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爵都是哪五爵？公、侯、伯、子、男张口就来，多么爽脆的答案,呵呵。咱们中国一直都这儿五爵，对吧。直到袁世凯称帝，洪宪封爵，也是这五个等级，对吧。那么这个答案出自于哪呢？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北宫锜qí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孟子说的很含糊，说诸侯们怕影响到自己的权益，对外都不宣布自己的爵位，所以孟夫子声明说：“其详不可得闻也。”孟亚圣他先推责，呵呵。孟夫子生活在战国早期，如果连孟亚圣都不明确周朝的官爵制度，那么谁又应该明确呢？呵呵，可是到了西汉，周朝的官爵制度却开始明朗了起来。《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此咱们中国的爵位问题好像已经无需再议了，成为定论了。但问题是，有一个情况，始终无法释怀，那就是汉朝人把周朝的爵位说的那么的明确，可在青铜器铭文之中，以及在《尚书》、《易经》等先秦典籍中，却都找不到任何有关五爵的明确信息。
咱们知道，孟子和《礼记》的作者戴圣，都是追求“秩序”的儒家人士，他们的五爵观点应该来自于哪呢儿？咱们再往前找，《左传.襄公十五年》中有这样的话：“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但是请注意，左公丘明可没明确的说这是五爵，只是出现了公候伯子男的字样。如果公、侯、伯、子、男，若明确是爵位，那么甸、采、卫，又是指什么呢？是更低等的官爵吗？但是如果“甸、卫”若是低于“子、男”，那么就与《尚书》和已经发现的青铜器铭文相矛盾了。《尚书》和青铜器铭文当然更准确，对吧。那么《尚书》和青铜器铭文又是怎么记载公候伯子男这些字样的呢？
《尚书.康诰gào》：“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注意昂，这里有候和男的字样，男邦。但没有公、伯、子。但里面有个“甸”，你记住甸这个字昂。再看一个。
《尚书.康王之诰》：“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zhāo报诰。’”首先注意昂，《康诰》是康诰，《尚书.康王之诰》是康王之诰，了别弄混了，呵呵。这里面还是只有候和男，还是依旧没有公、伯、子，对吧。但同样都有甸。又出了个“卫”，你记得这个卫。再看一个。
《尚书.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还是候和男，也同样有甸。但是这个出现了一个“伯”的字样，邦伯。再看一个，别着急昂，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再看一个。
《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还是候、男、甸。就是候、男、甸怎么弄都有，但是五爵中却没有甸呀。然后也出现了“邦伯”，还跟前两个《康诰》和《康王之诰》一样，出现了“卫”。再看一个，这回咱们看青铜器铭文。青铜器铭文当然更准确。
《令彝铭文》：“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暨卿事寮、暨诸尹、暨里君、暨百工、暨者（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既咸令。”还是候、男、甸。这次没出现卫和伯。而所谓五爵之一的“子”，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就是说，从哪个角度看！最具有说服力的青铜器铭文和《尚书》，你也读不出来所谓的五爵排序。正是因为迷惑于与《礼记》等所记载的西周五爵不符，所以近代很多的学者开始模模糊糊的想：是不是周朝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五爵官制呀？可问题是，如果否定了五等官爵，那么《春秋》之中明晰的人物称谓，如，宋公、齐侯、郑伯、楚子、许男等等，又作何理解呢？如果说左丘明是错误的，那无疑等于说，咱们用来研究周朝历史的核心材料《左传》和《国语》，包含着胡吣，我的天呀，谁人敢说这句话！因此咱们应该重新审视《左传.襄公十五年》的那句话：“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
