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国的研究对于研究夏代有很深的意义，最主要原因是杞国是千古年来以讹传讹的化身。错误很多，列举一些如下。一，杞国的爵位是公、侯。二，杞国是东夷，所以夏源于东夷。三，杞国是王者之后。四，杞国使用夏礼。五，杞国被封于周武王时期。因为千古传讹，错误观念根深蒂固，所以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说清楚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影响着一些重要历史和文明的研究，也有利于一系列众说纷纭的问题得以解决。
一、杞国的爵位
在《左传》中杞国的爵位是侯、伯，在《公羊传》中杞国的爵位是伯，两者存在差异。《左传》中鲁桓公时期前后出现了三处“杞侯”的称谓。而《公羊传》相同之处却被录为“纪侯”，《公羊传》全书都没有所谓“杞侯”的说法。在《榖梁传》中，“杞侯”也仅出现过一次，与《左传》同样出现在“鲁桓公三年六月”的经文之中，他处则与《公羊传》同为“纪侯”。相同的历史事件，同样都是《春秋》的记载，其中必有错误的内容，可以证明，《左传》的记载被传抄错误，因此，杞国的爵位是伯。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杞伯每亡”记载也说明杞国在西周末年爵位就是伯。爵位是由周王来定的，鲁国虽几次称其为“子”，只是贬称而已，并不影响真实爵位。
而经传中杞国也称子，但是子不是实际爵位，如：“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至于很多学者关于杞国的爵位为“公”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晋国、鲁国等为侯爵国，郑国、曹国等为伯爵国，但如果具体到某人都称“公”，这是对于某“公”的理解错误造成的。那么杞国是不是由“公”被贬成“伯”的呢？并非如此。如下文所说，杞国在西周中期仍为未臣服的东夷之国，何来封公？又何来封侯？到了西周中期以后，臣服后才为伯爵。
二、杞国为东夷之国
①《史密簋》铭文：“隹唯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尸肤、虎、会、杞尸、舟尸，雚，不折，广伐东或。齐师、族土、述人，乃执啚寡亚。师俗率齐师、述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白、僰，周伐长必，只百人，敢扬天子休，用乍文考乙白尊簋，子子孙孙永宝。”
②《僖公·僖公二十三年》：“杞，夷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
据史密簋铭文，周王曾命令史密、师俗率领齐、莱等国东征南夷卢、虎、东夷杞、舟。铭文中称杞为夷。史密簋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说明即使在西周中期，杞国仍未臣服于周王室，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杞国仍为东夷，杞夷并非贬称，而是由他们的地理位置和臣服情况、使用夷礼等决定的。
三、杞国没有夏礼
①《论语·八佾》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②《礼记·礼运》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③《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
⑤《左传·襄公十年》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⑥《礼记·中庸》：说“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
关于杞国和宋国有没有夏礼和殷礼，有上面这些记载，根据《左传》的记载，很显然宋国是有殷礼的，由此可以断定《论语·八佾》、《礼记·礼运》、《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是不符合史实的。类似记载只有《礼记·中庸》是正确的，但即使是错误的记载也都说杞国是没有夏礼的。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说，杞国使用的是夷礼，既然使用夷礼就说明会夷礼，而却不会夏礼，正说明此“夷礼”并非夏礼。由此可知，杞国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夏礼。
四、杞国为王者之后的说法
①《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墠上张赤帟阴羽，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朝服，八十物，缙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无繁露……，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
②《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
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
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
⑤《汉书·礼乐志》说：“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⑥《论语·八佾》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⑦《礼记·中庸》说“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⑧《逸周书·克殷解》说：“武王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
⑨《逸周书·作雒解》说：“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
