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先唐舆地知识、观念及相关文献的生成研究”负责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易·系辞下》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不仅强调实践性,更有着浓厚的观念色彩,而地理学也被视作是王者疆理天下、齐政修教的“化民”之学。在古人诸多指称“地理”的概念中,“舆地”一词包含着“谓天为‘盖’,谓地为‘舆’”的形上内涵和“王朝疆域”的政治内涵,比较能体现古代地理学的这些特点。舆地文献是舆地学的成果和载体,也是舆地知识的结晶。春秋及以前学在王官,战国诸子也往往有其职事传统。作为一种专门知识,舆地知识的职掌、传承也与特定人群关系密切。舆地文献就可以视作是他们在各自宗教信仰、职事传统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约下,利用所掌握的舆地知识,来实现其物土化民、解释世界等理想需求的产物。同时,一些文献在传承过程中被经典化,也会反过来对舆地知识、观念及文献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其中,以《山海经图》和《禹贡》两部经典的产生为起点,上古舆地学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体系。其间舆地知识的传承、学说的发展、文献的生成及传播等系列问题,也可以以这两大体系产生过程为中心来进行梳理。疆理天下的需求与《山海经图》《禹贡》的产生在“学在王官”的时代,舆地知识的掌握者本身也是国家机器的一分子,舆地文献也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在巫政合一的夏商时代,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性很强的邦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王朝作为“诸侯之长”,更多以本族邦的立场来判分“我者”与“他者”:对于臣属“封国”主要采取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册封、贡纳等政治手段和祭祀、占卜等宗教手段相结合的管治方式,而对于叛服不定的“方国”则控制力较弱。这样一来,通过宗教信仰来对远方世界实施象征性掌控,也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统治手段。最初的《山海经》是以图像形态存在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作为主体框架的《山经》中的山系及其山神、物怪、祭仪,和散布在山系间的《海经》所记方国、物怪、特殊地景等,而《山经》中的物产知识等内容则以口传的形式流传。这些舆地信息都是在夏商历次朝贡中积累起来的,《山海经图》的主要功能则是在巡守等仪式中,通过神祇祭祀来实现对天下山川万国的仪式性掌控。克商之后,周人通过制礼作乐、设官分职定君臣之分,周王成为“诸侯之君”,五服庶邦也都被视作公共“天下”的组成部分。随着西周“执政公—卿事寮—内外服诸侯—基层邑里”的行政运作体制发展成熟,周王朝对地方的管治力度增强,对天下土事、民事信息也有了更充分的掌握,出现了备载山川、封域、民户、物产的“东国图”“天下土地之图”等舆地文书。从《禹贡》所描述的九州疆域和五服格局来看,它应当产生于西周中晚期。其中的九州疆域、土田等级、贡赋制度等内容,应该是以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图”等舆地文书为依据的。这部分内容的编写,旨在为王朝“疆理天下”提供指导。同时,《禹贡》依托大禹治水史事行文,其九州贡赋部分也模拟了夏代《大夏》颂歌,这强调的是周人对夏代“九州”法统疆域的继承和周王权的合法性。《禹贡》的出现,是早期国家治理模式走向成熟的结果。儒家、阴阳家的传承与两大舆地学体系的形成东周以降,王权陵夷,知识阶层逐渐从国家机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舆地知识的掌握者和文献的缔造者,《山海经图》和《禹贡》就成为他们重构舆地学的主要知识资源和经典依据。知识阶层的不同群体有其各自的职事传统,这使得他们在《山海经图》和《禹贡》的传承上各有侧重,东周舆地学也由此发展出两大体系。《禹贡》体系的主要传承者是“出于司徒之官”、尊崇六经的儒家,其学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从数理、礼制方面阐释西周洛邑“土中”说而产生的“择中立都”学说,见于《周礼》《荀子》等;按东周疆域格局“改造”《禹贡》九州说而产生的各种“九州”学说,见于《周礼》《容成氏》《尔雅》等;在《禹贡》五服五千里说基础上衍生出的“中国—海—荒”三层天下观,见于《逸周书·明堂》《礼记·王制》等。《山海经图》体系舆地学的传承,与出于“羲和之官”、注重宇宙论建构的阴阳家及其后学方士关系密切,主要成果有二:一是《山海经》从图到文的转化。基于对“国用”的重视,原先被付诸口传的物产知识及怪物的药用、禨祥等内容被写入《山经》;而远方异民、物怪等知识则被编为《海经》,其意在使“圣人能通其道”。二是邹衍的“大九州”学说的提出。“大九州”学说是以《山海经》为主要知识渊源、以天学步算为数理依据推演出来的,其目的在于突破《禹贡》以“九州”为法统区的天下观,挑战周王权正统性,以为田齐称帝扫除障碍。这两大体系不仅在知识、文献依据和传承者上各成一派,而且在世界观及相应的“化民”理念上也继承了《山海经图》和《禹贡》最初的思路:《山海经图》体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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