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上述这些称谓，到底是爵位呢？还是职位呢？或者是兼而有之呢？任何事情都有其渊源，周武王和周公姬旦分封的时候，距离殷商并不遥远。周武王一共就在位了6年嘛，灭商，是周武王4年。两年之后他就死了。既然周武王的三次祭祀礼都是商礼，那么他所分封的诸侯如果确是有等级的话，那就应该能在甲骨文中找到端倪。所以咱们去找甲骨文卜辞。请看卜辞：
余其从多甸于（与）多白（伯）征盂方伯。
多田（甸）亡。
癸亥卜，永贞，克氐多伯。
上述三则卜辞之中，咱们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关键字“甸”和“伯”，而且在甲骨文之中，还有很多的“侯”，如：攸候喜、候虎、候唐、候申等等。咱们刚才看周朝的材料，所有的材料中都有候、甸、男，对吧。而甲骨文中，则是候、甸、伯，没有男。而周朝材料中也提到过伯。那么咱们就先把“男”，先放一放。先看一看，商朝有的候甸伯，和周朝同样也有的候甸伯，这三字，到底各自都是什么意思？咱们先说候。肯定得先说候呀，诸侯，诸侯嘛，呵呵。咱们先看看这个候字，到底是怎么写的。这是甲骨文的写法
，这是金文的写法
两种写法基本上就是一样，都是一支箭，那么候字到底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矦，春饷所射矦也。”《小尔雅·广器》:“射有张布，谓之矦。”《诗经·齐风·猗嗟yijiē》:“终日射侯，不出正兮。”
就是说，弯弓搭箭，呵呵，射在箭靶子上，那个箭靶子叫做“候”。我再给大家看一段青铜器铭文，《大盂鼎铭文》：“闻殷述令，隹殷边侯...这段铭文咱们先读到这儿，注意关键词“边候”。咱们再接着往下读：甸殷正百辟，率肄于酉，故丧师，巳...”
整段铭文出现了咱们熟悉的候和甸，而且候叫边候。那么整段铭文是什么意思呢？酉就是酒，最后那个巳字儿，是感叹词。学者们是这样释义这段铭文的，意思是说：殷商王朝之所以丧失政权，是因为无论远方的边侯，还是殷商京城内面的官员，他们都放肆的酗酒，所以才丢掉了天下。为什么这么翻译呢？边候这好理解。那么为什么把“甸殷正百辟”翻译成京城内的官员呢？“正百辟”翻译成官员，这个同样也好理解。那么为什么把“甸”释义成了京城之内的意思呢？因为《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而《说文解字》是这样释义甸字的：“甸，王田也。”也就是说，甸就是代表内，而候代表的是外。冷兵器时代，射技精良者当然是勇士。王挑选忠于自己的勇士，让他们在王畿之外屯扎，为国守边，所以叫做“边侯”。也就是说，侯是行政任命。来来来，咱们再看个证据。《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邦畿之外有侯，所以叫候服，而邦畿之内不设立候，叫甸服。
侯喻外，甸喻内。而甸服咱们讲过，出自于大禹怎么收税的《尚书.禹贡》，京城周边五百里，这叫甸服区，这是王的直接统治区域，所以没有候，候是守边的嘛。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甸喻内，侯喻外，可咱们刚才读《尚书.酒诰》为什么又把侯和甸，同时列在了邦畿之外呢？咱们再把《酒诰》的原文再请回来：“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候和甸一起被放在了外面，对吧。而且《礼记.王制》还有这样的话：“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既然说邦畿之外是侯，那么为什么还要千里之外设方伯呢？还五国以为属，属有长?伯仲叔季，是兄弟排序，伯是老大。《说文解字》释义说：“伯，长也。”伯就是老大的意思。那么按照这个意思，意思是说，候被伯管呗？伯比候大呗？呵呵，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五爵排序错了呀，呵呵。好，咱们，呵呵，咱们看看，伯到底是什么意思。甲骨文材料，候、甸、伯嘛，咱们该讲伯了：
