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分析秦国的人才政策，从秦国、楚国人才政治对比角度分析，秦国崛起的原因，为何能够统一天下，重用异国人才
战国乱世，诸侯争霸，合纵连横，无数鲜血和白骨埋没在历史的荒野中，然而，战国时代又是一个乱世豪杰的时代，涌现出了无数能人志士，例如，诸子十家之流，稷下学宫之流，还有鸡鸣狗盗之徒。这个时期，以新兴地主阶级为代表和世卿贵族为代表的各诸侯国，为逐鹿中原争霸，富国强兵而进行变法图强，一大批政治改革家、谋略兵法家、纵横外交家登上时代的舞台，这些“家”可以看作是人才资源。
西周、春秋时代的选官制度，也就是选才标准是“世官世禄”，也就是说世族成员凭借血缘和宗法关系，世袭罔替的继承官爵和俸禄，而对于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士则基本上被排除仕途之外，到了春秋中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周室式微，特别是到了战国乱世，宗法制度被废除，世袭特权被剥夺，出现了“士”的阶层，由此形成“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面。
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士人摆脱宗法的束缚，实现人身自由、思想自由，有了独立人格，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力量，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士”的阶层优秀者，拥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急于摆脱羸弱、卑贱的处境，凭着自己的智慧，出色的能力晋升为士大夫阶层；于是大批士人，打破阶层，宗族、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国籍的限制，开始活跃于春秋战国时期舞台。
秦国人才标准
秦穆公时期判断人才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要有德，人才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要忠于国君，要为社稷百姓着想；其次要有才华，拥有一技之长，准确的判断能力或者拥有渊博的知识，这样的人才才能够为国家所用，才能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再次，人才要具备用敢于直谏的勇气，作为君主的臣子，只有敢于对君主的不当言行进行进谏，敢于纠正君主的错误，才能避免国家和朝廷遭受更大的损失。
秦献公时期，为了振兴秦国，需要大量的人才，需要招贤纳才，对人才的标准跟秦穆公时期有所不同；秦献公认为，人才的首要标准是智慧能力，对人才的道德标准有所淡化，迫于富国强兵的需要，秦孝公的人才标准更倾向于重才轻德。
秦献公之后，重才轻德的人才标准一直在秦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秦昭王时期的范雎，尽管在道德方面有污点，但还是凭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凭着对秦王献计“远交近攻”的策略，而被重用为丞相；张仪也是品行不端之人，向秦惠文王献连横之策，被秦王任命为宰相。
由此可见，秦国处于战国乱世，诸侯混战的时代，为了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富国强兵放在首位，用最大诚意去招揽人才，那些具备经邦治国的人才，为秦国献计献策的贤士，成为秦主要招揽对象，至于品行是否优劣，对于秦国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
秦国引进人才途径
春秋战国时期，众多人才摆脱宗法束缚，摒弃阶层、国界、流派的限制，纷纷往来各诸侯国，寻找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在战国诸侯国中，秦国人才引进途径是最多样化的，待遇也是最丰厚的。笔者认为，秦国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引荐人才：
引荐方式
引荐入秦，最著名的当属公孙支向秦穆公举荐百里奚了，其实百里奚是虞国人，虞国被晋国灭亡时，百里奚被晋国俘虏后沦为奴隶；公孙之知道百里奚的才能，就劝说秦穆公以五羊之皮赎回百里奚为秦所用；后来百里奚又向秦穆公荐举蹇叔，就这也秦穆公又得到一个得力助手。
秦穆公能够重要本是奴隶的百里奚，突破了秦国当时任人唯亲唯贵的原则，打破了宗法和国界的限制，为秦国人才政策的确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那以后，秦国获得了大量的人才，蹇叔被招纳入秦后，又向秦国举荐了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人才；吕不韦向秦王荐举年少的甘罗，一时成为佳话。
荐举是秦国招揽人才的重要方式，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等连续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共任22任历任过秦国丞相，其中有18人，是通过荐举方式入秦的，比例之高，实属罕见。
应招入秦，这类人大多才能卓越，声名在外，从而引起秦王的注意，以致秦王不惜采取多种手段将他们招入麾下，为秦所用。例如，由余本是戎国人，秦穆公得知他是具有远见卓识之才，是秦国征服西戎不可多得之才，于是使用离间计将由余招入秦国。
齐国孟尝君早就以贤能闻名于世。秦昭王闻其贤，想招他为己用，为此，秦昭王不惜以亲弟弟泾阳君抵押齐国为人质，以求见孟尝君，但这次孟尝君并未答应，直到后来被齐闵王派遣到秦国，短暂为相。
