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第一眼见到这张照片时，你第一感觉必然是：这个棱角分明、浓眉硬须、长着倒立直发的男人必然思想顽固、是个硬茬，再瞅瞅他写的文章，怎么都是骂人的话？这更加坐实了他的刻板、硬汉形象。
一般思想顽固的人必然都将祖制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违背。瞅瞅大清王朝，在近代都被外来势力欺负70多年了，思想上也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但行动上总是“一步三回头”，边改革嘴里边念叨着：不能做有违祖制的事情，所以洋务运动、设立内阁等等改革只能宣告破产。
既然你不敢违背祖制，那不好意思，大清你就亡了吧。
那么这个长着倒立直发的男人是不是也是这般恪守祖制礼法呢？
实际还真不是，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杂文大师——鲁迅，虽然看起来不那么面善，但实际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思想奔放的人，而且还很逗比。
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创办文学社，邀请鲁迅写稿，鲁迅说让他们自己先写，他以后再写，免得有人说他来广州找青年给自己捧场。青年则表示他们都是穷学生，如果自己写，第一期销路肯定不好，就无力负担后续的了。
鲁迅听闻则幽默地说道：“要刊物有销路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销路也是好的。”
看看，这么逗比幽默的鲁迅是不是颠覆了你的印象？
难怪有人评价鲁迅：一个严肃的逗比。
这位思想活跃、言语幽默的严肃先生还说了5个字：吃人的礼教。对此，我绝对举双手赞成，不仅不喜欢它，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憎恶了。
孔子知道了肯定不高兴。
他不高兴我也要说，我跟鲁迅感受是一样的：中国古代被这个所谓的“礼”束缚得实在是太久了，也被束缚得太麻木了。
“礼”是如何来的呢？不得不提一个存在了近八个世纪的朝代。
公元前11世纪，被明代小说家许仲琳扯着嗓子讴歌的历史性时刻来临了，周武王率领大军攻入朝歌，逼着商纣王帝辛举火自焚，从此华夏大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周朝。
周朝到底好不好？我不做评述，毕竟这是古代王朝正常的过家家游戏——你方唱罢我登场，无非都想过过华夏大地主人的瘾，况且你商朝立国年了，赖在中原的时间也够长了，别说我们这些野心家看你不爽，就连老百姓都看腻你了，再不下来都要看吐了。
周朝建立之初为何欣欣向荣、呼声比较高？并不是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是因为新朝新气象，给人的新鲜感很强，自然期待感就高了。老的东西再好也腻得要吐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朝代歌》里没有重名朝代的根本原因。
闲话不扯，步入正题。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周朝代商后，展现出了怎样的新气象呢？其中之一便是礼制。
何为礼？大家还记得初中时有个《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吗？这个“礼”说白了就是成人版的日常行为规范，坐应该怎么做，走应该怎么走，吃东西应该怎么吃…但凡人的一言一行，哪怕眨个眼睛，打个哈欠，“礼”表示：我都要管。
孔子极度推崇周礼，他毕生都在宣传礼制，礼的规定有多苛刻？孔子当着鲁哀公的面现身教育了一把听众：垫子摆得不正不坐，肉切得不方正不吃。
那如果饿得不行了，是不是饭粒不白不圆润，也不吃咯？
按照礼制规定，那还用说吗？饥饿是小，形象是大，“不吃嗟来之食”被传为美谈也是这个原因，但不知这个硬气的饿死鬼到了另一个世界，会不会有人问他：“你似不似傻？”
由此可见，这个“礼”对国人的约束有多恐怖？
也正是因为“礼”的约束过于苛刻，实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纵然是标榜礼之源泉的孔子，也存在执行不下去的时候。
一次孔子携众弟子再次去推销“礼”念，不巧碰到两国打仗，被困了十天，饿得那叫一个饥肠轱辘。这时子路偷了饭，孔子也不问饭的来历，张嘴就吃；子路又偷了酒，孔子不问酒的出处，张嘴就喝。
这时候的孔子怎么不计较吃饭、坐席的礼仪？
子路也不解，事后询问导师为何前后做法差异这么大？孔子也只是搪塞道：“讲义”和“偷生”要区别对待。
既然孔子都觉得严格执行礼制很困难，“不吃嗟来之食”的那位，你似不似傻？
显然思想奔放的鲁迅也意识到“礼”对人性无情的束缚性，这直接导致了古代的国人思想的僵化，畏惧情绪浓厚，创新意识荡然无存，导致在近代被帝国主义碾压，多年才缓过神来。
这是不是充分说明了鲁迅判断的准确：这礼教真是吃人，将国人的思想全部吃没了，只剩一副只会俯首跪拜的躯壳。
综上，鲁迅说的这5字：吃人的礼教，我绝对举双手赞成，我跟鲁迅一样，不仅不喜欢它，而且可以说是憎恶。
但推崇周礼的圣人孔子知道了肯定不高兴。
管不了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