这是甲骨文伯字的写法这是金文的写法很明显，伯是个会意字，从人从白，意为明白事理的人。因此，伯字的本意就是某一氏族的一族之长。实际上《酒诰》中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那个甸，就包括，本居住在甸服区之内，却被周王派到了甸服区之外，负有使命的，同为姬姓的氏族族长。如周武王最亲近的哥们们，咱们讲过，周武王进殷都的时候，曹叔振铎是仪仗队的队长，曹叔振铎驻守在曹，当时那就是西周的东部边境线，是用来防备奄的，曹叔振铎是伯；卫康叔，周武王进殷都时“卫叔传礼”，卫康叔为周武王铺上了用以磕头的公明草席子。后来周公姬旦任命卫康叔为天下诸侯的伯长，就是天下的诸侯，都归卫康叔管，卫康叔是伯；霍叔，霍叔当年深入虎穴，担任武庚的卿士，后来被封到了山西中部的霍州，当时那就是西周北部的边境线，后来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出镐京，哪也不去，却直奔霍州，因为那里是姬周的根据地，有常备驻军，霍叔同样还是伯。就连召公奭，这么大的官，被尊为君奭、大保，这么尊贵，而他的燕国，依旧也是伯。
实际上，侯和伯，本不分大小，因为二者的社会角色本来就不一样，给出证据：《尚书.顾命》：“王不怿yì...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注意昂，公和候反在伯的后面，如果，侯确是大于伯，而公又大于侯，那么在规矩森严的西周，怎么可能会出现芮伯、彤伯排在公、侯之前呢？我后文会讲到《鄂侯驭方鼎铭文》：“...王休（偃），乃射，驭方佮gé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酓（饮）...”这说的是周厉王与鄂侯驭方饮宴，两人行射礼。在周礼中，王与臣下饮宴，臣下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给天子敬酒，那是有明确规定的；天子跟什么样的臣属在一起，才可以进行射箭游戏，这些都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个“王不怿”的王，是周成王。这篇文章叫《顾命》嘛，就是周成王临终之前，把最亲近的大臣都给召来了，传达遗言。这个时候的周礼早已经成熟了，因此绝不可能会出现低等级的官员排在高等级官员前面的状况。也就是说，伯，那是宗族称谓；而侯那是职务称谓。就是相互之间根本就不搭界。伯，无论王，您是否任命职务，我怎么弄，都是某一支宗氏的大族长。
再重申一遍昂，前面咱们所看的周朝史料和商朝史料中的“甸”，与《酒诰》之中“越在外服”的那个“甸”，一样，指的都是原本居住在王畿之内，就是居住在甸服区之内，与王同姓的，而被派到甸服区外，执行使命的人。这些执行使命的人中，当然包括了伯，但也有“子”。
注意昂，我讲到“子”了，就是公候伯子男的“子”。咱们曾经讲过商朝的“子族”、“多子族”。而所谓五爵中的那个“子”，就是传承于商朝的这个子。实际上，在战国列国变法之前，伯和子，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也就是说，不同姓氏的伯和子，以及他们治理之下的亲族们，再加上他们的奴隶们，构成了当时的基本社会。同姓分居，同宗聚居，不仅是战国之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经历过的特征。《左传.襄公十二年》里有这样的话：“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mí庙。”这个族，指的是家族。而祢mí庙，就是父庙。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家族的那个族长，就是称作了子。而众多的家族，组成了一个宗族，而这个宗族的领导人则就是伯。当然了宗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家族如果分支多了，他也就成为一个宗族了。《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
这段话听起来挺拗口，实际上讲的就是子和伯之间的演变。子的本意原来就是“庶子”，比如说如箕jī子、微子、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他们为什么都叫子？当然了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他们这些子，跟商朝时代的箕jī子、微子还是不一样。箕子、微子那指的就是庶子，他们是从“伯”的主干上生出的枝丫。咱们中国社会始终都是嫡长子继承制，不是说从周朝才开始奉行嫡长子继承制，从炎黄时代开始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主脉，那么嫡亲的弟弟们，以及庶亲的哥哥弟弟们怎么办呢？早晚得分窝出去。这些分窝出去的哥哥弟弟们组成了新的家族，他们会有孩子，孩子还会有孩子，于是这些分窝出来的人，就成为了后代的祖宗了呗，所以叫作“别子为祖”。