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务运动·散会
一场聚会
关于已经或即将消散的
随便什么物件、影像、表演或者声音
陈卓是一名摄影师，因为搞摄影，之前十年里，基本就是一个游荡的状态。探访遗迹、废墟，去国外驻地、游学，过程中顺道就捞一些老物件。比如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的，各种各样的球体。慢慢地，这些怪东西多了，就干脆做了一个厂牌，叫做Outofstyle。看名字是不打算走正道儿。
拿到他整理出来的图录，古务运动发展小组的组员们忍不住狂喜，有人对着那埋在农田上千年，已经锈成一团疙瘩的铁牛尖叫；有人则更爱那已经失去风筝的清代线轴；而鸸鹋头骨与一套六朝琉璃棋子的组合，将这种狂喜的氛围，推到了高潮。
陈卓从郑州开车，亲自押运这一小批怪物到石家庄，并且参与了古务运动发展小组举办的“饮酒与尖叫”雅集，商讨出“明日旧物”这个展览题目，又连夜大战了几场据传说由唐代叶子戏出口转内销改良完成的扑克牌局（俗称“斗地主”）。接下来，因为疫情的原因，他就消失了。
留下我们。置身一堆旧物之中，尖叫之余，陷入了酒后沉思。
疫鬼
从哪说起呢？
从我们熟悉的事儿开始吧。
大概多年前。
中国爆发了多轮瘟疫，结果很惨痛。
汉灵帝建宁到中平年间，大小五次，几乎四年一次。到了建安九年，河南的张仲景家族全族二百多人，感染死去三分之二。建安十三年，赤壁大疫。二十二年，邺城大疫。我们文学史上所谓“建安七子”，四人感染死去。同年，王粲随军南征，大概率遭遇瘟疫而死。而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确实是在处理疫情，分发药物时染病不治。
作为建安七子朋友的曹丕，在与吴质的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和沮丧。而他的弟弟曹植，直言实际上那些荆室蓬户的普通人家，遭遇一定更加惨烈。我们在谈所谓魏晋风度、清谈、玄学、甚至器物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前传背景。
在曹植看来，那些无知而贫穷的人，用悬符的方式来驱赶疫鬼，是可笑的。大概因为他在邺城，与全中国最顶级的方士或巫师都深入交流过，亲眼见证了对方究竟有没有实力，所以才得出这个精英的，怀疑的，又实用主义的结论。
这也是中国精英们的一个共识。
但有意思的是，传统的方法，在群众中，是一种无知的安慰剂。在高处，又会蜕变成一种固定项目，一种礼仪。
你比如，实用上看，朝廷会派巡行使者，给疫区的群众发放药物和赈灾物资。而同时，朝廷也会举办例行的驱逐疫鬼仪式。这仪式叫做“大傩”，等级很高，需要皇帝亲自参与。整套流程记载在后汉《礼仪志》中。
当驱鬼的主角，方相氏，身披熊皮，玄衣朱裳，头戴黄金四目面具，执戈扬盾，率领十二神兽准备就绪。宦官们开始歌唱驱鬼之歌，同时，一百二十名小孩子，头裹红巾，手执摇鼓，随声附和。
这首歌，现在听不到了。
歌词是这样的：
甲作食凶。胇胃食虎。
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
揽诸食咎。伯奇食梦。
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
委随食观。错断食巨。
穷奇、腾根共食蛊。
凡使十二神追恶凶。
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
女不急去，后者为粮。
我们看，其中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等等，无疑就是十二神兽的名字。凶、虎、魅、不祥、咎、梦等，是对应的疫鬼之名。最后那段，则是一种诅咒。
他们唱完歌曲之后，方相氏会率领十二兽起舞，然后点燃火把。军士们将火把一路传到宫外，丢入洛水之中。
歌谣
对当代人来说，这个有着浓重神秘主义氛围的场景，疑点重重——
我们不仅对方相氏的本来面目众说纷纭，甚至对他的面具造型也搞不清楚。而那十二只兽，在仪式中究竟是方相氏的帮手，还是方相氏所要缠斗的疫鬼，也存在争论。至于那些好像乱码似的，兽和疫鬼的名字，就更搞不清了。
早些时候，张衡在《东京赋》也描绘过类似的场景，他贡献了另一串名字：
捎魑魅，斮獝狂。
斩蜲蛇，脑方良。
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
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
八灵为之震慴，况鬾蛊与毕方。
好。更难了。认这些字，怕是跟给这些怪物起名字一样难。
给怪物起名字，是一件大事。
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始于一种巫术，慢慢变成知识。
这一点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如出一辙。我们都知道“苍颉造字，有鬼夜哭”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知，字对“鬼”拥有很大的威胁，知晓物怪之名，是指认并且对它宣布权力的第一步。《抱朴子·登涉》说，那些山中怪物，“呼之以名，即不敢为害”。而更早时候，比如，居延新简《厌魅书》里的魅，有名字叫做“天牧”；邵家沟东汉符咒木牍中的鬼，有名字叫做“天光”。
