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是近几年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特别是由吴冠中先生和李政道先生联合倡导的“艺术与科学”展览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行之后，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讨论逐渐展开。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如在距今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密，只不过在既往研究中较少涉及。
而工艺美术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几乎包含了艺术的全部内容。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称霸，列国割据，大夫专权，兼并不断，争斗不已，混战不休，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但是诸侯国林立，政治经济的不统一，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不同的民族构成、地域背景，使得这一时期的科学思想和工艺美术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
春秋战国的科学思想与工艺美术
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思想发展的表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家各派对当时的社会变革、经济动荡等现象，代表不同社会集团利益、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谈论，形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阶段。
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派生机盎然、自由争鸣的景象，这主要体现在诸子百家的著作言论中。
儒家是孔子所创，后有孟子、荀子加以发扬，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主要代表，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是天下显学。
其科学思想一是对商、西周以来的宗教天命观的批判和斗争。在知识论和科学观上强调“尊德性而道学问”“格物致知”。提出科学思想方法，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举一反三”“博学归约”等。
并寻求自然界的统一性和必然性:“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家虽然为去“机心”而反对机械，但并不反对技艺，相反，甚至对高超的手工技艺十分推崇，这一点似乎是反对机械相矛盾。
但是机械被当作机心的由头，而技艺却被认为是体道的表现。
如《庄子》中著名的庖丁解牛，借文惠君之口，高度赞扬庖丁的解牛技艺。道家还提倡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维:“明道如费，进退如退，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这种逆向思维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常识的或公认的知识的局限，试图将认识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不仅如此，这种思维与现代自然科学还有相同之处，或者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获得了反响。它与当代西方的所谓“两面神思维”有共同之处。
墨家是墨子所创，反映了当时工匠和平民观念的一个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
墨家思想中有很多数学、光学、力学的内容，如:“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景不徙，说在改为”。
在《墨经》中论及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思想。法家则是提出了“厚生强国”“明乎物性”的科学观“化故从新”的自然观“人与天调”的天人观。兵家、名家等诸家也包含了很多的科学思想。
春秋战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春秋战国的工艺美术具有统一的时代风格，同时，分裂的政治格局、不同民族构成、各自的地域背景导致了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工艺美术也因之多姿多彩，争芳斗艳。
青铜器仍然是春秋战国工艺美术的中心，是中国青铜艺术的第二个高峰。礼崩乐坏不仅令青铜礼乐器的使用制度瓦解，还表现在器物本身。
早在春秋晚期，器物已经与前形制大异，还曾引出孔子“觚不觚”的著名慨叹。
形制的变异折射着功能的改变，造型的空间变化减少，器壁的更加轻薄、素面或平面化的装饰共同表明，大多数青铜器已经走下庙堂，面向生活。
鼎的使用价值逐渐凸显，典型例证是战国中期从中原开始流行的扁圆鼎，其装饰虽然华丽却不庄严，这似乎意味着观赏意义的提升和礼仪功能的丧失，鼎的形体往往不再巨大，还配盖以保内置物的清洁，这是更看重实用的证明。
铜镜主要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楚地，制作精美，图案纹饰繁缛满密。
带钩数量众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带钩使用的高峰时期，材质大多为青铜，但也常见金、银、玉等高等材料，特别还出现了金玉镶嵌、金银镶嵌的带钩，尽显奢华。
丝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纺织已经成为各诸侯国富邦强国的重要行业，官府和民间纺织也都有很大发展，已经有专业化的分工，植桑、养蚕、缫丝、织造、染练技术有很大发展，齐鲁及其相邻地区是丝织生产的中心。
玉器制作数量大增，种类繁多，佩饰非常发达，是上层人士生前死后不可或缺的装饰品。
在中国漆器史上，战国是第一个辉煌时期，作品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人的生前死后，从日用器皿到陈设品，从乐器到武器，从车马器到葬具，都常常以漆器为之。与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相比，春秋战国时期陶瓷进步不大，技术的自然积累虽令器物质量更高，但艺术上并没有较大地突破。
质量提高的代表为原始陶瓷，艺术水平则主要由彩绘陶和暗纹陶体现。中国的玻璃器长期属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传统判然有别。进入战国，中国制作的玻璃器数量大增，楚地墓葬中的收获尤多。其中的一部分明显摹仿当时流行的玉器，制作已颇精美。
工艺美术发展对科学思想形成的推动