⑩《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氏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
《管子·大匡》说:“宋伐杞,桓公曰:‘杞,明王之后也,予欲救之。’管仲不可。”
《韩诗外传》说：“既反商，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蒯，封帝尧之后于祝，封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
《礼记·乐记》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史记·乐书》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史记·陈杞世家》说：“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续殷后焉。”
杞国是夏代之后的记载始于《吕氏春秋·慎大览》，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呢？没有“有夏”的时候可以这样认为，但并不确切。是否是夏代之后，不仅仅是“后代”这么简单，夏代之后的“后”是俾守夏祀的子孙，如宋国即是守殷祭祀的子孙才叫“先代之后”，用《左传》的话来形容是“夏余也”。而夏代之后使用夏礼、俾守夏祀，显然杞国不是。
“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这两条记载说明了什么呢？“不替其典”的前提是有夏之衰，然后才到杞和鄫，但是杞、鄫却没有尽到义务。从这两条记载同样可以看出杞、鄫是并提的，而夏代之后仅为一国，说明杞、鄫并谈不上夏代之后。礼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祭祀，而杞国没有夏礼，也充分说明了杞国并没有祭祀先代之王，这同样是是否为先代之后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
《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礼记》、《史记》等相关记载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非常美丽却不真实。错误都非常明显，信史中首先封的是“禄父”，作乱后才封微子于宋，信史是“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才为三恪，并非是“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其他如黄帝之后、帝尧之后更是无据之谈，夏、商、周哪个不是称为“黄帝之后”，难道周王能够卑己而尊他？错误连篇的内容被广泛流传，而正确记载却堂而皇之的被忽略，难以想象之悲！
五、杞国的始封年代
《史密簋》铭文：“隹唯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尸肤、虎、会、杞尸、舟尸，雚，不折，广伐东或。齐师、族土、述人，乃执啚寡亚。师俗率齐师、述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白、僰，周伐长必，只百人，敢扬天子休，用乍文考乙白尊簋，子子孙孙永宝。”
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年间杞国一共经历了五位君主，分别是东楼公、西楼公、杞题公、谋娶公、每公，平均每任君主在位约59年。分别以先君平均25岁生子和30岁生子为例来看看是否可能。先说平均25岁生子，假设东楼公35岁被周武王找来做王者之后，在位59年，就是94岁去世，此时西楼公则为69岁，在位59年，则岁去世，此时题公岁，在位59年，则岁去世，此时谋取公岁，在位59年，则岁去世，此时每公岁，在位59年，则岁去世，然后武公即位就有记载了。再以平均30岁生子，依照前例，东楼公94岁去世，西楼公64岁即位，岁去世，题公90岁即位，岁去世，谋取公岁即位，岁去世，每公岁即位，岁去世，然后武公即位就有记载了。两例的区别是平均多少岁生子，每差5岁，总的差20年。如果极端一点的话，以90岁去世为极限，则平均生子年纪是60岁，这是不可能的。从武公开始到出公共计年，就有15个国君。很明显，东楼公之前至少差了6-10代左右，差一半以上，正好是西周中期以后，等于《史密簋》所呈现的周王东征以后的事，非常吻合。
《史密簋》很清晰的表明杞国在西周中期仍是未臣服的东夷，又何来东楼公是周武王所封？《逸周书·世俘解》很清晰的表明，周武王克商后很快就“正国伯、正邦君”，哪来的时间去“求禹之后”，更别说“下舆，命封夏后氏之后于杞”的荒谬至极的说法了。而《逸周书·王会解》则说明夏后氏在周成王初年就已经被封了，杞国并非是夏后氏之后，当然不能否认是夏后氏的后代，但是此“后”和后代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认为杞国在西周中期造反，然后被周王降服，又被赋予夏后氏之后的待遇，更是不可能的。禄父造反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不是历历在目么？申、吕之衰在西周末东周初，两者如果是造反，后期不见征伐，如此仍会守四岳之祀，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很佩服这类专家的想象力，但是只有想象是不行的，还得结合实际才行。
六、《诗经》略说
①《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说：“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②《礼记·礼运》说：“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
③《大传》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④《周礼·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古之制也。”
