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将继续依据中华古老文化典籍和现代的考古成果，对史前史和人类文明起源进行探讨。）
《周礼》本身并没有提到它记述的是哪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后来的说法也是众说纷纭。汉代刘歆认为它是“周公之太平之迹”。而到了宋代出现了另一个说法，认为《周礼》一书的刘歆伪造的。以后，各朝各代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战国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呢？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周礼》所记叙的社会模式后人没有办法从哪个朝代找到其存在的可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商鞅，我觉得要讨论的问题是，《周礼》社会模式的原型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完整的社会模式，远不是原始初民所能构建的，而且从现在所能了解的史料看，汉代以前没有哪朝哪代能够形成如此完善的社会体系。
这算不算说明，中国完善的社会模式不是从当时的某个朝代描摹下来的，没有描摹也难以说它就是一种想象，应该探讨它是不是另有蓝本？我认为，这个近乎完美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从另一个文明社会承继过来的，这个文明社会就是上一次文明。
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远？自本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历史学家推翻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整个学术界。
自19世纪以来，学术界把文字、城市、青铜器等出现和形成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对这种“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作为评估文明形成标尺的现象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方法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既缺乏科学性，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
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评估标尺的确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究科学，讲究学术规范性，只有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了世界各大古文明的基本内涵或特质，才能使理论模式与古代文明的历史实际相符合，也才能使确定的标尺具有普遍意义。就中华文明来说，其最具特色、最具实质意义的内涵，应该是古代政治家们一再推崇的“礼”或礼制。
学者提出的理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仪之邦的社会文明，礼或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以贯之的要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
在古代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对礼及其社会功能推崇备至。例如，周代的政治家认为：“礼，国之干也”。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了礼在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
因此，自孔子以来，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均以拥有礼乐衣冠教化文明而自豪，并把它视为区别中国与四夷的基本文化尺度。
对文明的标志说了这么多，要强调的是，礼的起源也与承继有关。礼既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也是承继的主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