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的能力之强，让李斯都自叹不如，秦王政被韩非的两部著作所折服，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韩非，甚至用攻打韩国这种方式来抢夺韩非，最终韩王在秦国强大武力胁迫下，同意韩非出使秦国。
自荐入秦，自荐入秦也是秦国招揽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卫鞅先后四次晋见和游说秦孝公，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进行游说，这四次他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来阐述君主治理国家的谋略，终获秦孝公赏识。
范雎经过王稽举荐进入秦国后，并未引起秦王的重视，一年后，范雎才通过上书向秦王自荐，才引起秦昭王的重视，得拜客卿。秦国这种允许他国人才通过自荐的方式入秦，打破了阶层的界限，为出生低微的寒士提供了进入仕途的上升途径。
派遣入秦，战国时期，人才之间的派遣，采取借用的方式把别国人才招到本国委以重任，在各诸侯国也屡见不鲜，这也说明了，当时各诸侯国为了社稷发展，为了富国强兵而对人才表现出求贤若渴的态度，特别是秦国尤其突出。
赵武灵王分别派楼绥、仇液去秦国，派王贲去楚国，派富丁去魏国，派赵爵去齐国，这些人后来都被重用。齐闵王派孟尝君到秦国为相，其实秦昭王很早就看上孟尝君了，想招其到门下，甚至拿自己的弟弟到齐国来抵押当人质，笔者在前文讲述过；直到齐闵王二十五年，齐国迫于秦国的压力，孟尝君才被齐国派往秦国为相。
总之，在战国时期，秦国通过举荐、自荐、应招、派遣等多种方式招揽人才，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这也为后期大规模的人才任用奠定了基础。
秦国对人才的利用
当大量人才涌入秦国时，秦国充分利用他们的专长，对这些人量才而用，纷纷委以重任，概况起来，秦国任用人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破格任用，即只要博得君主的赏识，无需通过系统考核，也无需先立功勋，就可直接任用为主持国政的大臣。例如，秦穆公得知百里奚有治国之才，便授其以政，对蹇叔与厚币赏赐。秦孝公非常认可商鞅的“霸道”主义，“依法治理”的理论，直接封商鞅为左庶长，主持秦国变法图强工作。
秦昭王仅凭孟尝君的名声，就拜其为国相；赵国人楼绥，曾辅佐赵武灵王，并赞同其胡服骑射改革；当楼绥被派遣到秦国后，提出“以赵和秦、楚”的主张深受秦昭王赞许，虽后被任命为丞相。秦国的破格任用大多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前，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僚制度逐渐成熟，被破格任用的官员仅有几个特例。
因功任用，人才引进到秦国后，要经过一定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立功，才能被封官赏爵，才能拥有理政实权。例如，甘茂因在平定汉中、蜀国等地的贡献，被秦武王封为左丞相；甘罗因成功游说赵王而为秦国立功被拜为上卿；吕不韦在帮助秦庄襄王夺位有功，被封为丞相；姚贾成功地瓦解燕、赵、齐、楚等国合纵攻秦之盟，被秦王拜为上卿。
秦国这种“量才授官，因功致禄”的原则，为本国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使得秦国在对外开疆拓土，对外战略外交，对内改革图强中受益颇丰。
总之，秦国对引进人才的任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春秋时期，秦穆公以破格任用为主，到了战国时期，对人才的任用逐渐规范化，以因功授政为主，破格任用为辅。秦国在成功笼络大批异国人才的同时，能根据他们的特长，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用来助力秦国的发展，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望尘莫及的。
秦国的人才制度与楚国之比较
秦国与楚国有太多的相似性，都是受周天子不待见的国度，楚人与秦人都是忍辱负重，历险涉远的族群，也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族群，他们在艰难的建国过程中，养成了沉稳与机敏兼并的性格。
秦人以周室之祸得福，楚人因周室之衰落而崛起，这些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机缘。秦人进入文明时期更晚，在宗周文化发育的时候，秦人还在西北边陲养马蓄畜阶段，当秦人承袭周文化的时候，周公的典籍已经散失，这就导致秦国缺乏宗法关键，对于诗、书、礼、乐的周礼文明从根本上就不能接受，秦国逐渐形成了霸权至上的关键。
楚国进入文明期比秦国要早很多，在周成王时，楚国就挤入诸侯之列，随后，楚国不断武力扩张，这其中贵族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类似于周天子分封制的分治联合体。所以，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楚国世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特权远远超过其他六国，因此，秦春两国的历史根源决定了两国在人才体制上会有根本的不同。
秦楚两国文化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性，那么在选拔人才标准上有何不同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秦国重实用人才，以军事人才为主；楚国重品德，以民本思想为准