但是这些“子”们，毕竟是从原家族分离出来的呀，在逻辑上还是要听命于统治正宗家族的族长的。那么这个正宗家族的族长就是伯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子的分支们越来越多，原来的子也就渐渐的变成伯了。而与原来的伯，关系也就渐渐的疏远了。《礼记.大传》：“五世袒tǎn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jié矣。”这就是市井间中常说的“出五服”的来源。意思是说，亲戚关系到了第六代，就已经彻底终结不存在了。所以你看周朝的那些姬姓诸侯，他们虽然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但相互之间攻伐毫不手软呢？因为彼此已经不是亲戚了，出了“五服”了。
说个题外话，说完这个题外话，咱们才能很好的理解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等等，他们为什么也被称作子？在战国列国变法之前，咱们中国是氏族社会，而变法之后，则是士族社会。同样都是shi，但这两个字，却是意义上的天翻地覆。出个小标题：
氏族≠士族
氏族的族长，无非是伯，或者是子呗。先下个定义昂，战国列国变法，变的到底是什么？咱们一提战国变法，你脑海里浮现的肯定是商鞅变法，什么废井田开阡陌，好像都是一些行政制度。而实际上，战国变法是社会统治者的成分发生改变了。为什么会发生变法？归根结底是经济所有制发生改变了。咱们讲过，氏族社会实际是集体经济，“井田制”嘛。一块地分成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八户人家耕种完了公田，这才能去种分到自己名下的私田。公田的收入交由族长管理。族长用这个收入，养孤老、搞基础建设、训练族兵。这个时候，社会的统治者就是各家族的子，以及各宗族的伯呗。君主若是任命官员，也多是在这些伯和子之中捡拔；就算君主你不认命我，而这个地方，我们家族，我们宗族，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成百上千年了，这个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就是大小族长呗。
当年商纣王改革，要改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在地方上直接设置官员，取代原族长统治权嘛，族长得听官员的。而随着井田制这种大锅饭，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咱们上一节讲过，鲁国在公元前年，就已经废除了井田制，实行了“初税亩”。族长们能够掌控的物资越来越少，可以调动的物资少了，族长的权利也就自然而然的受到削弱了呗。问题都是逐渐凸显出来的，于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地方，实际上已经没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了，于是各国相继变法。由君主所任命的官员，渐渐的取代了原来族长的治理权，跟商纣王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码账。只是一个是水到渠成，而另一个是强力推进。原来的族长作为统治者，当然都是继承制。而君主所任命的官员，在法理上就不能在继承了，这是重大的改变。
那么变法之后，那些被君主任命的官员从哪儿而来呢，主要是从“士”中选拔。咱们讲过周公姬旦的《尚书.多士》，士指的就是读书人，社会精英。后文我会讲到管仲富齐，管仲把齐国编成了22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士乡16个。而这个士乡，指的就是农民乡。因此士，到了春秋时期，指的是农民中的读书人，当然了，那个时代，农民可不代表贫穷昂。农民是以务农为生存手段的人，呵呵，哪个时候，农民实际上都是地主。管仲当时就有制度，作为官员，有责任要向君主推荐贤才，所以到了汉朝也就出现了“举孝廉”制度，官员要定期向朝廷举荐品德好，又有学识的人才。当官的，曾经就是士嘛，他们的经济来源可不仅仅是俸禄，这些官员谁家还没有点土地呢？所以我举荐你的孩子，你举荐我的孩子。当然了，可不全都是营私舞弊昂。所谓门当户对，士与士，联姻的还是士，随着开枝散叶，于是渐渐的，官员阶层被士所垄断，出现了一些士族大家。中国进入了士族社会。
