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所反映的婚俗文化产生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构建了我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世的婚姻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反映先秦社会生活的《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它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文化、世态民情和民族风俗，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在《诗经》中也有全面的反映，主要从婚恋的形式、古代婚姻的风俗和礼制来体现这些内容。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到当时婚俗的一个侧面以及婚姻制度，同时也展示了婚姻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人类婚姻制度、习俗很早就在民间歌谣中有所反映。《诗经》中所反映的婚俗文化产生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构建了我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世的婚姻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诗经·国风》内容涉及婚恋的作品比比皆是，从恋人的相识相知到互相爱慕，诗经里均有全景式的展现，反映了先秦时期男女交往自由、恋爱自由的时代主旋律。
《邶风·静女》饶有趣味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美好约会的片段。“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明明之前约好了在城墙角落会面，小伙子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四处张望着，可调皮的姑娘就是要故意躲藏在城墙背后，饶有兴趣地看着恋人抓耳挠腮、一筹莫展的窘态，忍俊不禁，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对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情侣。
虽然先秦时代崇尚恋爱自由，但需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由此可见，“媒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官媒，其职责主要有：记录新生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敦促和撮合适婚男女及时嫁娶；监督彩礼的数量在礼制范围之内；处理男女之间的婚姻诉讼（主要是针对婚内不忠的情况）。“媒氏”在先秦时代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大的行政强制性。
无媒不成婚，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在中国古代，婚姻讲究明媒正娶，因此，若结婚不经媒人从中牵线，就会于礼不合，虽然是两情相悦，也会假以媒人之口登门说媒，未婚男女需要通过媒妁的穿针引线，获得父母同意后，才能启动议亲程序乃至形成双方的婚约。《卫风·氓》中所说“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意思就是说“不是我故意拖延，而是你没有找到好媒人”。由此可见，媒人在当时就已经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了。
直到西周建国，制礼作乐，婚姻礼仪由上至下，由贵族到平民，逐渐普及。《诗经·齐风·南山》中，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诗句，《卫风》《豳风》也有类似的歌咏。可见，“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在西周时已成普遍的制度与风俗。
《孟子》中也说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对男女在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和媒人的说合下的结合，是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
在《国风·鄘风·蝃蝀》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诗中先写彩虹出现在东方。古人因缺乏自然知识，以为虹的产生是由于阴阳不和，婚姻错乱，因而将它视作淫邪之气。诗人无疑是将淫邪的美人虹来象征这个出嫁的女子，谴责私奔者背人道、逆天理，不知婚姻当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不从母命的私奔女子，其实正是一个反抗礼教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而无奈的是，当时的社会对婚丧喜庆有着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诗中女子没有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大胆的私奔行为无疑为当时礼教所不容，所以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便将她视作淫妇而进行严厉斥责。
古代合法婚姻需遵“六礼”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令人向往，然而爱情并非都那么美好，婚姻也存在诸多世俗和文化“约束”。那个年代，婚姻充满了“仪式感”，完整而受认可的婚姻，须经“六礼”，据《仪礼士昏札》记载，聘婚的仪式分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聘婚是周代的合法婚姻，聘婚制是周代的合法婚姻形态。聘婚礼的第一步是纳采。纳采即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前去求婚。
《国风·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娶妻要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如同做斧柄要用斧头砍木头一样。遵从媒妁之言是古代婚姻的主要形式，后世称请人做媒为“作伐”即来源于此。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形成时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婚姻问题的“过渡阶段”。周公制礼，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婚姻是形成家庭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然备受重视，同样被纳入了礼的范畴，确立了聘娶婚的核心体制。
纳采之礼结束后便是“问名”之礼，即男方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以用占卜。即纳采毕，使者（媒人）出而复返，向主人问女子之名，“问名而卜之，知吉凶也。”（《仪礼义疏》）此问名，但问女名，而不及男名，因为男名在纳采时已先通知，故问名是男方专问女名，更重要的是问生辰八字，以为卜婚。
第三步是纳吉，即男方将女子的名字、八字取回后，进行占卜。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先秦时代就有采草占筮的婚姻民俗。《卫风·氓》中女主人公就曾说过：“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两句诗描绘的是氓这个青年用龟甲和蓍草来占卜，卦体上都是吉利的言辞，神灵暗示这桩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于是女子就迫不及待地让男子拉走自己的嫁妆。这就是“六礼”中的纳吉。通过卜筮来预测婚事吉凶，表现了世人对婚姻之事的严肃与慎重。
