，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刘后村“妄以弟及弟妇致死诬其叔”判，开头一段这样写：
阿周所堕之胎，月数已满，非惊堕也。许千八自以病死，非惊死也。有邻有证，一一分明。许佳为人之姪，辄将弟妇堕胎，妄论叔父许三杰，又敢将自死之弟，重叠诬执叔父，又敢将叔父殴打，验伤有尖物痕，见之县案。堕胎非惊堕，病死非惊死，又敢将叔父殴打，这些都是案件的关键事实，但刘后村并不将相关证据全盘罗列，只是说：“有邻有证，一一分明。”只是说：“验伤有尖物痕，见之县案。”证据并非目的，证据只是手段，当证据分明、足以证明事实时，直接叙述事实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证据本身，存案备查就是了，跑不了的。
这就是古代法官的务实之处，这或许也是古代判词都那么短小隽永的诀窍所在。
判词既是中国法制建设的见证者，也是中国法史发展的参与者。从上古到南宋，这些尘封判例背后的人世变幻，远非普通“律客”驻足一时半刻便能洞察知晓的。李广宇法官通过一篇篇判词疏证，对中国古代经典判词的萌新、溯源、形塑作唯美且深刻解构，令人在重温中国法制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周延着中华法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广宇法官是文字的高手，是名案的侦探，他站在时间长河的此岸，遥望彼岸，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名案的纵深处。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汉学传统加诸在法律人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古代中法的空域调兵遣将。
请跟随李广宇法官的墨迹，走进故纸堆里的中国法律史，纵览图文并茂的经典判例，聆听判词经典里的“法律故事”。
本书目录
壹 判词之萌芽贰 老狱吏与五经博士叁 董仲舒这样决事比肆 引经断狱有回响伍 科举与判词的繁荣陆 簪花美女、龙筋凤髓柒 听张鷟蔽罪议法捌 白居易与《甲乙判》玖 元稹、王维、颜真卿拾 敦煌《文明判集》残卷拾壹 乱七八糟的五代拾贰 从《疑狱集》到《棠阴比事》拾叁 唐宋变革与有唐余波拾肆 苏东坡、秦观、王安石拾伍 你一定要看《清明集》拾陆 故事里的事拾柒 宋代法官的办案经拾捌 耳听其辞，目察其色拾玖 引律入题，准法析理贰拾 天下惟道理最大贰壹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贰贰 问世间情为何物？贰叁 如何避免成为诉讼大国？贰肆 宋代的家事审判艺术贰伍 朱门立雪名公多贰陆 名与节，久轩久贰柒 刘克庄剖决如神贰捌 是法医鼻祖，亦是判词高手贰玖 吴恕斋情法两宜叁拾 别白是非有范公叁壹 吴雨岩的哀矜观叁贰 一生拗性旧秋崖图版目录引用和参考书目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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