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兕（sì）”这种动物，并不那么神秘，应该就是犀牛——更早的古人管“犀”叫“兕”，稍晚的古人称“兕”为“犀”。
《说文》曰：“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坚厚可制铠。象形。”
段玉裁《注》：“野牛即今水牛。与黄牛别。古谓之野牛。……郭注《山海经》曰：犀似水牛，猪头庳脚。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
清代著名训诂学家郝懿行考证说，“三”字衍，就是说，兕非重三千斤而是重千斤。
有人说，《山海经》是最早记载“兕”的古文献。
这就错了。
最早记录“兕”的，是殷商甲骨卜辞，而且不是一版几版而是不少版。
比如，“《合集》”卜辞记载，帝乙时捕获一只白“兕”，别于通常青色，以为珍奇，遂刻辞记此事于“兕”头骨。
在当时，“兕”作为凶猛大型野兽，捕获大约不易。所以，多版卜辞记载“擒获”的“兕”常为一只两只。
但也有多的时候。
编号“《合集》”卜辞记载，商王某次狩猎“允擒十兕”。“《合集》”卜辞，则记录“获兕十一”。
还有捕获更多的记载。
“《屯南》”卜辞，“获兕三十又六”。
最多的，是“《合集》”卜辞，“擒，兹获兕四十、鹿二、狐一。”
（记录获兕四十的甲骨，《合集》）
由此可知——
第一，商末的时候，中原一带的“兕”数量不少。胡厚宣先生在《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一文中，引一条卜辞说，商王狩猎曾追逐百余只“兕”——“囗子卜，囗，贞王逐百兕，阱。”
第二，一次捕获三十多只、四十只大型的“兕”，亦可见当时商王狩猎规模之大，技能之高超。
卜辞中，只记载捕获过“兕”而无“犀”。
目前释读的卜辞，共载有九种狩猎捕获的“哺乳动物”，为“虎、象、兕、豕、鹿、麋、狐、兔、麑”。
（篆体“兕”字）
但考古中发现的殷商狩猎哺乳动物骨骸看，则有十九种——为：狐、貍、熊、乌苏里熊、獾、虎、豹、猫、鲸、黑鼠、竹鼠、田鼠、兔、獏、犀牛、肿面猪、猪、獐、鹿、麋、扭角羚、象、猴。这些骨骸均为非驯养动物。
上述卜辞记载的九种猎获哺乳动物中，唯一未见于考古发现的，是“麑”。
请注意——甲骨文中未见“犀牛”的“犀”字。但考古中发现了十余处“犀牛”骨骸遗存。
由此推断，甲骨文的“兕”，所指的，就是后来被称为“犀”的这种动物。
（甲骨文“兕”字）
从文字学角度说，“兕”“犀”属于“叠韵”。
“双声叠韵”是汉字孳乳的规律之一——“双声”指声母相同；“叠韵”指韵母相同。小篆“兕”字，一定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的；“犀”字很可能在周代由“兕”孳乳而产生。
殷商之时，中原一带温暖潮湿，大量亚热带甚至热带动物活动于此。塞北张家口的商代遗址中，亦曾发现大象遗骸。
据徐中舒先生考证，河南代称的“豫”，其左边部首“予”实为“邑”之省略，本义是“大象之邑”。
后来，气候逐渐变冷，不少喜热动物逐渐南迁。至战国时期，韩非子说，黄河流域一带很难再见到大象了。
（洛阳博物馆出土展品）
西周的时候，中原应该有“兕”这种动物。所以，《周礼·考工记》说“兕甲六属”，“兕”皮被用来作铠甲。
春秋的时候，“兕”在中原仍未消失。
《左传·宣公二年》载，宋国的华元自夸说，宋国“牛皮则有，兕虎尚多”。这一年，是公元前年。宋国的国度，在今河南商丘。
学者们考证《山海经》，其最初应为西周王室的舆图档案，后来外流于世，经过不止一人亦非一次的补缀编纂。特别是《海经》部分，既纳入楚地山水风情，又吸收海岱舆况人文。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史籍载，舜葬于“苍梧之野”，在湘南九嶷山。说“兕”活动于“湘水南”，与战国末期的气候条件应该相吻合。
《后汉书·章帝纪》载，蛮夷献生犀白雉。公元50年之后的时候，中国的南方还有犀牛活动是可信的。
再后来，“犀”继续南迁，逐渐退到了中国境外。现在的犀牛，尚存四属五种。但不论哪一种，也不管几“角”，其祖先，都是“独角犀”。
著撰《说文》的许慎，包括他之前的《尔雅》作者，再算上前前后后的不少人，都无缘见到甲骨文，不识“商兕”真面目，将其描绘得神神秘秘、模模糊糊，就大可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