第四步是纳征，即男方家以聘礼送给女方家。在《诗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缔结婚姻中，男方是要给女方聘礼的。聘礼，在“六礼”中属于“纳征”。由于地域不同，风俗各异，所送聘礼也不同，主要有鹿和雁等。《国风·召南·野有死麕》中“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一个英勇的男子从野外用白茅把杀死的麕包起来，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子，向她求婚。
春秋时纳征直称纳币。纳币以玄纁、束帛和俪皮（两张鹿皮）为礼物，《周礼·地官·媒氏》说：“凡嫁子取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五两，即五匹，每匹二端，每端二丈，共十端帛。即五匹帛为一束，但每匹帛的卷法是两端对卷，一束共合为十端，为双数(礼品计双为吉)，同样，俪皮也是双数，皮指鹿皮，“俪皮”即象征夫妻的两张鹿皮。在此基础上，天子再加“穀圭”（穀，善也，饰以粟文之圭，用以聘女）。“丈夫纳征，加以大璋”，至于庶人，币帛无过五两。
古时婚礼为什么纳征用玄纁、束帛、俪皮呢？当与其时主要生产方式为狩猎和农耕分不开的，它代表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玄纁、俪皮不但是当时衣饰的贵重用品，而且都当作币帛使用的。所以男子向女子求婚送去这些聘礼实是上好的礼物，它不仅保存有狩猎时代男子射猎的“勇敢和技艺”，还有男子亲授劳动经验，维持家庭生活能力的社会功能。
关于“请期”之礼，即男方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从《诗经》婚嫁诗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周代民间嫁娶所定婚期一般是在秋季至第二年的春季之间。
《邶风·匏有苦叶》写道：“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男子若要娶妻，就趁冰未化先过河。大约是在仲春二月。《卫风·氓》一诗中“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男子本欲于秋季未至之前就来迎娶女子，但女子却劝解男子不要生气，最好是秋天再来迎娶。可见，在秋季之前行迎亲之礼似乎有违礼法。由此推之，当时民间嫁娶时间应在秋季至来年春季之间。那时为何将婚嫁时间定于此时呢？这是由于这段时间是一年中的农闲季节，在此阶段举行婚礼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亲迎是婿亲往女家迎娶的仪式，它是六礼中最重要最繁琐的成婚典礼。《豳风·东山》中“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描写的就是新婚的景况。《诗经·大雅·大明》写周文王卜得吉兆，纳征订婚后亲迎太姒于渭水之滨有“文定厥祥，亲迎于渭”的记载。《诗经·大雅·韩奕》中“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辆彭彭，八鸾锵锵”，也是写亲迎的隆重场面。“亲迎”，在情谊上也表示男子对未来妻子的钦佩和重视，其表达极欲得之的爱慕之心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有利于婚后夫妻之恩爱和好，使嫁女之家感到光荣。亲迎，于礼不缺，也被看做是夫妻关系完全确立的基本依据。在当时还有一种习惯法：凡未亲迎而夫死，女子可以改嫁，然而举行了亲迎之礼而后夫死，按礼俗，妻子就必“从一而终”了。所以后世亦重“亲迎”之礼，直至今日。
“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
“夫妻本是同林鸟”，男女结为夫妻，就要白头偕老。在封建社会，虽然是男权社会，但男子也不能随便休妻，早在西周时期，解除婚姻关系，就有了明确的礼制依据。
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即“七出”。《周礼》中便给出了丈夫休妻的七大理由：“七出者，不顺父母，出；无子，出；淫僻，出；嫉妒，出；恶疾，出；多口舌，出；窃盗，出。”也就是说，七条中占了一条，丈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休妻。但也不是随便满足一点就必然可以休掉妻子，也有保护女方的规定，即所谓的“三不去”。据《大戴礼记·本命》载：“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的意思是，妻子因娘家无人，没有归处不能去；和丈夫共同守过公婆丧事的妻子不能去；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去。
“七出三不去”不仅是中国古代离婚制度的特定形式，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内容。但当时“七出三不去”并没有融入礼制因此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对于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娶妻尚属不易，而出妻当然不会轻易为之，从《诗经》中为数不少的弃妇诗来看，抛弃糟糠之妻的人也不在少数，可见“三不去”也没有在周代广泛适用。
《邶风·谷风》全诗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气写出，诉说丈夫喜新厌旧，而自己含辛茹苦却受尽虐待，终被抛弃，感情凄凉、哀怨。一无疾声怒颜之辞，尽是殷殷相诉的哀哀之语，通过女主人公自叙性的语言，把她勤劳善良温顺又带软弱的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勤劳善良、温柔多情、自信自强的女主人公，对于家中艰苦繁重的劳作，她任劳任怨。对丈夫在感情上的故意冷淡和折磨一再忍让，甚至在丈夫已迎新入门，使她处在无可忍受的屈辱之中时，她还希望丈夫改变主意；当她已遭遗弃，不得不回娘家时，故意走得很慢，仍然希望丈夫能来送行，哪怕是送出大门，“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卫风·氓》全诗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气，诉说了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全过程。回想其婚姻的失败，女主人公是清醒的，她从爱情的幻想中走进现实，认识了现实的残酷后，毅然决然与过去告别。女主人公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女也不爽”，丈夫遗弃她只是“士贰其行”“二三其德”罢了。她本想与丈夫“及尔偕老”，但丈夫“老使我怨”，留给自己的只有无限的忧伤与哀愁，谁让自己嫁错了人呢？“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最终只能认命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离婚不仅是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七出三不去”形成于周代，确立于汉代，完备于唐代，经历了由礼到法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人离婚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七出三不去”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体系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着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它的形成、确立与完备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人智慧结晶的“七出三不去”制度，只要我们加以合理利用就能够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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