那么老子、孔子、庄子、韩非子他们为什么还都被尊称为子呢？鲁国当初搞“初税亩”时，孔子还没出生呢。到孔子出生的时候，随着井田制的消亡，伯和子就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但毕竟曾经有头有脸的人，社会上都是一些子嘛，大大小小的家族族长。子基本上遍地都是，但伯毕竟是少数嘛。因此“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就传承下来了，你受人尊敬，人家才能称你为子。
好了昂，咱们这就算讲完，所谓五爵中的...现在必须的加上所谓两个字了昂。咱们这就算讲完了，所谓五爵中的候、伯、子。候是职务任命，而伯和子则是社会身份。但有些问题必须得解释，比如说《华阳国志》说：“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常璩是西晋人，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受到了汉朝提法的误导。实际上，西周的诸侯国，如随、唐、邓、息，都是紧邻南蛮，不可谓不远，但都是称侯。吴子、楚子、越子、巴子，国家虽然大，但是他们就是别人的枝蔓：吴出于仲虞；楚是昆吾氏的分支；越为夏后少康的庶子；巴，虽然也是姬姓，但却是黄帝的遥系，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都被唤作了“子”。《春秋》中，但凡祖先明确，奉社稷者，皆为侯：黄帝的社稷，薛侯；尧的社稷，唐侯；舜的社稷，陈侯；夏的社稷，杞侯；伯夷的社稷，申侯。其余杂乱无章者，祖先不可考者；和太昊、少昊之后，一律笼统的称谓子。而周人姬姓之中，称子者，有郜、顿、沈、东虢和录子。
郜，周文王庶子，周武王之弟，国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市成武县，在微子宋国之北，旁边还有一个姬姓极国。
顿，在今天的河南周口市商水县，隔着陈国。陈国是周武王女婿之国，在宋国的西南面。
沈，周公外孙封国，国在安徽临泉，在宋国的东南面，而且沈国就是当时西周东南边境线的一部分。。
杨宽先生认为，武庚叛乱被镇压之后，周公拆分了豫北的商人，殷商遗忧只剩下了徐国和微子宋国，于是周公在宋国的外围，部署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除郜、顿、沈、极之外，这个包围圈还包括曹叔振铎的曹国，在宋之北；茅国，周公儿子的封国，在宋国东北；蔡仲的蔡国，在宋国西南，另外还有戴和许。而录子，当然也是姬姓，《大保簋铭文》显示，他们曾经驻守在今天的安徽六安。录子和沈国共同构成了当时西周的东南边境线。沈国的责任是监视宋国，而录子的职责是监视东夷的群舒。也就是说，姬姓真正意义上的“子”，都是负有使命的臣子。他们的职责应该与《酒诰》中：“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中的“卫”画上等号。而东虢，咱们曾经讲过。东虢在洛邑以东获得偌大采邑，应该是得益于周公姬旦与管叔、蔡叔的兄弟阋墙，而且周武王和周公姬旦始终都想拆分虢氏。再说虢仲出于虢叔，称“子”理所当然。
下面说男：
这是甲骨文的男字这是金文的男字可见“男”就是田间劳作的人。《左传》中明确称男的只有两个国家，许男、骊戎；而《谷梁传》则说宿国也为男，近邻鲁国。
许国：姜姓，封地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东，近邻顿子；
骊戎：姬姓，晋.杜预说：“骊戎在京兆新丰县，其君姬姓，其爵男也。”即，骊戎的封国原本在今天的西安市临潼区，属于周都镐京的“郊区”。可问题是，骊戎可是戎呀，京畿腹地，卧榻之侧，怎么会允许有戎狄存在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戎人，是一些臣服于姬周，恭顺劳作的人。咱们曾经讲过允姓之戎，是商朝驱逐吐火罗戎狄时，因为商王信任同为少皞后裔的郧国，所以把一些臣服的吐火罗都交由郧人节制，所以这些戎狄都自称允姓。同样道理，周人作为驱逐戎狄的主力，当然也俘获了很多戎狄。戎狄长的大，当然要加以利用，难道都杀了不成。我给大家看一段青铜器铭文《师酉簋铭文》：“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公族入右师酉立中廷。王呼史册命：‘师酉，乃祖嫡官邑人、虎臣，后庸、西门夷、毚chán夷、秦夷、京夷、身夷、薪。赐汝赤朱黄中、攸勒。敬夙夜勿废朕命。’师酉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作朕父考乙伯、究姬尊簋。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如下：王元年正月，哪位西周王不明确。王在吴地，吴地就是晋南的虞国。王在虞国的太庙，虞国公族宗伯作为册命典礼的右者，引领被册封者师酉进入了太庙，立于院中。王召唤史官宣读册命书，说：“师酉，你的祖上世代管理邑人。邑人应该指的是京城中的国人。和王的近卫部队，部队中包括西门夷、毚chán夷、秦夷、京夷、身夷和薪卒。赐你红色配朱黄色的鞶pán带和一副马笼头。你要日夜恭敬其事，不要荒废我的任命。”师酉拜首，叩头。为报答和宣扬天子伟大而美好的任命，因而铸造了祭祀已故父亲乙伯和母亲究姬的簋。酉的子孙后代永远宝用这件簋。
