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周朝的时装流行色,还有服色背后的故事

在现代社会中,红色多代表着喜庆的颜色,特别是在婚礼时,人们习惯于用红色鲜艳的服装来衬托喜庆的气氛,只是近年来受西方着装习惯的影响,一些新娘开始选择白色的婚纱;如果回到两千多年前,那个时候人们结婚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是不是也用大红色来渲染喜庆的氛围?

如果按照《礼记》中的说法,“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大事中,都表现出对红色的崇尚。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身份的问题,也并不是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是穿同一颜色、同一款式的衣服,如果选错了服色,可就不只是落伍的小问题,而关系到违反礼制的大问题。

婚礼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才显得端庄大气又寓意美好:礼服中反映的对天地阴阳哲学的朴素认知和敬畏之心

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平民百姓,结婚都是生活中的大事、喜事,婚礼中的主角——新娘的衣着,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在服色选择中的审美取向。

与现在的大红色基调不同,在周代的婚礼中,新娘的着装色系却是偏黑的,即《仪礼》中提到的“纯衣纁袡”;依照《经义述闻》《周易郑注》等的解释,新娘的礼服“纯衣纁袡”就是:衣服是黄黑色,而且镶着黄赤色的边。由此可见,这种偏黑色系的婚服,与上面所提到的“周人尚赤”并不矛盾。

再看新郎的服色“爵弁纁裳”,也是与新娘同一色系的“纁”。为什么这种颜色在非常注重礼制的周代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蕴含了周人对天地自然的朴素崇拜和敬畏之心:

天地之色玄黄,而玄纁者,天之正色苍而玄,地之正色黄而纁,法天地也。故礼服之重者莫不上玄纁下也。(《周礼·染人》)乾为天,其色玄;坤为地,其色黄。但土无正位,托位于南方。火色赤,赤与黄,即是纁色。(《周易系辞》)

法于天地的着装原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婚姻大事的重视程度,凸显婚礼仪式的庄重感;另一方面表达出对婚礼的美好寓意,天地为阴阳之始,以天玄地黄的服色,象征着新郎新娘的结合如同天与地的和谐关系,同时还寓意婚姻关系中的“德贵专一”。

官员穿什么颜色的工作装,才显得庄重得体又“高大上”:阳尊阴卑理念和染色工艺内涵在服色等级制度中的体现

与后来的皇家崇尚黄色不同,在周代的天子专用色系中,红色与黑色,是代表着高贵的颜色。

朱色为什么是红色中的最高档色系?特别是朱色,也就是纯度非常高的红色,如果身份达不到一定级别,是绝不允许使用的。比朱色级别稍低的红色,就是赤色,也就是《诗经·小雅·斯干》《诗经·曹风·候人》中分别提到的: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芾”也就是蔽膝,按郑玄笺:“芾者,天子纯朱”,只有到了天子的级别,才有资格身着朱色的蔽膝;同时按《毛传》的说法,“大夫以上,赤芾乘轩”,只有到了大夫以上的级别,才有资格身着赤色的蔽膝。

同样是红色,为什么朱色就比赤色尊贵呢?这其中与周人思想观念中的阳尊阴卑传统哲学体系有着直接关系。

在这种思想认知下,君王处于阳位,有着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等尊贵刚健的属性,与之对应的服色,也应是具有阳性属性、充满生机活力的红色。同样是红色,纯度越高的,则认为越尊贵。此即为《周易口义》中提到的:

阳以老为尊,阴以少为贵。

“老阳”即为朱色,是最尊贵的服色,一般为天子或等级较高的官员所用;比“老阳”次之的是“少阳”,也就是青色,一般为诸侯级别的官员所用。

比如在冠缨颜色选择上,天子用“玄冠朱组缨”,诸侯用“缁布冠缋緌”,与天子所用的纯红色“朱”相比,诸侯所用的有五彩之纹的杂色“缋”就稍次之;这种颜色的选择,就是体现了颜色越纯级别越高的服色等级观念,即:

五采虽美,不若正阳之纯。(陈祥道《礼书》)

除了红色,黑色也是代表着尊贵,同时也是吉色。天子、诸侯等大人物,在出席祭祀、冠礼等重大活动时,为表示庄严,都是身穿黑色礼服。比如《礼记·玉藻》《荀子·富国篇》中提到的:

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诸侯玄裷衣冕。

不只是穿着黑色礼服参加重大活动,代表着黑色的“缁”、“玄”,已经成为官员工作着装的通用服色。比如《诗经·郑风·缁衣》中描述官员到“馆”办公时的衣着: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

