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作为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被赋予道德方面的涵义，而在君子之上还有贤人和圣人两个级别。大体上是君子向圣贤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
诸子百家对“圣人”的定义和内涵是有区别的，孔子崇尧舜，墨子赞大禹，兵家尊太公，法家立管仲，后世儒者以周公、孔子、孟子为圣；后世道家以黄帝、老子为圣人；唯独老子说讲的圣人不知是谁。各家对圣人描述的差别体现了其思想主张的差异性，在此不做讨论，本文以《礼记·中庸》为例：探讨《中庸》中对圣人形象的描述。
中庸之道实乃君子之道，“君子依乎中庸”因此在全文中多数章节是用来构建君子概念的，对圣人的描述相对比较少。中庸之道极其高明，虽然是圣人，也有他所不知道，也有他所做不到的。所以“圣人”对儒家来说并不是全知全能近乎神的人。
舜之所以被推崇为儒家的圣人，是因为舜的言行符合了儒家对“孝悌“的定义，不管是父母家人如何对待自己，依然可以孝敬父母，友爱弟弟。舜首先是有“大德”，然后才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儒者认为“天命所归”的必要条件就是一个人的德性，所以做事之前先学会做人，“大德必得其位”，把人做好了，事情也就顺了，“大德者必受命”。
文王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他制定了周礼，规定了每个阶层的人的行为规范、祭祀礼仪以及应该守的规矩。君子最起码得做到“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做好自己的本分，不属于自己的不要惦记。而圣人是属于“君子居易以俟命”，君子做好了之后，等待“天命”降临。由此可见，圣人并不是自己想要做就能做到的，在做好重复的准备之后还需要等待时机。
周公、武王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他们“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儒者不仅仅是讲子承父业，更多是在讲子承父志；不仅仅是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更多的是要讲好父辈个事迹。周公和武王继承了文王参乎天地而制周礼的志愿，进一步丰富了周礼。并且在文王去世之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这就是“至孝”的体现了，也就具备了“天命所归”的“大德”。
圣人在“知、行”问题上，表现出及其的聪明睿知，往往可以“不学而知，不行而成”是因为他们懂得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道理，君子奉行人之道，“择善而固执”，而圣人可以做到“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至诚”，能尽性，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
中庸之道的核心是“诚”，圣人不通过学习就懂得，但是君子必须得学习。所以《中庸》一书本质是写给君子的，君子可以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向圣人靠拢，即使是很愚笨的人只要坚持不懈的践行中庸之道，人家一遍就做到的自己学习百遍，人家练习十次就能做到自己练习千次。照这个方法和态度，夫妇之愚、夫妇之不肖也能知道、做到。
玩味《中庸》：何谓“君子”？
玩味《中庸》：何谓“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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