为周王守卫京师的，竟然是戎狄。所以《左传》中说姬姓之戎，除了骊戎，还有大狐戎和鲜虞，都是姬姓之戎。而作为姬氏的亲家，历史上也有姜姓之戎，就叫作姜戎。就是姬家派出人管理了多一些的戎狄，姜家也派出人管理了少一些的戎狄。这些戎狄或是为周人打仗呗，或是为周人搞生产呗。你在脑子里一定要树立一个概念，上三朝，夏商周，中华天子统治的，除了有华族、东夷族，还有戎族。而这个戎族，主要分为三部分，起初是古印度语雅利安戎狄，后来又来了吐火罗人，最后是斯基泰人又掺和进了吐火罗人。特别是周人，他们并不排斥戎狄，周人先是在山西南部跟着古印度语雅利安混了年，到了陕西跟着吐火罗又混了年，他们怎么会排斥戎狄呢？曾经华族属于一流种族，戎狄属于二流种族。华族对戎狄曾经统治的很好，对天子而言，华狄同殿称臣。只是后来斯基泰玁狁不断地侵略西周，这下子华狄之间乱了套，华狄成为了敌对关系。
呵呵，闲言少叙，说正事儿。那么男，到底是什么呢？应该是周文王“羑里”获释之后，反商行动紧锣密鼓。此时姬姓和姜姓的男人，核心工作是成为杀人的战士，而不是辛勤耕耘的农夫。由此周文王组建一些由姬姓和姜姓所领导的，由被征服的氏族为主要成分的，专侍生产，保障后勤供应的准军事化组织。只要稍加总结就可以发现，商末周初，但凡担负作战任务的诸侯，旁边都有一个负责搞后勤的小诸侯，奄的旁边有宿；顿的附近有许；郜和茅的旁边有极；曹的旁边有戴。极和戴虽不明确是“男”，但《左传》也没有明确他们的所谓爵位。极国，见于《左传.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戴国，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宋人、蔡人、卫人伐戴。”咱们为什么要提及戴国能？因为，唐.《元和姓纂zuǎn》记载，咱们中国有一个十分鲜见的姓氏源于戴国，即“采”姓。采，甲骨文是这样写的
，金文是这样写的
，可见“采”与“男”相得益彰。
既然孟子说“子、男同一位”，既然《酒诰》中说，邦外之“卫”是由“子”担任的；那么《康诰》所说的“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中的“采”，在逻辑上就应该是由王畿之外的“男”履行职责。男，是专门负责后勤保障的团队。
作下小结：咱们讲完了所谓五爵中的候伯子男。候，起初就是职务任命，王派最忠心自己的部族到王畿之外，为自己守边，然后把所驻守的地方分封给了他，封疆列土，为候。但是，一些原本并不效忠于王的氏族，现在开始效忠于王了，而这些氏族原本就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你效忠于王，你原本的土地和子民，在法理上可就属于王所有了。但是王，往往不会真正去要，而是美其名曰，你现在是我的臣子了昂。你原有的土地和子民，我现在正式恩赐给你，你也是我的候。享受封疆列土，为我守护这一方土地。举例说明。咱们讲过商王武丁降服周公刘，讲这段的时候，咱们举过很多甲骨文卜辞例子，咱们再把几则卜辞请回来，请见卜辞：
周方弗其有祸？
周方弗亡（无）祸。
这两段都叫周方。商朝，无论是友好的异姓族群，还是敌对的异姓族群，都叫方。举两个敌对的族群：
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
吕方亦侵我西鄙田。
咱们讲过，土方是夏民遗存，而吕方则是没有臣服商朝的古印度语雅利安人。无论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商朝统统称作方。所以起初商朝称呼周人叫周方，而册封周人之后，周人的族长就变成周侯了。见卜辞：
周侯今夝（晴）亡（无）祸。