秦国偏居中原西戎僻壤，长期被中原各诸侯国所歧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秦国国君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立志富国强兵，意识到人才是重中之重，在人才选拔上遂以“世俗功利为标准”，放弃部分“人文精神”。
秦国国君这种人才标准与法家的“任其力不任其德”、“程能而授事”的标准不谋而合，于是法家思想被秦国历代国君所奉行，重才轻德成为选拔人才标准。商鞅是秦国富国强兵的一大功臣，但其人品却一直备受争议。
就连一向很公正的司马迁都称商鞅为“刻薄之人”，但秦孝公完全忽略了商鞅以及所创造的法令中刻薄之处，甚至血淋淋的暴力倾向，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注重其能力，而忽略其品行。
再如，魏国的范雎品行不端，为人狭隘，好公报私仇，但其军事才能天赋异禀，提出的“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吞并天下打下了基础，范雎在秦国被重用，也是秦国重利轻德的人才标准最典型的体现。
反观楚国，与秦国相异，更多地注重品德，更多地受“民本思想”影响，民是神之主，君须忠于民，这种民本思想始终贯穿于楚国人才的选拔之中。毕竟楚国是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环境中走出来的，楚国的建立及强大离不开民众的力量。
楚国这种“民本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人才的选拔，有才之人除了具有一技之长外，民本思想也不能缺失，这与秦国重利轻德的关键正好相反。
秦国重用异国人才，楚国偏向宗族内人才
秦国地处西北边陲，是戎狄之地，建国初年，人才远远落后其他诸侯国，国内良将多而少贤臣，为了最大限度地招揽人才，秦国打破地域和民族界限，大开国门选拔人才，无论是本族人才，还是异国人才，只要有才能都能受重用。
秦国以客礼对待异国人才，逐渐形成规范化形态，发展为客卿制度，对这些人才破格利用，委国而听之不疑，量才而用，因功致禄，对待人才注重礼仪，不求全责罚的态度。正是这种用人原则，异国人为秦国的崛起壮大贡献了巨大力量，例如百里奚、由余、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等等。
当然，魏国人张仪善游说，以连横之计破六国合纵之盟；楚国人范雎提出远交近攻外交战略，蚕食诸侯；楚国人李斯通律令；他们都得以官拜卿相。此外，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楼绥为赵国人等。其他诸侯国与秦国相比，并未突破宗法制的束缚，不像秦国那样大胆使用外人，尤其是楚国，举用人才，却还在遵循“昭旧贵，爱亲戚”的宗法制度。
秦国对外来人才偏爱甚于楚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秦国多良将而少贤臣，但楚国人杰地灵，人才济济，有“惟楚有才”的称号。秦国地处于西北戎狄之地，行戎狄之教，秦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戎狄风俗的烙印。戎狄都是尚武治国，必然会缺乏文化教育，国人争相以武功评英雄，如果秦国想走富国强兵的路线，这种文化落后的国度，缺少更多的是贤相而不是良将。
综述
笔者认为，秦国东有晋国威胁，西有戎狄骚扰，且被中原列国所歧视，不与其盟会，面对这样的局面，秦国能够崛起、壮大、并且统一天下，外来人才贡献出了最大的力量。例如，百里奚担任秦相期间，秦国三次东伐郑国，三次介入晋国国君的拥立，一次出兵救楚，同时，在国内对占领地区实行德化，使巴蜀地区成为秦国稳定的大后方，并且施政于诸侯，争取四周少数民族的支持。
此外，来自晋国的公孙支，来自虞国的孟明视、蹇叔，来自宋国的白乙丙，他们都熟悉秦国对手，为秦国提供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对秦穆公制定正确的对敌战略立下汗马功劳，他们的政治、军事才能使秦国东进计划不可或缺的因素。
秦国东进的同时，还在外来人才的辅佐下称霸西戎，秦国地处西北边陲，为了开疆拓土，争夺生存空间，长期与西戎作战；秦国最初在东进的过程中，受阻于晋国强大的实力，不得不改变战略部署，西征西戎，由余向秦穆公献策对西戎实施特殊战略，内史廖提“遗其女乐，以夺其志，戎王好乐，必怠于政”，这种方法果然凑效。
在由余的辅佐下，秦穆公成功地征服了西戎八个国家，不仅平定多年边患，还极大地增强国力，成为西方霸主，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秦国称霸西戎，为东进建立了不可或缺的根据地，也为将来统一天下打下了可靠的后方，很难想象，如果秦国没有称霸西戎，是不能完成统一大业的。
秦国无论东进还是称霸西戎，其外来人才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离不开，百里奚、公孙支、由余、蹇叔等人的支持。而对于秦国来说，正是由于长期贯彻执行人才引进政策，在改变秦国历史的同时，也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格局。秦国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国，经过几代明君的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最终成为强国，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引进人才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引进人才不仅帮助秦国迅速提高国力，提升在诸侯列国中的影响力，更是促使秦国东进中原，称霸西戎，最终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墨子》、《史记》、《战国策》、《韩非子集解》、《左传》、《商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