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尚往来备受推崇，赠礼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赠礼贯穿于统治阶级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赏赐作为一种特殊的赠礼形式，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褒奖和恩赏，是君主对臣民及周边民族的施舍行为，是君主与众人交好的方式，在本质上是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
西汉时期是礼乐文化及各项制度形成和确立的重要阶段，赏赐制度的继续发展不仅是对先秦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成为后世赏赐制度参考和借鉴的重要对象。
史前时期的赏赐现象
赏赐的起源很早，在前国家的史前文明时期，政治家们就意识到赏赐的必要性，据古文献记载，可发现远古时期的赏赐踪迹。《尚书舜典》中天子每五年到四方巡察一次，此时四方诸侯分别朝见天子，向天子述职，而天子也会考察他们的政绩，对有功绩的诸侯赐予车马衣服。
另外《尚书益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只是此处涉及的赏赐对象是广大民众，只要他们有功劳，天子也会给予车马衣服的赏赐以示表彰。
诸如此类的行为表现了在原始时期，首领会采用施惠的方式来安抚民众以获取支持。如帝舜所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
远古时期的先王己经意识到君主与民众的一体性，国家的完整需要民众的守护与支持，君主更需要谨慎对待君位，要恭敬的施行民众所希望的善美之事，其实质便是要懂得施舍之道。
夏商周时期的赏赐现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逐渐产生，而赏赐制度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夏商周时期的君主继续延续先人传承下来的这一传统，或者说他们己经意识到赏赐行为对统治地位的维护和对民心的凝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夏王讨伐有扈氏时作保证，在动员大会上申明将士要执行命令，对执行命令的将士，胜利后将在祖庙得到赏赐，即“赏于祖”让他们享有至高的荣誉。
从赏赐原因来看，这是早期军功赏赐的雏形，国家产生后，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侧面说明了军队在维持国土安全中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军功赏赐的重要性。
汤作为商的开国君主，知人善用，执行有德加官，有功必赏的原则，如《尚书仲虺之诰》中说：“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和礼乐文化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赏赐形式也更加多样化，首先它沿袭了前国家时期车马衣服与食物的恩赐。如《仪礼觐礼》载：“天子赐厚氏以车服”。
其二，天子赐乐器及兵器，其三赐臣下冰，《周礼凌人》中凌人掌管藏冰出冰的政令，夏季暑气盛之时，天子以冰颁赐给臣下。
另外，西周职官制度进一步完善，据《周礼》记载，有许多官员涉及天子赏赐之事。官员都是根据需要来进行设置的，上述有关天子赏赐的职官不一定身居高位，但他们的存在足以说明西周赏赐的普遍性。
春秋战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国兴起，政治和经济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但周王室的地位无可替代，它在维持政治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期望能利用对诸侯的赏赐来挽救衰败的王国统治，所以周天子的赏赐是此间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周天子赏赐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广泛且丰富，其中赏赐土地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如秦襄公在平王东迁时功不可没，“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除此之外，还有武器的赏赐，如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城濮之战后周襄王赐晋文公，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周天子的赏赐，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目的也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的人群进行赏赐。
晋国春秋时期称霸最久的国家，因御戎有功，闵公“赐赵夙耿，赐毕万卫，以为大夫”，又因魏绛和戎有功“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春秋战国时期赏赐制度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不仅周天子对诸侯和臣民进行赏赐，逐渐崛起的诸侯王为了加强国力及争夺势力范围也在一定条件下赏赐臣民百姓。
秦朝时期的赏赐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秦国起步较晚，且处于西部边陲之地。春秋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平王东迁，在此过程中，秦襄公将兵救周，又以兵送周平王，因而被封为诸侯，以此开启了秦国富强之路。
“战国初期的秦，像一个营养不良的病人”不论是经济或军事实力，还是赏赐力度在当时都不突出，它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才逐渐登入战国争雄的舞台，此后赏赐现象也逐渐增多。
秦朝虽二世而亡，统治时间短暂，但从史书记载中亦可追寻到皇帝赏赐踪迹。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开端，秦朝时期尚未成熟的赏赐制度也为后世提供了参考模板。
先秦时期，统治者将赏赐视为一种治国手段，早在前国家史前文明时期，统治者就意识到赏赐的必要性，并在日常治理中推行这一政策。
夏商周时期，国家产生，君主对远古先王遗留下的赏赐传统继续传承和发展，赏赐对象和内容更加丰富，同时统治者利用赏赐获益颇多。
秦汉时期，封建统治者对先人留下的政策和制度进行考量并继承，赏赐作为一种治国手段和施舍方式被君主采用。
文化一词由来已久，按传统观念来看，它包含对历史传统与习俗的延续，赠礼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贯穿中国历史的整个过程。
莫斯在《礼物》中对礼物的馈赠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他指出古式社会的基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赠礼与回礼都具有义务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亦是如此，君王对臣民的馈赠不仅出于道德考虑，更是政治需要。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首领就知晓馈赠礼物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的君王均用物质或名誉来笼络人心，从本质上说这是君主对臣民的施舍，纵观先秦历史可知这种施舍得到了臣民的拥护与支持，对政权的维护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汉是继秦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王朝，统治者们为了巩固政权，强化中央权力，进一步推行了先王遗留下的赏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