对吧，周方变成周侯了。所以诸侯、诸侯，只有候，是法理上的封疆列土。而伯、子这本来是氏族称谓，因为负有王命，就和男一样，都变成职务称谓了。而伯子男，他们驻守的区域无论多远都属于王的甸服。无论你多远，都是甸服，都是王的直属区域。举例说明，当然没有直接的例子昂。曲线举例，呵呵。例子一：《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卫顷侯贿赂周夷王，使卫国从伯变成了候。卫国是诸侯伯长呀，为什么还要贿赂周天子，从伯变成候呢？必有其原因，什么原因呢？你看看这一条是不是原因？《左传.昭公十三年》中有这样的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因为甸服的贡赋重，所以卫顷侯厚贿周夷王，从伯改为了候。你可能会说，周夷王他脑袋进水了，为了一把好处就不管以后了？我告诉你周夷王为什么会同意？根本原因，是周朝带有氏族共治的成分，诸侯的贡赋不是周王独有的，而是所有姬姓国人共有的，所以周夷王才会接受贿赂，把卫伯改成了卫候。而且我告诉你周夷王他是谁。你可能不知道周夷王是谁，但你肯定知道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周夷王是周厉王他爹。周夷王曾经跟周孝王抢天下，姬周氏族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周夷王才会接受贿赂，抓一把是一把。例子二，见于《穆天子传》：“见许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辞曰：‘去兹羔，用玉帛见。’许男不敢辞，还取束帛加璧。”
周穆王召见许男，按照规矩，许男应该执羔觐见。羔是什么呢？就是羊羔。按照周礼，你去见别人，见天子也好，见别人也罢，你随身得携带礼物。而这个礼物则是有明确等级的，天子和诸侯是一等，都是持玉帛，就是一块玉璧加上五匹丝绸；卿士执羔，就是最高级别的官员，随身携带的礼物是羊羔；大夫执雁，就是级别低一点的官员，随身带的礼物是大雁；士持雉，就是野鸡。士农工商嘛，士送礼拿野鸡。而真正的农民，即庶民执鹜，就是拿鸭子；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最低，送礼拿鸡。这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许男觐见天子，之所以执羔？因为他不是诸侯，所以按照周礼他应该跟卿士一样，执羔觐见。但这个时候，王权与姬姓宗室之间关系很紧张，周穆王为了拉拢异姓诸侯，许男是姜姓嘛。齐吕申许，姜姓四族嘛，特别姜姓申国，在西周历史的后期，举足轻重。周穆王为了拉拢姜姓诸侯抗衡姬姓诸侯，抬举许男，让许男以玉帛觐见。上述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至少伯和男，肯定是属于甸服。而子，也应该是甸服。东虢是子这是很明确的，东虢是不是甸服不清楚。但历史上的郑国则明确是甸服。东虢和郐国被郑桓公吞并了，这才有了河南的郑国。当时的周王是周平王，周平王为什么会允许郑国吞并东虢和郐国呢？因为郑国是周平王一伙的，而东虢和郐国是周携王一伙的。不知道历史上还有个周携王哈？东周初期二王并立。就是说，至少东虢这个子，应该是甸服。那么既然伯和男是甸服，这是明确的，那么子在逻辑上也应该属于甸服。
好了，所谓五爵的百分之八十咱们已经讲完了，下面咱们讲“公”。公到底是什么？答，公是尊称。那么什么人称公呢？《春秋》上记录的公不计其数，但总结起来无非两种情况，一是生前称公，二是死后谥号称公。《公羊传.隐公元年》东汉.何休注曰：“《春秋》以臣子书葬者皆称公。”《谷梁传.隐公三年》东晋.范宁注曰：“至于即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这两位说的都是死后谥号之公，无论国家大小，君主死后都可溢美称公。那么是否有生前就称公的呢？生前称公的都是些什么人？咱们只在最具可信度的青铜器铭文中找寻线索。什么样的金文能够保证所记载的“公”不是谥号称公呢？周王册命仪式上的“右”，便有生前即称公者，因为周人有列鼎制度，青铜礼器是生前地位和世袭权利的凭证。受到天子册封，即时铸器铭文，绝不可能漫不经心出现后人替先人铸鼎的情况。下面咱们就举例生前称公者，出字幕，你自己多读一会儿好吗？我喝口水。
郃（）簋右者，康公。册命的职务，“作司土（徒）。”
（）方鼎右者，穆公。册命的职务，“用司六、王行，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
曶壶右者，邢公。册命的职务，“作冢司土，于司成周八。”
南宫柳鼎右者，武公。册命的职务，“司六。”
师（）簋右者，迟公。册命的职务，“官司丰还（苑）左右师氏。”
询簋右者，益公。册命的职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毚chán夷、秦夷...”