如此等等。
不过也有例外。
马王堆的《五十二病方》，关于治疗婴儿无端痉挛这种莫名其妙的病，有这么一段诅咒：
喷者豦喷，上如彗星，下如血。
取若门左，斩若门右。
为若不已，磔薄若市。
（山田庆儿《夜鸣之鸟》整理）
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对此不解——这个疫鬼怎么没名字？于是他用了很大力气考证，一定要找出作祟的坏东西，从九尾鸟，九头鸟，到在日本人气很高的姑获鸟，都被他安上嫌疑，排查一遍。
马王堆《五十二病方》
话说回来。
九尾鸟这东西，我们熟。
大名叫“鸧鸹”，孔子说的。
《孔子家语》中专门有一章《辩物》，辑录了孔子作为圣人，辨认各种各样古怪东西的事迹。
巨人的骨头。
远方的箭。
地底的羊。
至于它们究竟是什么，学者们有丰富的讨论。而对孔子来说，这并不重要——有“辩物并命名”这个过程，就够了。
在他丰富的辨物史中，鸧鸹，就在其中。《韩诗》载，孔子渡江时见到了它，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孔子则一下就想到了一首“河上人歌”。
歌是这么唱：
鸧兮鸹兮，逆毛衰兮。
一身九尾长兮。
鸧鸹也。
虽然有人铁着心认为，圣人理应“生而知之”，但这个故事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是通过民间歌谣知道的，而且这首歌谣明显带有楚地特色，与九尾鸟（或即九头鸟）的栖息地完美吻合。
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对他本人来说，不算个例。《论衡》中孔子名狌狌，是因为听过“昭人之歌”;《说苑》中孔子辨萍实和商羊，是因为听过相关的“小儿谣”。
——物怪和歌谣。有点博物学的味儿了。
当然，这些事孔子未必真干过。
《家语》历来被称为一部伪书，作者是王肃。在比《家语》更加可靠的《论语》中，孔子交待学生，要好好学诗。通过学习各地的歌谣，他们起码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看，孔子的一个博物者形象，多少还是靠得住。
可是儒者们往往更喜欢形而上的东西，真正遵从他老人家教诲，对自然万物有兴趣，投身研究，形成专著，还是在六朝。
曹丕在瘟疫中痛失好友，给王朗（王肃的儿子）写信，感叹道：“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于是他思考人生，得出了不如好好写书的结论，所以他更要写好自己的著作：《典论》。
在《典论》中，曹丕质疑史籍中所载“火浣布”（用脏了，扔到火里，就能洗干净的布）的存在——你想想，以他的身份，都没见过这东西，推之以五行理论，这东西更没存在的可能。
可没过多少年，魏少帝曹芳即位两个月，西域就把火浣布进贡到魏国朝堂之上，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展示给群臣观看。
这件事轰动了魏国朝野。
而最为震惊的，是当时的知识界。
虽然当之无愧的博物学家，《博物志》的作者张华，那时大概还在放羊。但真正意义上的博物学，即将登场。除张华而外，南方的陆玑写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从歌谣中寻觅生灵真形，观其文字，非亲身考察不能写出。到了梁代，刘杳为本就发扬于南方的歌谣集，写成了《楚辞草木疏》。而另一位大师郭璞，开始注《尔雅》，注《山海》，更不必说了。
旧物
博物。范围很大，题材很杂。
面向自然的时候，有山川河流、草木鱼虫；面向造物的时候，有服饰车辇、农具兵器、药物食品；面向不可思议的时候，有奇特的风土人情、物怪精鬼。
由于它本身颇有经学注疏的背景，又多多少少背靠历史，于是神秘主义或政治神学，长期以来作为一种魅影笼罩其上（即使是造物，要不是圣人/异人发明，要不就是远方异物）。
如果我们稍加细分，它们会被拆散到各种门类——经学、农学、本草、货殖、金石、谶纬、考工、地理、五行、志怪等等。这是一件苦恼的事。清人编四库，拿宋应星那部稍稍跨界的《天工开物》都没办法，只能把书撕了，割裂开来，装进不同的主题。
每个主题，都对应了一整套知识传承。
比如。关于造物，我们就有一条考工的传统。代表性的文本，就是《考工记》。
《考工记》本来是一本技术书，或者说，官方制定的工艺手册。其中包含造车、造兵器、盖房子、攻玉、制陶、染色、练丝、调音、筑堤等等内容。但是由于收入了《周礼》，对儒者来说，就有些尴尬——因为这多少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花鸟鱼虫倒还好说，专项的谱录都有能力做，但要论造车这种专业工作，超纲了。
直到清代。
清人学问质朴，小学上又有大能耐，于是戴震和阮元相继投入《考工记》的研究。二位都没再对《考工记》本身的器物做神学或礼仪上的引申。说造车就是造车，通过文本，把车的各种零部件绘图还原。
这很厉害。或者，基本就是我们目前搞科技史或者器物史的工作。
戴震《考工记图》
现在我们去博物馆，参观学者们复原了的车马之类的东西，会欣赏它造型之优美，感叹古人技艺之高超。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我们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