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意味的碑在最迟不超过孔子时代已作测方位、定时辰等器物使用，作铭记功能使用，最早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上开始。
然而一种学说认为碑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碑”的称谓在周代才出现。如张晓旭在《论先秦碑刻》一文中即写道：“夏商两代还没有碑的概念。碑的概念只是到了周代才出现。”杜玥、李民昌、王鹏江等在其文中亦表明了相同的观点。
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陵文物陈列馆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或者认为《仪礼》乃为西周之礼，故其所载内容理所当然为周代之物。但据彭林的研究，《仪礼》并非周公所制之礼，其中所载“《明堂位》的阴阳家色彩太浓，所记制度又过于齐整，显然不是西周的实录，当是汉儒的伪托。所以，这一说法不足据信。”如是，“碑”最早出现于周代这一定论不成立。
尽管，黄会奇的《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兼辩碑的初始功用》是近期碑刻本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对碑刻出现的年代及功用作了十分详尽的考证。同时从刻辞载体的角度，对于金石之间的转变关系亦作了梳理。
遗憾的是，他并未找到秦公大墓的发掘中与碑刻相关的考证依据：“笔者查阅一九八二年发掘，一九八三年发表的第一次凤翔秦公陵园发掘简报；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发掘，一九八七年发表的钻探简报，根本未提到有木制碑的发现……一一查找相关的引文原文，亦未发现秦公墓中有木质碑的内容。”可见黄会奇的研究缺失了早期碑刻本体的重要考古学环节。
秦陕西凤翔秦公大墓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实物秦公大墓陈列室藏
尽管，诸家学者对碑刻出现的最早年代提出了各自认为合理的判断，然皆缺乏确凿依据。同时，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仅以史料为据而未有实物证明所作的推断，亦不能作为确切的考证结果。
因此，这里将讨论焦点集中于立碑之性质功用，载体(即碑之本体形制)及材质演变，从而对前述问题作出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
战国韩国宗庙碑新郑市博物馆藏人们常常认为石刻的起源即是碑刻的起源，实际上根《仪礼》的记载，最早的碑或为观日影之石柱，以作测时之用；或为定位之用；或为系牲之用，或作下棺之用。大多数碑刻相关的著述中都已提到这一点，然而，他们并未提及碑的使用与当时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战国石鼓文故宫博物院藏事实上，早期的碑无论是作定位之用，或是下棺之用，都是当时礼仪程序的一个部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本身的功用。
例如《礼记·丧大记》记载：“君葬用，四二碑。大夫葬用，二二碑。士葬用国车，二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碑，桓楹也。”碑的使用在数量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等级之别。葛兆光曾言：“礼仪不仅是一种动作和姿态，也不仅是一种制度和风俗，它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没有这套礼仪，个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现，社会的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无疑，此处碑的使用以数量之别恰恰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礼”的制度性特征。
嵩山少室东石阙其次，据彭林的研究：”《仪礼》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三礼之中，《仪礼》的出现年代最早。”尽管，《仪礼》的成书年代尚不能确定，然其”主要是由孔子根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礼仪规制加以编订整理而纂辑成书”。如此，可以确定，至少在孔子时期，宗庙碑既已出现，甚而得到广泛使用。然而，前文所有的分析与推断，仅是以史料为据所得结果。能够与文献相应证的下棺之碑，是在陕西凤翔县秦公大墓的发掘出土的木碑实物。
内容整编自：张宇《碑刻前的碑刻——中国独代碑刻探源》《荣宝斋》年9月刊，感谢荣宝斋杂志及作者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