以上几则铭文足以证明，宗周时代的确就有高官，生前称公。从被册封者的职务来看，或司徒、或司马、或司空、或东八师的总司令、或西六师的总司令、或守卫丰京的部队长官、或周王近卫部队的长官。依照右者要高于被册命者的规矩，能给三司和总司令作“右”的人，只会是周王的卿士。由此咱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生前称“公”者，都是周王的“国务总理”，即卿士。的确是这样吗？咱们再找例证：《班簋铭文》：“隹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xū，王令毛白（伯）更虢城公服，（屏）王立（位），乍（作）四方亟（极），秉緐fán、蜀、巢令，易（赐）铃（勒）。咸，王令毛公邦冢君、土（徒）...”这则铭文是最好的例证，周王命令毛伯取代虢公的职务，转过头对毛伯的称呼就变成了毛公。再举一个咱们熟悉的例证。
《令彝铭文》：“隹（唯）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亖（四）方，受卿事寮。…隹（唯）十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咱们曾经聊过周公姬旦的儿子明保，“明”是名字，“保”是荣誉称谓，即太保。咱们也曾聊过“三事四方”是周朝卿事寮长官卿士的职责。明保要担任的是成周洛邑的卿士，铭文写的很清楚，明保到达成周上任之后，即被称为了“明公”。
通过以上铭文咱们可以明确，如果担任周天子的卿士，就会被称为“公”。但公更多的就是尊称，如果你不担任卿士，也就不再被称公了。举例，《大雅.江汉》说：“文武受命，召公维幹。”而到了《小雅.黍苗》则说：“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召公变成召伯了。但是不能把公和卿士完全画上等号。公就是尊称。《春秋》之中，实际上只有宋国国君始终称公。而咱们讲过，宋国这个国家太特殊了，起初在周武王和周公姬旦的眼中，宋国就是遗存下来的商国，宋君就是商人之王，只是天下不能有两个王，所以宋国君主始终被称为宋公。而鲁国实际上是被称为鲁候的。
总结：呵呵，一句话，咱们中国周朝实际上是没有五爵的。五爵是汉朝人创造出来的。当然了，我这么说，肯定会有朋友不服气。不服气没用呀，你得拿出证据来呀。当然了你不能拿汉朝以后的典籍作证据，你得拿秦朝以前的。如果你能驳倒我，我心悦诚服向您顶礼膜拜。很多朋友的证据，实际上我都能想出来，肯定会有朋友拿这个当证据，见于《左传.庄公十八年》：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他肯定会说，如果若的确就是没有五爵，那么左丘明为什么还会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件事的背景你就明白了。这个王是周惠王，虢公咱们就不用说了，而这个晋候则是晋献候。话说周惠王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继承权很不牢固，因为他有个叔叔名字叫王子颓。当时周臣们分作两帮势力，很少的人，力挺身为太子的周惠王，而更多的人力则是力挺王子颓。晋献候的爸爸晋武公曾经就是王子颓的拥趸。但是晋武公很快就去逝了，晋献公即位。这个时候的周惠王也刚刚即位，虢公引领着晋献公去朝觐周惠王。周惠王很高兴，因此曾经的敌对份子现在来朝觐我，代表着臣服。所以周惠王格外开恩，给晋献公的赏赐与虢公一样。正因此，左公秋明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家虢公是王室卿士，而晋献公就是个甸候嘛。所以例子不成立，呵呵。
您可能还是会不服气，说，孟子可是亚圣呀，孟子明明就是说有五爵嘛！我这样回答您：您说，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昌盛于邹鲁大地？的确就是因为上天降下了孔圣人，但孔圣人的思想从何而来呢？是突兀生出来的？如果您若是读过《古文观止.郑伯克段于焉》，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的感觉是，在郑庄公时代，儒家思想就已经初现雏形了。郑庄公比孔圣人早了年。任何思想，必然都有它孕育的土壤。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无非是一个“礼”字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夫子教导我们，每个人要安于自己的位置，别造反。孔子为什么会怎么想？就是因为曾经太没有礼了，弑君篡位，偷情淫乱，物极必反嘛。所以在孟亚圣的脑海中设想出一个明确的等级，不是很合乎逻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