《毛传》解释“缁”:黑色,卿士听朝之正服也。即明确了黑色是作为官服的常用色,而且是在“听朝”的办公场所所穿。

再看另一种黑色“玄”,不但是在职官员出席重大活动的常用服色,而是也作为退休官员的着装选择。此即《礼记·王制》中所记载的“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明确提出了“玄衣”除了在祭祀时所穿,还作为“养老”人员的专用服色。

同是黑色工作装,“缁”和“玄”颜色有什么不同呢?《释名》里解释“缁”为:“滓也,泥缁黑色者曰滓。”是指黑色程度较深,接近于暗色的颜色。再看“玄”,《说文》解释为:“黑而有赤色者。”就是黑中透着红色。

“缁”和“玄”之所以成为尊贵的服色,首先还是应与上面所提到的周人思想中“天玄地黄”的崇尚自然观有关,“玄”色正是代表了有着神秘未知力量的上天;除了此因素,这两种黑色的染色工艺所折射出的深层意义,也使其价值得以提升。

比如其染色工艺的复杂,折射出的服色精细划分背后的等级严格划分。“缁”和“玄”都属于制作较为复杂的服色,按《周礼·考工记》所载,“缁”的制作需要经历七次染色,即“七入为缁”;“玄”要染色六次,颜色介于“緅”和“缁”之间,即“在緅缁之间,其六入者欤”。单单是黑色就分出如此之细微的颜色区别,并使用精细的制作工艺,可以看出服色使用中的严格程度。

再如染色工艺中的所用材质,折射出服色制作背后的自然养生健康观念及禳灾趋福追崇。比如用来染“玄”色的植物中,有一种是蓝,根据《本草纲目》记载,有蓼蓝、菘蓝、马蓝、吴蓝、木蓝等,除了具有染色作用,它们还同时具有药用价值。

还有《三才图会》中提到的用作染料的紫根,即茜草,称其药用价值为“久服精气益盛”。由此亦可看出,在选择染色材质过程中,同时也考虑到这些植物所具备的祛病养生药用价值,进而寄托了着装之人祛邪避祸、益寿趋福等美好追求。

日常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是有讲究的:五行理论中正色间色所反映的人格贵贱观

与周礼制度相对应,对于服色所代表的等级观念、价值取向,不只是体现于上层官员、国家大事中,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共同认知与共同审美取向。

比如在《礼记》中提出,布匹的颜色如果不合乎官方规定,是严禁在市场上买卖的,即“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这里的“奸色”即“间色”,是相对于“正色”而言的,“正色”才是被社会普通认可的、具有美好寓意的颜色。

关于“正色”,按唐代孔颖达的说法,是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这五种颜色与五行相对应;同时他还依照五方五行理论,在五种“正色”之外提出了五种相应的“间色”:

青是东方正,绿是东方间……朱是南方正,红是南方间……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间……黑为北方正,紫是北方间……黄是中央正,骊黄是中央间。(《十三经注疏》)

按此说法,则绿、红、碧、紫、骊黄是“间色”。间色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盖过了正色,其大体使用原则是“衣正色,裳间色”,也就是上衣的颜色用正色,下裳的颜色用间色,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则被认为是违礼之举。

比如《论语》中提到的“恶紫之夺朱也”,就是指间色紫色盖过了正色朱色。孔子还提到了“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的服色要求,“绀”是深紫色,“緅”近于黑紫色,这两种颜色、连同红、紫,都不属于正色,所以作为“君子”是不能选择这种颜色服饰的;“亵服”相当于家居休闲装,即便是在家里穿休闲服,也是不能选择这种不属于正色的紫色。将服色与“君子”联系起来,这已经不只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着装之人的人格品行问题。

类似的违反服色礼制的例子,还有《诗经《诗经·邶风·绿衣》所言:“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色本为间色,却用于衣服的外色,而黄色本为正色,却用作了衣服里衬,所以《毛传》作注:

绿,苍胜黄之间色;黄,中央之土之正色。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

《诗集传》进而提出了服色颠倒背后折射的严重问题:卫庄公惑于嬖妾,使贱妾得以尊显,正嫡夫人庄姜反而失位。正色与间色的服色问题,已经被上升到国家问题,可见其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

在周礼制度下,不同群体的着装被渗透进了仪礼的成份;而同时,服饰的发展,也促进了周礼制度的成熟并传承。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服装作为区分贵贱、身份等级的作用明显增强,并形成了依据阶级等级规定相应的服饰制度。服色娱目,衣饰见德。”在周礼制度下,对于服色的选择,除了依照朴素的审美知觉因素外,更加注重其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

在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下,服色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追求的外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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