实践是科学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工艺美术的发展对科学思想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对技巧并不重视，而从事工艺美术创作的主体多为工匠，大多没有接受教育，其技能只能是师徒相承，口口相传。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更重视思辨和治国之道的讨论，对于技术则不屑一顾，记录历史的史官则注重政治的变化，对于工艺美术几乎没有记载。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记录工艺美术内容的著作，那就是《考工记》。
它系统总结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发展成就，对当时的科学思想形成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今人回顾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每每涉及到《考工记》。
《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手工业专著，成书于战国时期，后因《周礼》缺失《冬官》，将《考工记》补录在《周礼》中。
如今看来，《考工记》的重要首先在于它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技术，有令人惊叹的科技意义，但因其叙述同今日工艺美术暨艺术设计有诸多重合，所以，从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角度，《考工记》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这种思想体系是“天、地、人”三才思想在手工业生产中的具体反映。“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想，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思想认识，在各个领域都有反映与表现，在农业上表现为“天时、地宜、人力”的观念，在军事上则表现为“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
从自然观的角度来看，“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思想充分地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它强调了人类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要能够认识、掌握自然，协调、运用自然，从而最终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
从科学观的角度来看，则相当广泛地涉及科学技术发展中多方面的要素，以及如何处理、协调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其中，天人协调统一思想以及重视人的技术因素的思想，以后一直是中华民族科学思想发展的主调之一。
为了适用，铸造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应该有不同的铜、锡（包括铅）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硬度、韧性、光洁度不同的器物。
科学思想对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科学技术对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
技术的创新是春秋战国工艺美术发展的重要前提。冶铁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
中国的铁器大约出现在西周，到战国，坚硬、锋利的铁质工具已经普遍使用，从此，中国进入到铁器时代。
冶铁业的发展、成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带来了包括工艺美术制作在内的各种生产技术的迅速提高，导致了多种新造作技术的涌现。
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不但旧的手工业部门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如冶铁业、煮盐业、漆器业等。
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又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封建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各手工业部门内部出现了分工越来越细的明显倾向。在工艺美术新风貌的生成和发展中，除去社会思潮的变化之外，技术的进步也是重要的催化剂；如果没有硬度高于青铜的铁工具的发明，嵌红铜、错金银便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失蜡法的创造，玲珑剔透的效果就无由产生；如果没有模印制范法的应用，清晰细密的蟠虺的装饰也难以想象。
而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当时纺织技术的新发展。技术的进步对玉器造作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铁质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质砣具的使用，使得人们可以更加自如地碾琢玉料，玉器造型多样，装饰纹样圆滑自如。
春秋战国时期科技的进步，使得工匠对于不同材质有了比较充分地认识，出现了将多种材质原料组合在一起的作品，如这一时期出现的金玉镶嵌、银玉镶嵌作品，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工匠对原材料充分的认识。
自古以来帝王将相就希望长生不老，所以炼丹术长久不息，巫师术士采用不同形式去追求永生，而“被称为古代化学的炼丹术是改变物质化学性质的活动，支持炼丹术士们坚持不懈的思想动力是万物可变观念。
而表现在诸子百家中的科学思想则是对当时科技和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总结，虽然当时的诸子百家主观上还没有系统总结春秋战国的科学思想，但是从他们著作、主张中已经看到了科学的巨大作用。科学思想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伟大创造，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它们之间既存在着明显差异，也存在着同一性和一致性。
它们犹如一对孪生兄妹从产生之日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后来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科学和艺术被划分成两个门类。
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未被隔断，相反，它们在保持着各自独立性的同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相互促进并得到共同发展，它们都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发挥着各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