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城濮之战”前,晋国是北方日益强大起来的国家,而楚国则是南方大国。那么,战前两国的总体国力分别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晋国,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之久的晋国公子重耳历尽艰辛,最终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国即位,即晋文公。文公执政后,在晋武公、晋献公的基业上进行一系列改革,让晋国快速崛起。
政治上,建立卿制,进一步削弱公室地位,任贤使能,随其逃亡的狐偃、狐毛、赵衰、先轸、介子推、颠颉、魏犨等人均得到重用。同时,通过处罚其流亡功臣颠颉以整饬朝纲,又通过伐原之役树立政治诚信。
在党争问题上,晋文公宽宏大量,宽恕两次奉命追杀自己的寺人勃鞮,晋国政治空前团结统一。
经济上,晋文公崇尚简朴、开发农田,“通商宽农”,促进晋国经济强盛,民众富裕。
军事上,在晋献公“作二军”的基础上,于公元前633年,“作三军,谋元帅”,将二军扩充为三军,以上中下为番号。并且积极训练士卒,增强战斗力。
我们再来看楚国,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国自“齐桓公始霸”起就开始不断强大,“文王六年……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大。”
又有“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说明楚国在距“城濮之战”四十六年前,即“齐桓公始霸”时就已沃野千里,是南方最强的诸侯国。
而后陆续“伐许”、“伐黄”、“灭英”,助鲁伐齐,各诸侯国相继与之结盟,如《春秋·十九年》有“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春秋·二十一年》又有“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可见,楚国自“齐桓公始霸”到“城濮之战”开战前的四十六年间,国势不断强大,综合国力处于上升趋势。
对于城濮大战的双方兵力,是后人按现有的史料来计算是:晋军两万,楚军四万多。
《左传》在载城濮之战时,仅说到晋军临战时有兵车700乘。同时叙述晋军从出征到参战均是三军齐出动。后人按兵车700乘,每车配员30人计算得到晋军二万。实际上,每车30人仅是按《周礼》的规定和西周的定制,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如此。
春秋时代,各国基本都是自主决定编制。如今一些历史资料有关春秋兵车配员还有5人和75人两种提法。
比城濮大战稍前,前659年齐桓公派公子无亏援卫,率兵车300乘,甲士300人,平均每车10人。
稍后,前589年晋国伐齐,出动兵车800乘,6万余人,平均每车75人。
可见,仅按照兵车数难以推断兵员数。
不过,战国各家都承认并有详述记载的是:晋军在临战时紧急扩充一军后,基本都三军齐出动的。
晋国在组建第一军时,编制为1.25万人,因此可得出三军为3.75万人。尽管后来又历经攻曹、攻卫两战,但军队整体损失不大。
城濮大战时,晋方又有宋、齐、秦三国参战。“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心来犬”随晋国军队“次于城濮”。
其实,齐国早因楚协助鲁国“伐齐、取谷”,和楚结下仇怨。面对楚、晋之间的战争,它定会站在晋一边攻打楚国。而秦国此时和晋有“秦晋之好”,晋文公的归国即位又是仰仗秦国的,出兵助战也理所当然。宋国在“泓之战”后,一直被楚攻伐,它只能依靠晋的保护,因此也会竭尽全力助晋参战。
晋国通过“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让齐、秦为宋调停,但是由于此时晋已攻占楚的盟国曹、卫,调停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造成齐、秦两国“喜赂、怒顽”,参加对楚作战。对此《春秋》已明确了此事:“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可见,齐、秦、宋三国出兵参加此次战役。
由此可见,晋国兵力估计为四、五万人。
至于楚国的军队及军车数量,《左传》没有说到,只讲了楚军参战主力部队的组成,并说到其“少”。
所谓楚军四万之说,是后人按照汉代人推算出的楚兵车一千四、五百乘推算出来的。
当时楚国无整齐的三军编制,除首都的王室、王族部队外,大部分兵力分散在几十个县一级的封公(包括县公)手中。将楚参战的王室王族部队连同还有的申、息两县部队以及陈、蔡两小国部队,估计应有一千四、五百乘兵车,以及兵力四万余人。
实际上,我们也可从城濮大战的战前部署,看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开战前,由于晋军首次与强楚对阵并经历如此大战,晋文公还一时难以拿定主意,但他仍敢于派出一支军队到楚军归途上设伏,准备截击败逃楚军。要是晋国的兵员不足,他断不会有如此信心。
因此,城濮大战时,双方的兵力应该旗鼓相当。
假如再仔细推论一番,或许晋方人数多一些,而楚方人数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