⑤《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⑥《礼记·郊特牲》说:“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⑦《礼记·曲礼》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指本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礼记·曲礼》还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⑧《春秋繁露》说：“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最尊也。”
可以肯定的说，《诗经》有周王版本，也有鲁国版本，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上面这些记载中，最权威的是《公羊传》的说法，其他说法很难说哪条是附会的，哪条是原文记载。《公羊传》很清楚的表明鲁国是不能祭天的，也就是不能郊禘，而鲁国却僭越的使用了天子之礼，这是礼坏乐崩的表现。鲁国不能用天子之礼，何来《鲁颂》？再看看《鲁颂》，《鲁颂》四篇，两篇写春秋时期鲁僖公，两篇为风诗，非告神之歌。鲁国非礼，周王能够承认这种非礼行为么？难道让齐、晋等国效仿么？周王室是不可能收入《颂》中的。那么，我们所见的《毛诗》顶多算鲁国版本，甚至只是秦火之后，儒者收集整理的内容，对比《孔子诗论》可知，《毛诗序》就是很鲜明的附会之说。
而安大简中的《诗经》却是战国初年的抄本，楚国从楚成王之前就非常重视《诗经》的学习，并且规定是太子研读的内容。《左传》中楚国多次引用《诗经》，深谙其旨，说明楚国从春秋开始就广为流传《诗经》，安大简《诗经》是区别于《毛诗》的周王室版本，从里面国风的顺序也能看出本质。其顺序为宗周一带国风，然后是成周一带国风，再然后是成周北面国风。
安大简里面出现了《侯风》，被十多位专家解读，却都不符合实际，美其名曰可以叫“猜想”。名称为“侯”自然首先考虑的是“侯”地、“侯国”，考虑的是夏后氏之后。国风是做什么的呢？上博简《孔子诗论》说：“邦风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物”是礼、德、政的表征形式。周王要观的是有代表性的“邦”，而非以大为标准。例如《桧》、《甬》，学者却一直强调为啥没有“晋”，《唐》、《魏》不在晋国境内么？《秦》不叫宗周，《甬》不叫卫，名称差异而已，不能说没有“晋”，只是不像特殊的《邶》《甬》《卫》罢了，要知道孔子是殷商后裔，周游列国十多年又有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卫国，也就没有什么好新奇的了。
什么样的邦风有代表性？“周监于二代”，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夏后氏之后和殷商之后。虽然至今为止没有《夏颂》，但是有《侯风》不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么？有没有《夏颂》，《信南山》、《天保》、《楚茨》、《甫田》等均为夏颂。《诗经》中的“南山”、《侯人》中的“南山”、上侯一带的“南山”等均为同一山，这里的诸侯使用着天子之礼，却使用着和周王不同的祭品，除了宋国以外，合法使用天子之礼的也只有夏后氏之后。
关于《诗经》的讨论，需要结合“侯”国来研究，侯国的内容非常多，非本文所能及，《侯风》中有“焚”的内容，此“焚”也并非山西的汾水，诸如此类内容，本文均从略。
七、总结
本文想要传达的内容是非常多的，篇幅限制，以及大量记载中存在不同的错误也不便一一说明，所以本文仅能很简略的加以表达，言不达意是必然的。但是有一点是要重点说明的，因为秦火、子朝奔楚等诸多原因，有些记载是失实的，读诗书过程中，对于非常明显的错误，要敢于刨根问底，否则，再明显的错误也看不出来。如：关于二王三恪的几个记载，错误的非常明显，却没有人去怀疑，只能说不能触类旁通，顾此失彼而错误连连。再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左传·昭公七年》说：“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国语·晋语》说：“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客馆。客问君疾，对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子产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五日，公见子产，赐之莒鼎。”
这两条记载都说明，鲧是“夏郊”，并且三代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他，说明了祭祀鲧是祭天的内容之一啊！鲧很显然不是上帝，那紧随其后的是谁呢？在楚人的祭祀体系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侯土”，也写作“后土”、“句土”。“中国”之人则是“皇天后土”，显然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鲧才是真正的“后土”，共工也好，句龙也罢，发音都是类似的。后土的几种写法，也说明了“侯”、“后”、“句”的读音在先秦应该是一致的，或者因为地域的关系才有些差异。
但是《礼记·礼运》却说：“孔子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这句话说夏郊是大禹，和左丘明的说法显然是不同的，而孔子早于左丘明，不可能不知夏郊是鲧。这句话因此是后人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有甚者如王肃注：“杞，夏后，本郊鲧，周公以鲧非令德，故令杞郊禹。”这种毫无根据的攀附权威，看似有道理，却毫无历史根据。晋平公时尚且以“鲧”为郊，周公复活而改夏礼么？再者，周公可以改周礼，并不能改夏礼，错误很明显，类似的错误比比皆是，类似的臆测更是难以识别。研究必须细致入微，见微知著，才能看到“真实”。
撰文者：侯孝岩
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